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料赤字”下，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家庭？

記者/楊寶璐

編輯/宋建華

計迎春（中）在進行新書分享座談會上

“為什么要研究‘家庭’？”

在打開《新家庭革命》這本書之前，許多人都有這樣的疑問。他們困于家庭中的雞毛蒜皮，卻只把這些瑣碎的矛盾與疑問歸結于“個人煩惱”。有時候，這種煩惱是細微的針尖，可是針尖戳人也會痛；有時候，這些煩惱像墻壁，用肉體硬碰硬對抗只會更加受傷。而當問題拋向互聯網時——婚戀、育兒、原生家庭……理解的聲音與反對的聲音有著同樣的聲量。

但在這本書的作者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計迎春看來，家庭變革的現象與陣痛，實際上是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必然呈現。這意味著中國傳統父權父系家庭模式正在被父系、母系雙系并重的新家庭模式所取代。“馬賽克家庭主義”理論應運而生——這是中國家庭的一種新模式，傳統與現代鑲嵌交織、代際親密共生、父系母系并重、夫妻軸代際軸兼顧。其中，女性角色與母女關系成為家庭模式變化的核心動力，已婚年輕女性和母親、婆婆通過在育兒、養老照料上的共同協作而構成緊密聯盟。

但這一家庭新模式足以解決全球共同面臨的“照料赤字”嗎？計迎春認為，還應該讓男性更多地回歸到“私人領域”中，去創建更多元、更公平的社會生活組織方式。

以下是她的自述。

早就不是“簡·奧斯汀時代”了

在研究家庭結構之前，我研究過“剩女”現象。那是十幾年前，當時“剩女”被定義為27歲以上未結婚的女性，女性開始推遲結婚是彼時一個比較先鋒的現象。實際上，當時完成高等教育的女性數量剛剛增多，大家受教育的年限提高了，自然結婚時間就會向后推。當時，她們面臨著巨大的社會壓力，最集中的是來自她們的父母。那時候我發現，代際關系對于這些女性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因為她們現代、獨立，她們就不在乎代際關系了，而代際關系一方面很重要，另一方面是有壓迫感的，反映在具體事情上就是催婚。

在中國的家庭現代化過程中，代際關系非常重要，這跟西方家庭或者說西方中心主義的家庭現代化理論不太一樣。該理論認為在現代化過程當中，家庭會出現“核心化”的過程，也就是以夫妻為主軸的“伴侶家庭”，會取代以代際為主軸的“傳統家庭”。

早年我在上海調研，跟一些白領女性去聊，她們會在婚戀方面特別強調門當戶對。這點讓我深感觸動。我當時接受的學術訓練，多多少少是受到西方中心主義家庭現代化理論的話語體系影響，它實際上是一種“傳統-現代”二元對立的發展觀——傳統的是落后的，現代的是先進的，現代的會代替傳統的、落后的東西，所以當我跟那些經濟獨立的現代女性對談時，發現她們也會講到門當戶對，我當時就想，門當戶對不是封建包辦婚姻的金科玉律嗎？現代獨立女性婚姻自由了，也沒有人給你包辦婚姻的壓力，你們怎么會把這個東西給撿起來？

當時我的研究里其實沒有“門當戶對”這個問題，但有受訪者主動提到了，我就把這個問題給加進來。我發現她們講的“門當戶對”跟傳統的“門當戶對”有一致的地方，但更強調個人的對等。個人的對等和家庭的對等是結合在一起的，因為一個人的家庭經濟情況、社會地位，會影響到其教育水平、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這些女性強調三觀一致，她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才更容易相互吸引。通過她們的敘述，我發現她們把傳統的門當戶對和浪漫愛情，奇怪而又毫不違和地結合在一起了。

近一二十年，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多變化，大家的日常生活邏輯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看上去好像變得更加物質了，那是因為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我們的工作成果是用金錢來計算的，維持生活、購買消費品也是要通過金錢來維持的。作為受過教育的理性的人，自然而然就會考慮到這一點，但是不是考慮到這一點就叫變得很功利了呢？我覺得這是非常復雜的。毋庸置疑的一點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大家的經濟理性思想都加強了，這就影響到了大家的價值觀，比如大家現在會用一種看似非常理性的或者學術的詞匯去描述各種關系，比如說用“親密關系”代替“愛情”，管“伴侶”叫“隊友”，戀愛中讓對方開心，叫作“情緒價值”。就是說在我們現代化進程當中，市場經濟成為我們基本經濟制度，就導致了理性化、物質主義這樣的價值觀，影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婚姻制度或者說家庭制度中，核心功能之一就是經濟功能。特別是在東亞，結婚往往是和生育聯系在一起的，你不可能沒錢去生育、養育和教育兒童，在結婚前就考慮到未來可能的一些后果，這是一個非常正常且負責任的考慮。

根據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的觀點，現代社會正在從“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轉型，事實上，在當下所處的世界經濟和政治環境中，不確定性和風險性都在增加。還有一層就是浪漫愛情已經去魅化了。現在“剩女”這個詞大家也不談了，當“剩女”這個詞進入歷史垃圾堆，浪漫愛情神話好像也被歷史翻過去了這一頁，我們已經不再是簡·奧斯汀或者瓊瑤的時代了。

以前我們有一個規范，就是大家都要結婚，這個規范對大家的壓力是非常大的，那些被貼上“剩女”標簽的人，大部分人最后還是結婚了，很多人實際上只是推遲結婚而已。如果你沒有遵循規范，甚至只是節奏上沒有遵循這個規范，就會被貼上標簽，對自己的生活造成壓迫性的影響，但這個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現在的年輕人更加理性，反思性更強，他們就是不想去遵循那個規范。

大家對于浪漫愛情追求的減退，還有對傳統的親密關系的反思也在加強。因為以前的浪漫愛情敘事，實際上有著非常明顯的性別腳本，愛情強調的是犧牲、all in、全力以赴、飛蛾撲火，越慘烈越偉大，越令人向往，但這種犧牲更多是強調女性的犧牲。大家好像現在也不怎么提“浪漫愛情”這個詞，實際上是對不平等的親密關系的反思。

現代年輕人也不是不向往親密關系，他們向往的是一種更加平等、更能凸顯個人主體性的關系。這些詞匯一方面聽起來更理性，另一方面其實是更加平等的詞，年輕人使用的詞匯變了，實際上是他們的邏輯方式發生了改變。這反映的是結構性的變化，是文化規范的變遷，反映出這個世界實際上變得更加多元了。

計迎春和學生們在一起研討

全球化的“照料赤字”

如果要給“馬賽克家庭主義”下一個定義，我會把它定義為：當代中國家庭呈現一種傳統與現代鑲嵌交織、代際親密共生、父母子女相互依賴、雙向奔赴、父系母系家庭雙系并重、夫妻代際關系雙軸兼顧的模式。這其中，不同代際的女性在無酬家務勞動、照料中承擔主要角色，是推動這種雙系家庭模式形成的最核心的微觀性別動力機制。

宏觀上，這還是因為結構性壓力，是新自由主義引領下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的負面后果。因為它高度重視經濟增長、資本的自由流動、資本的積累和利益的獲取，于是不斷壓縮社會再生產的開支、壓縮福利，孩子的撫養要由個人和家庭去負責，因而全球都出現不同程度的“照料赤字”。

而這個結構性的力量，又和其他的結構性的力量結合在一起。我們的工作制度、工作文化是高度內卷的，強調長時間工作，女性工作時間也很長，那么她的家庭生活的時間就少了。而男性工作時間更長，他參與照料的時間就更少。這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勞迪亞·戈爾丁所說的“工作越貪婪，性別分工實際上是越不平等，越傳統。”

而微觀上，我們對養育的要求變高了，要求精細育兒、密集母職，那雙職工家庭工作時間很長，再按照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規范，照料主要女性來承擔，在這三重外力的夾擊下，女性就必須有人來幫忙，那這個人是誰呢？就變成了她的長輩女性，婆婆或者自己的母親，在眾多家庭不停地磨合之下，形成了“全女團育兒照料合作社”。

社會的照料體系不完善、男性又沒有很多地參與到照料中，因此照料的責任大多落到女性肩上，結構性的壓力大多由女性來承受，這就是性別不公平。

對于個人來說，實際上是很難解決結構性壓力的，但肯定是有人會做出不同的選擇。以我的一個男學生為例，他也有一個歲數很小的孩子。現在高校競爭也非常激烈，他也要拼KPI、發論文、拿項目等。作為一個研究家庭的男性，他就很能體會妻子的處境。他妻子也受過高等教育，下班后還要帶孩子，他的媽媽也在這邊幫他們照顧。在這種情況下，他做出的決定就是按時下班，跟妻子去分擔育兒。但是在當下的學術生態下，這個決定其實是一個很難的決定，而且是有后果的。

如果說生育率對我們當下來說是一個核心的社會問題，那就要全社會關注，不能說讓女性不成比例地承擔更多的負擔。低生育率的形成好比一棵大樹，宏觀的照料缺口是根部的原因，而低生育率是末梢上的表征，如果說我們從根本上，把“照料”改為由政府、企業、市場、家庭等各方來進行公平分擔，或許末端其實就沒有很多矛盾了。所以我說育兒應該是多元分攤，政府要做一些，企業也要做一些，在家庭里的個人，不同代際的女性都做了，那男性也要做一些。

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其中公共的支出是非常重要的，此外還要有法律規定來保障，比如說有的企業愿意承擔這種責任，有的企業不愿意，如果不承擔責任的企業在法律上也沒有任何后果，那肯定是不行的。最重要的還是需要社會層面提供更豐富的照料供給。比如要有普惠的、優質的、相對廉價并且安全的照料供給。

我跟我的學生討論，為什么現在建立了一些社會照料機構，但還是有很多人要讓自己家里老人帶呢？這就涉及大家對公共供給的照料服務的信任感。信任感不是說你要有就能有，是需要時間去建立和培育的。

讓男性進入“私人領域”

弗朗西斯·戈德沙伊德等社會學家曾提出了“性別革命”兩個階段的框架。上半場是女性進入公共領域，進入職場。但是女性在進入職場的同時，還兼顧家里的照料，形成了工作-家庭的雙重負擔。而當女性進入公共領域時，男性卻沒有進入私人領域，平等地承擔照料家庭的責任，那在下半場，男性也要平等地承擔照料責任，形成一個“雙職工雙照料”的家庭。

我們覺得這聽上去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但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會這樣做或愿意這樣做。很多人即便這樣做了，也不是一帆風順的，還是要經歷很多掙扎的。

因為男性沒有動力進去私人領域。這就必須得讓照料者被看見、被尊重，并且必須是有酬勞的，因為無酬勞就沒有吸引力，而且還得不到尊重。

我覺得第二個層面就是眼下大家都過度工作的現實。這還是跟我們以生產為中心，以工作為中心有關。我們得承認人是生產者，也是照料者，但工作時間很長，就沒有辦法去照料，因為人只有在擁有充分的時間后，才可能去進入私人領域充當照料者角色，你每天加班到夜里兩點鐘，是不可能去照料的。

還有就是文化觀念。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應該推崇性別平等、倡導多元的男性氣質。照料家庭的男性并不是“變成了女性”，或者不那么男性了，照料的男性還是男性，也是富有魅力富有吸引力的男性，掙錢比男性多的女性，她也是有魅力的女性。

在家庭照料方面，其實沒有什么固定的最理想的模式，但我還是希望這種“雙職工雙照料”的家庭能更多一些。在一個已婚已育的三口之家，或者是四口或者更多的子女的家庭，我認為他們的家庭模式也應該變得更加多元，而社會的人口政策應該去托舉更多元化的家庭模式。

寫作中的計迎春

研究家庭就是研究中國式現代化

我認為研究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的社會正處在現代化進程的關鍵時期，家庭同時也在進行著制度的變遷，我們距離發達國家實際上只有一步之遙。在這樣重要的歷史時期里，家庭實際上承擔著承壓器、傳感器、顯示器和放大器的角色。

研究中國的家庭或者研究中國家庭的現代化，實際上是研究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窗口。家庭對社會的很多維度都有著重大影響，它會影響到我們的經濟轉型、婚姻制度變遷和人口轉型。因為人作為一個生產者，是在勞動力市場上進行生產的，但是人的再生產是在家庭里。如果說“照料再生產”沒有做好的話，會嚴重影響勞動者的經濟產出，會影響到下一代的成長，乃至整個社會的長治久安、經濟轉型和現代化進程。

總體來講，我覺得現在的中國家庭關系比以前更親密了。因為在這樣一個充滿風險的社會里，整個社會的保障制度還在完善的過程中，家庭成員更需要彼此的扶持。尤其是獨生子女家庭，孩子跟父母的互動和感情投入都加深了，中國家庭有一個情感轉向，以前是等級森嚴、情感比較疏離的傳統父權大家庭，現在變成一個親密的小家庭。但這個小家庭又跟西方的個人主義導向原子化的核心家庭不太一樣。就是我講的“馬賽克家庭主義”中所提到的“雙棲雙軸多核家庭”。

在做新書座談活動的過程中，我發現讀者會對這種家庭關系有很多共鳴。有三個比較突出的共同關注，首當其沖就是母女關系，特別是獨生女，她們很多人有著非常濃稠的母女關系，而這種關系又帶來很多的沖突、控制、爭吵、壓抑。

其實“相愛相殺”的母女關系，不僅中國有，西方也有。一些西方研究者也認為母女關系是家庭關系當中最復雜的一種關系。在西方家庭中，母女關系相對其他關系來說也是更為親密的，在親密的母女關系當中，也會有負面的控制、越界、壓制、窒息。

而在中國，獨生女的家庭是很多的，有8000萬到1億，現在估計有可能是在1億以上。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結構性崛起，城市中產獨生女家庭，再加上密集母職、精細育兒的要求，母女之間的關系就變得特別親密，母親只有一個孩子，你所有的希望都在她身上了，你的精力資源都不會再放到別人身上，所以這種關系甚至會演變為一種相互依賴的關系，親密就容易越界，就有可能產生控制，孩子就想逃離。

還有一點，我覺得跟“喪偶式育兒”也有關系。因為父親沒有那么高度地參與家庭生活，所以母女、母子之間的關系就會更加密切。母親付出的更多。她們就會有很多不公平和委屈，可能會把她們的情緒壓力投射到孩子身上。

大家另一個比較關注的點是“全女團照料合作社”，其實這個“家庭照料”不僅僅是育兒照料，也有對老人的照料。有不少女性讀者在分享自己為家庭照料的付出時會哭。我印象蠻深刻的有一次去一個學校里做分享，當時有很多老師參與討論，其中有個老師晚了一個小時來，因為她得先把她的小朋友安頓好，把孩子交給她的媽媽，一切交接完畢后才能過來。現場分享時，她深有感觸地說自己剛從“全女團照料合作社”趕過來。

如果沒有老人的幫助，她們是沒有辦法維持工作與生活平衡的，這個過程中當然也會有沖突，一方面她們關系很好很親密，另一方面她們也會吵架，我記得有一幕，一個讀者是年老的母親，她的女兒把她拉黑了，她很痛苦。另一個讀者是個年輕的媽媽，她媽媽在幫她照顧小孩，但母女倆有矛盾，之前有很長一段時間彼此都不說話，后來又和好了。第二個讀者就從女兒的角度，安慰了那個被女兒拉黑的媽媽，她們倆還擁抱了，就像一對沒有血緣關系的母女和解。

第三大家對于“馬賽克家庭主義”的理論很感興趣，很多人會主動用這個理論去分析自己的家庭，還會問許多問題，譬如是不是我們中國所有的家庭都會變成這個模式？這個模式會一直這樣下去嗎？會時間很長嗎？

有一些女兒跟我講，她們把這本書推薦給媽媽了，有女兒跟媽媽一起讀的，有女兒讀完以后，媽媽再來讀的，她們會有討論。很多女性在讀書交流中反饋，她們其實很困惑家庭中的這些事情，但她們覺得這只是個人的煩惱，等看完書才發現，這不是正在講我們嗎？她們會發現其實很多人也經歷了同樣的事情，而且這個事情實際上是可以用學術理論去討論的，這好像是給了她們一種被看見、被賦權、被解放的感覺。

這對我來講也是一種鼓勵。學者研究的東西，通常只會在小范圍里被閱讀，實際上不會對這個社會產生直接的影響。但在跟具體的人做對談的時候，你會看到許多人哭了，笑了，或者跟其他人形成共振，這種力量實際上是非常巨大的。這其實也是寫這本書的目的與愿景，我希望能去描繪多元的中國女性的圖像，把中國女性的思考、經歷、動機和困境真實地展現出來，放到研究和敘事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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