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新征程 —— 成都“十五五”規劃30問①：創新成都

《綱要》明確提出深入實施“立園滿園”行動，并從增強園區綜合承載能力、激發園區科技創新動能、深化園區制度創新實踐、優化園區發展營商環境四個方面，對該項行動的重點任務和路徑舉措進行全面部署，為更好發揮園區作為經濟發展的主戰場主陣地作用提供了方向指引。“十五五”時期，要立足國際和國內經濟雙循環互動格局變化趨勢，進一步強化園區著力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對接融入國家區域重大戰略、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強園區發展提質增效等戰略性舉措，為成都市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和國際化大都市提供堅實支撐。

一是進一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園區成為成都市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排頭兵。發揮園區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集聚的優勢，深度參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工，全面提升進出口貿易質量和效益，優化引進來利用外資、技術和管理的布局，拓展走出去對外投資、運營、布點的領域和國別。強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特色領域合作，進一步挖掘中歐班列（成都）、西部陸海新通道的潛能，積極探索制度型開放的路徑模式，帶動成都市開放型經濟水平不斷提升。

二是深度對接融入國家區域重大戰略，打造園區成為成都市參與國內大循環的戰略支點。充分依托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重點布局，加強與長江中游城市群、長三角一體化等戰略重點區域及各類園區的聯動協作，提升成都市園區發展的集聚輻射能力。持續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協同、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等國家區域重大戰略實施的對接，拓展園區商品、服務、要素流動和資源配置的效能，提升成都市在國內統一大市場建設中的戰略位勢。

三是加快培育壯大現代化產業體系，促進園區建設成為成都市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戰略高地。加快電子信息、裝備制造等傳統優勢產業升級換代，推動集成電路、新型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聚鏈成群，有重點布局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來產業，積極培育貢獻大、潛力足的新興支柱產業，夯實園區構建成都市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座功能。加大園區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推動產業鏈、資金鏈、技術鏈和人才鏈協同支撐，支持園區率先開展數智化、綠色化、融合化體制機制先行先試，加快形成與園區新質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

四是加快轉型升級提質增效，推動園區成為成都市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的重要引擎。優化各級各類園區的空間布局和功能定位，嚴格管控園區的空間無序擴張，有效降低園區間產業趨同和內卷式競爭，加強園區間產業關聯配套和錯位發展，促進不同園區實現分工協作和優勢互補。加快提升園區空間開發效益，合理制定不同類型、規模和水平園區的畝均投資、產出、利稅等效益指標標準，引導園區布局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消耗、低排放的產業業態，不斷提升園區的可持續綜合競爭力，帶動成都市經濟增長新動能的培育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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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質生產力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的先進生產力質態。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為出發點，以“發展新質生產力”為落腳點，進一步強調了科技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則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基本路徑。

當前，成都擁有161家國家級科技創新平臺，在集聚國家實驗室、大科學裝置等“國之重器”以及“中科系”“中核系”“中航系”“中電系”等大院大所上具有顯著優勢，為航空航天、生物醫藥、核聚變能等領域實現技術革命性突破奠定了堅實基礎，但還存在高價值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不足的現實問題。

因此，《綱要》立足習近平總書記來川視察期間“在推進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上同時發力”的重要指示，圍繞建設全國重要的科技創新中心，將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高效轉化深度融合作為引領新質生產力培育發展的戰略選擇，并在提升創新策源能力、加速科技成果轉化、優化創新生態環境三個方面進行深化部署，旨在構建起貫通創新鏈產業鏈關鍵環節、集合多元主體的“創新叢林”。具體來看，《綱要》對成都“十五五”時期強化科產融合、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謀劃部署，可以歸納為兩條路徑：

一是從科技端發力，形成“科技-轉化-產業”的技術驅動路徑，充分釋放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對產業發展的賦能效應。立足成都高校和科研機構眾多的優勢，系統打造“高水平實驗室體系+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產業技術創新平臺矩陣”，夯實“0到1”原始創新能力。同時，健全科技成果發現和評價機制，適時布局建設一批概念驗證、中試驗證、小批量試生產等中試平臺，打造形成一批新技術新產品首試首用場景，完善“線上科創通+線下科創島”服務體系，暢通原創性、顛覆性科技成果“1到10、10到100”的轉化鏈條。

二是從產業端發力，形成“產業-技術-研發”的需求牽引路徑，激發企業創新創造積極性主動性。立足成都市場活力足、經營主體多的優勢，培育壯大“科技型中小企業-高成長創新型企業-科技領軍企業”科技企業梯隊，落實企業在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和成果轉化應用中的主體地位。引導科技領軍企業以產業技術需求為導向，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探索“產業出題、科技答題”新模式，在“100到N”的產業創新領域持續突破。

此外，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還需圍繞“科技-產業”雙向驅動促進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四鏈”融合。一方面，立足新質生產力技術迭代快、學科交叉深的特征，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促進科技界與產業界人才充分流動，培育更多“科技副總”“產業教授”“科技成果專員”等既懂技術也懂市場的復合人才。另一方面，立足新質生產力研發投入大、孵化周期長的特征，暢通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強化“投早、投小、投長、投硬科技”引導，打造“耐心資本+大膽資本+敏捷資本”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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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被賦予建設全國先進制造業基地的重任，這是國家立足優化生產力空間布局、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與安全水平的戰略考量。這一功能定位，彰顯了國家對成都制造業在全局發展中承擔更關鍵角色、發揮更核心功能的明確要求和發展期許。全國先進制造業是代表國家參與全球高端制造競爭的重要戰略支點，其內涵可從以下兩個維度加以把握：

一是“全國性”，凸顯其在國家空間布局中的戰略位勢與功能能級，既是支撐制造強國建設的關鍵增長極，更是保障國家產業安全、深度參與全球產業競爭的戰略支撐。二是“先進性”，彰顯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的產業發展導向，不僅體現于產業技術的迭代突破，更涵蓋產業結構的優化躍升、發展模式的范式變革等多重維度，是產業邁向中高端、形成新質生產力的集中體現。

近年來，成都制造業發展成效突出，已形成2個萬億級產業集群和13條千億級重點產業鏈，國家級產業集群總數位居副省級城市首位，在新型顯示、傳感芯片、無人機等領域創造了多個“全球首款”“全國首個”，但同時也存在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占比不高、戰略性新興產業規模能級不足等現實問題。

基于此，成都建設全國先進制造業基地，關鍵在于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以兩業融合、數智賦能推動產業變革與升級，以園區為重點建強產業載體，打造一批具有顯示度的產業集群、產業園區、知名企業、地標產品，推動實現“全國性”和“先進性”同步提升、相互促進。具體而言，“十五五”時期，成都建設全國先進制造業基地，需重點把握四個方面：

一是做強先進制造業主體支撐，統籌推進傳統優勢產業提能級、新興產業上規模、未來產業強突破，深入實施激發產業創新活力專項行動，加快培育標志性產業鏈、打造產業名品、塑強產業地標，培育更多支柱性先導性產業，到2030年先進制造業千億級、兩千億級產業鏈分別達10條、6條。

二是做優生產性服務業賦能效能，緊扣先進制造升級、新質生產力培育需求，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高端化發展，聚焦科研和技術服務、金融、物流、軟件和信息服務等優勢領域鍛長板、強輻射，推動低碳環保服務、商務服務、平臺經濟等基礎領域優結構、提能級，打響“成都服務”品牌。

三是做深數智技術全方位賦能，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統籌數字產業發展、數字技術應用，培育壯大數據產業，建強國家數據標注基地、國家人工智能創新應用先導區，推動人工智能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術與制造業應用雙向賦能，促進生產方式變革與生產力能級躍升。

四是做實產業園區載體支撐，發揮產業園區在要素集聚、高效配置中的核心作用，構建完善“3+22+N”園區體系，激發園區科技創新動能，深化園區制度創新實踐，優化園區發展營商環境，構建產業園區與城市產業體系協同共進的發展格局，到2030年千億級、五百億級及以上園區數量分別超21和3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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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明確提出“完善民營企業參與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這是成都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激發民間投資活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舉措。當前，國內先發城市已探索出一系列可復制、可推廣的成功經驗，為成都“十五五”時期完善相關機制提供了重要借鑒。

先發城市的實踐為成都指明了突破方向。深圳以清單制打開準入空間，在全國率先發布基礎設施領域向民間資本推介項目清單，秉持“非禁即入”的負面清單思維，不是政府選民企參與什么，而是政府列民企不能參與什么，其余全部放開。杭州以場景開放激活創新投資，將城市治理中的數字化需求轉化為產業場景，通過揭榜掛帥讓企業從施工方變為合伙人。蘇州以投貸聯動破解融資瓶頸，建立政府引導基金+銀行信貸+保險增信的組合機制，實現政府不兜底但增信，風險共擔、收益共享。合肥以全周期服務降低制度性成本，實行“一項目一專班”全程代辦，更建立“政府承諾+企業踐諾”的雙向信用約束機制，倒逼契約精神落地。

“十五五”時期，成都應立足自身優勢，實現從給機會轉向建規則、從政策優惠轉向制度公平的根本轉變，構建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長效機制。一是建立“三張清單”準入機制，制定民間投資參與重大項目正面清單、負面清單和機會清單，重點在軌道交通沿線綜合開發、城市更新、新型基礎設施等領域，拿出有穩定現金流回報的項目包。二是創新合伙人合作模式，在公園城市示范區建設、智慧蓉城運營中，推行“政府定標準、企業出技術、市場驗成效”的聯合創新模式，給予首試首用容錯空間。三是完善全要素保障體系，設立民間投資專項引導基金，推廣基礎設施REITs，探索“標準地”出讓與民企投資聯動，對參與重大項目的民企核心團隊納入城市人才計劃同等支持。四是構建可追溯信用約束，建立政企雙向承諾制度，政府違約拖欠賬款納入政務督查，企業違約失信納入市場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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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經濟是成都加快建設“五中心五地”，奮力開創成都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重要力量。“十四五”期間，成都民營經濟貢獻了全市50%以上的GDP、50%以上的稅收、90%以上的科技創新主體、90%以上的新增就業崗位、90%以上的經營主體，是全市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

“十五五”時期，民營經濟發展前景廣闊、大有可為，《綱要》明確提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為更好落實《綱要》要求，未來五年成都應聚焦四個方面，持續完善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的體制機制，為民營經營主體投資創業營造良好環境，進一步引導民營經濟強信心、穩預期，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高質量發展。

一是加快推動民營經濟地方立法。全面貫徹落實《民營經濟促進法》，研究制定民營經濟發展地方性法規及配套政策制度，適時修訂《成都市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從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有效保護合法權益。

二是持續做優民營經濟服務體系。迭代升級“進解優促”工作，健全全方位服務體系，建強用好民營經濟發展促進中心，做優企業全生命周期板塊服務、產業全鏈條資源對接服務以及多層級協調聯動服務，打造面向民營企業的服務“總樞紐”和彰顯城市一流營商環境的“主窗口”。

三是積極拓寬民營投資發展空間。完善民營企業參與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兩重”建設和“兩新”工作以及鐵路、水電、供水等領域項目投資建設，推動具備條件的項目提高民營企業持股比例。鼓勵民營企業加大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投資力度，推動新興領域應用場景向民營企業開放。

四是大力弘揚企業家精神。弘揚“創新、執著、擔當、奉獻”的新時代蓉商精神，引導民營企業家增強愛國情懷、勇于創新、誠信守法、承擔社會責任、拓展國際視野，專心致志做強做優做大企業。實施“蓉商薪火”計劃，構建“傳幫帶”事業傳承體系，保障民營企業代際銜接與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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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大將社會信用確立為市場經濟基礎制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就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及信用監管體系、完善民營企業信用評價等作出部署，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建設法治經濟、信用經濟”。信用建設戰略地位持續提升，被賦予賦能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支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制度的歷史使命。

當前，在數字經濟深度重塑治理格局的背景下，社會信用體系正迎來數字化賦能的重大機遇，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也對其提出高效能、低成本的支撐要求，而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也使信用作為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的基礎性、保障性作用愈發凸顯。成都作為全國首批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示范區，常住人口和經營主體規模均位居全國前列，正處于多重戰略疊加的關鍵窗口期。

為此，《綱要》明確提出健全以信用為基礎的監管治理機制，并形成“信用承諾、信用分級分類監管、信用獎懲”全鏈條閉環，推動社會信用體系與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各環節深度融合。下一步，成都應充分發揮信用建設先行優勢，結合數字化智能化賦能方向，推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從“示范”向“引領”跨越。“十五五”時期，成都市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需緊扣“縱深推進、提質增效”主線，聚焦深化場景落地、釋放信用核心價值，推動政務、市場和社會三端協同發力。

一是聚焦政務應用場景，以精準化監管提升服務效能。加強政府履約踐諾管理，常態化開展政務誠信監測與失信治理，健全政府失信防范機制，增強市場主體信心。將信用監管嵌入科研誠信、食品藥品、安全生產、消費等領域，深化信用承諾、跨部門協同監管、信用獎懲與信用修復，通過差異化監管落地“有需必應、無事不擾”的營商環境要求。

二是聚焦市場應用場景，以市場化改革激活發展動能。大力培育信用服務市場，創新信用評價、信用評級、信用報告、信用管理等業務模式，加強服務標準和監管規范建設，有效支撐信用經濟發展。推動信用與金融服務深度融合，深化“信易貸”，加強納稅、水電、住房公積金、社保等各類涉企信用信息歸集，為民營企業增信，創新信用融資產品，破解民營中小企業融資難題。結合產業建圈強鏈，在園區探索“信用+精準招商”“信用+產業鏈協同”“信用+園區配套”等場景，以信用賦能產業集群發展。強化環境信用評價與綠色金融聯動，推動“碳信用”質押貸款等產品創新，助力公園城市示范區綠色低碳發展。

三是聚焦社會應用場景，以社會化應用釋放“信用+”惠民效應。持續拓展創新“信易+”應用場景，優化完善信用激勵政策環境。將信用嵌入消費、文旅、體育、會展等公共服務場景，推行免押租賃、先享后付等守信激勵措施 ，賦能成都“三城三都”建設。探索“信用+基層治理”模式，在社區、商圈、鄉村等場景落地信用積分、信用檔案等機制，推動信用與網格管理、居民自治、商戶自律深度融合，讓守信主體在公共服務、生活消費中切實享受信用紅利，提升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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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 | 成經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