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
為何影視作品中的商人，不是烈士就是漢奸？
為何只有軍人用生命守國土，卻沒有商人用利潤支撐戰爭？
也許在真實的歷史中，大多數的人既不是英雄，也未必就是叛徒。
或許只是因為非黑即白更容易產生代入感，或許只是因為殉國遠比經營企業更有戲劇張力，或許只是因為那些在夾縫中求生存的灰色生存者并不被大眾接受與認可。
如果不是因為田家泰散盡家財才把機械廠拆掉，或許此時他第一個需要面對絕不是日本憲兵隊，而是由國民政府派出的暗殺特種部隊。
如果不是因為田家泰自降身份向丁玉嬌和張汝賢這兩個下人解釋清楚，或許此時他早就被這對公媳出賣和告發了。
因為在大多數人的認知中，像田家泰這樣的民族資本家，只能表現出寧死不屈與散盡家財的決心，動輒還要有以自殺來明志的決心與行動力。
于是便有了田家泰不愿也不敢簽字的一幕，于是便有了田家泰在狠狠掌摑了兩個帶槍又帶刀的日本軍官，還能順利拿起駁殼槍以死明志的一幕。
在所有人的眼中，像田家泰這種民族資本決不能表現出“不是不愛國，而不能只靠愛國活下去”這種逆大勢與潮流的想法與做法，因為這樣的田家泰只會也只能被貼上漢奸的標簽，永世不得翻身。
可真實的歷史真如劇中田家泰這般永不屈服、以死明志嗎？
在大多數情況下，死亡往往是一種最簡潔、最廉價、最高級用來表達愛國意志與情操的方式。
因為有錢的商人天然是逐利無義的，因為有錢的商人必須依靠放棄利益來證明自己是名愛國者。
當上海在淞滬會戰淪陷之后，當大量沒有撤離或遷往重慶的企業面對合作與死亡兩種選擇時。
大多數的普通人與民族資本家還是會選擇活下來，他們只能在灰色地帶中選擇表面上的合作，他們還會有許多人在暗中資助抗戰，他們時刻都在兩邊謹慎周旋以求活命與保命。
當上海在淞滬會戰淪陷之后，以死明志的民族資本家并不是常態，而是一種個例甚至是極端行為。
如果他們無法像田家泰這般能在日軍眼皮子底下將工廠拆掉并轉移，更多還是會選擇停產觀望、以最低限度經營等方式來應付侵略者。
因為活著比死了更有價值，因為這是一個連日本軍人都明白的道理，即便田家泰把機械廠搬空了，可像他這樣的資本家依舊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大到可以讓兩個驕傲的日本軍人甘愿受辱。
或許我們早就該摒棄商人愛國必須依靠放棄利益來自我證明，或許賺錢與救國在很多時候都是同一件事情且并不相互矛盾。
或許能在大上海立足且存活下來的民族資本與企業，早就不是那種一個人可以拍板與決定一切的家族企業。
他們的個人意志未必可以凌駕于整個企業與現實之上，因為他們需要顧及成百上千員工的生計，因為他們還要顧及來自銀行的債務與壓力，因為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是被結構而非個人意志推著走的。
如果一個選擇或無奈留在淪陷上海的民族資本家，只要跟日本侵略者有接觸，那么他就如田家泰這般被貼上漢奸的標簽。
如果一個這些無法全身而退的民族資本家，在淪陷區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要被絕對的道德化。
那么那些為了保住工廠不被日軍接管、那些避免員工失業甚至被屠殺、那些為地下力量提供掩護的民族資本家，如何才能做到白天不給日軍供貨，晚上卻還要給抗戰輸血呢？
或許我們將投敵這個概念過分簡單化了，或許我們過于忽視經濟戰場這一陣地了。
無論對于侵略者還是被侵略者來說，戰爭絕非只是槍炮、間諜與刺殺這么簡單，而那些被控制在侵略者手中的民族資本家也并非只是背景板這么簡單。
或許田家泰本可以不選擇以如此英勇的方式下線，或許茍活下來的田家泰遠比成為烈士的田家泰對抗戰幫助更大。
也許抗戰中的民族資本家，不該被逼著做道德選擇題，也許他們多希望有人幫自己做生存博弈題。
或許對抗戰中的民族資本家來說，他們最大的原罪并非是逐利二字，而是不得不在國難中繼續保持且堅定的逐利。
關于《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解讀暫時先寫到這里，更多精彩解讀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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