鄉(xiāng)村老人“干到臉朝天，腳伸直”的現實何時改變？

這幾天，全國兩會傳出的多個關于提高農民養(yǎng)老金的熱議，讓巧哥心里久久不能平靜。

尤其郭鳳蓮，她直言每月200塊的養(yǎng)老金“對農民有點兒太虧了”。

“太虧了！”這三個字，讓人覺得字字千鈞，砸在人心上。

為什么說“虧”了？因為我們的父老鄉(xiāng)親，正在用生命踐行著一句鄉(xiāng)村的流行語：“咱農村人干到臉朝天，腳伸直才不干。”

巧哥的鄰居爺爺，八十多歲還在干農活，去世的那天還在地里。隔壁的奶奶，走的前一天還在菜園子里忙碌。這絕不是個例，而是中國農村極其普遍的縮影。是他們天生賤骨頭，七老八十了還閑不住嗎？當然不是！是他們不愿向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子女伸手。

如果你去農村走走，看到那些在田間地頭佝僂著腰的身影，十有八九是上了年紀的老人。

全國人大代表韓秋香在給農民培訓時發(fā)現，課堂里40歲的寥寥無幾，50歲的稀稀拉拉，60至70歲的老人反而是“中堅力量”。她問一位老人咋還不歇歇，老人的回答只有四個字：“不干咋辦？”

這就是底層最真實的邏輯。如果每月能有一份五百乃至千元的養(yǎng)老金，讓他們覺得手頭有點錢，看病買藥不用看兒女臉色，誰愿意在風吹雨打的田地里“背朝天”地干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今年兩會，代表委員們拿出了實實在在的“藥方”。山西的雷茂端代表建議用3年時間，把70歲以上農民的基礎養(yǎng)老金提到500元 。張學武代表的步子邁得更大，建議分五年提到1000元 。這些數字背后，是對農民的尊重。

然而，每當提出給農民漲養(yǎng)老金，網上總有一種“理中客”的聲音：“農民沒繳養(yǎng)老保險，憑什么拿錢？這不公平！”

說這種話的人，要么是壞，要么是忘本。

早在2009年12月，巧哥就發(fā)表了《對不起農民的中國人》，在該文中講到農民的話語權問題，農民從來還沒有享受到國民待遇問題，中國的窮人大多在農村，金融剪刀差、土地價格剪刀差、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勞動力價格剪刀差，使得農業(yè)長期處于虧損狀態(tài)。巧哥著重剖析了計劃經濟年代和改革開放后農民的偉大貢獻。

今天，巧哥不想談情懷，只想用幾筆粗線條的賬，跟這些朋友算算，農民到底繳沒繳？

第一筆賬叫 “價格剪刀差” 。據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的“農業(yè)投入”總課題組估算，在1950-1978年的計劃經濟年代，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從農業(yè)身上提取了約5100億元用于工業(yè)化起步。改革開放后，這個差額不僅沒縮小，在1979-1994年間反而擴大到15000億元 。

那個年代，農民餓著肚子，把最好的糧食交了公糧，城里人吃的平價糧，每一口都浸透著農民“勒緊褲腰帶”的奉獻。

巧哥生在農村，長在農村，還當過八年農民。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父輩們用獨輪車推著最好的糧食交了公糧和公購糧，。碰到欠收年，我們一年有半年是吃不飽飯的，菜煮粥，蘿卜絲煮飯是飯少蘿卜絲多，到了冬天只吃兩頓，也吃不飽。

后來責任田到戶，不再餓肚子了。巧哥推著獨輪車，把家里最好的糧食交了公糧，還把多余的糧食賣給國家。

第二筆賬叫 “勞役付出”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知道“義務工”是什么。修水庫、挖河道、建公路，都是農民自帶干糧、扛著鐵耙、推著車，無償去干的。僅1950年到1978年，累計就有300億個工作日 。

據官方做出的“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yè)稅后，全國農民每年減輕負擔約1250億元”結論，按此計算，僅改革開放后28年，農民的累計超額稅費、勞力付出就多達3萬多億，占其收入的15%左右。我們今天引以為傲的龐大基礎設施，那一磚一瓦上，哪個沒有農民的汗?jié)n？

當年農村只要男的到了18歲，就要做義務工。為此巧哥在農村務農8年，每年都要去外地做“義務工”。我們駐扎在工地附近的村莊農戶家，大家一字型打著地鋪，早上6點起床，吃完早飯就去工地，午飯在工地吃，吃完接著干，一直干到天黑，在工地的時間大概十一小時左右。無論是晴天，還是刮風下大雨，都是如此地干。

第三筆賬叫 “土地出讓金” 。從1999年到2025年，各級地方政府累計實現土地轉讓收入約83萬億。這其中約90%來自于征用農村土地。刨去拆遷補償和農村建設，仍有約40%（約33萬億）被用于城市建設和行政支出 。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當土地被征收變成高樓大廈時，農民失去了最后的保障，這筆巨大的財富反哺了城市，如今到了工業(yè)反哺農業(yè)、城市反哺農村的時候，給農村老人發(fā)點養(yǎng)老金，怎么就成了“福利負擔”？

巧哥當年也去城里打過工，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

也正因為有了這種經歷，巧哥始終不敢忘！后來雖然離開農村，但依然關注鄉(xiāng)村，常去農村調研，始終為農民鼓與呼，以至成為全國發(fā)表三農評論和雜文最多的人，被媒體稱為“農民評論家”。

著名雜文家阮直先生在一本書中寫道：洪巧俊先生對農民和農村問題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和體會，在民間影響深遠。當時，他也是中國“三農”問題和取消“農業(yè)稅”最早的提出者之一，遠遠早于那些專家，也算是“三農”領域里的一條“鯰魚”效應的制造者，為中國“三農”問題專家、學者提出了另一種角度的思維，來考量“三農問題”。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主編的《時論中國》稱巧哥為“知名三農研究學者”。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巧哥由于創(chuàng)作成績突出，被破格錄取到縣委宣傳部工作后，寫了一篇新聞故事《糧販子碰壁記》發(fā)表在江西日報頭版上，時任江西省省長的吳官正看后，當即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給農民王月忠，感謝王月忠的無私奉獻，不把余糧高價賣給糧販子，而堅決賣給了國家。

這就農民的奉獻，農民的家國情懷！

農民這些付出，難道不是隱性地繳納了社保金 ？

鳳凰網的評論說得好，他們是共和國的“原始股東”，現在企業(yè)做大了，給老股東分點紅，天經地義。

更何況，給農民漲養(yǎng)老金，絕不僅僅是在花錢，更是在“掙錢”，是在給死氣沉沉的農村消費市場注入活水。

經濟學上有個概念叫“邊際消費傾向”。給大款發(fā)一萬塊，他可能存進銀行或者買張機票出國了；但給農村老人多發(fā)兩百塊，他立馬會去鎮(zhèn)上割兩斤肉、買幾盒藥、給孫子買件新衣服。

這筆錢花出去，不是打了水漂，而是變成鄉(xiāng)鎮(zhèn)超市的流水、鄉(xiāng)村醫(yī)生的診費、農資店的生意，最終激活的是整個國內大循環(huán)的“神經末梢”。正如代表韓秋香調研所見，農村老人的錢多花在本地，經營者也多是農民，能形成消費的倍數效應 。

根據2024年的就業(yè)數據，全國約8200萬60歲以上的農村戶籍人口仍在勞動崗位上，占農村老齡人口的63%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本該頤養(yǎng)天年的年紀，超過一半的人還在為了生存苦苦掙扎。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道義問題。

讓農村老人“腳伸直”的那一天，能是在自家的床上安詳地閉上眼睛，而不是倒在勞作了大半輩子的田埂上。

提高農民的養(yǎng)老金，不是施舍，是還債。還能起到刺激消費、活躍經濟的作用，又能提高農村老人的幸福指數，和諧鄉(xiāng)村社會，何樂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