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藥退潮，超4000億美元腫瘤新戰場誰能稱王？

文丨張小漫

十年前，PD-1/PD-L1抑制劑為腫瘤治療打開了全新的大門。

它如同解鎖免疫系統的關鍵鑰匙，解除了免疫細胞的“剎車”機制，也開啟了全球創新藥行業的財富新紀元。

“K藥”“O藥”年銷售額突破數百億美元，中國第一代生物科技企業也借著這股浪潮，完成了在全球醫藥舞臺的集體亮相。

但沒有任何一場浪潮能夠永遠奔涌。

如今，PD-1的發展瓶頸已清晰顯現：臨床層面，單藥治療的響應率遭遇天花板；商業層面，入局者持續增多，價格戰不斷升級。

曾經的“抗癌神藥”，正逐漸淪為腫瘤治療體系中的基礎用藥。

隨之而來的核心問題是：當PD-1這張“舊船票”逐漸失效，誰能拿到腫瘤治療下一個十年的入場券？

答案已在跨國藥企的全球并購與布局中浮出水面：雙特異性抗體、三特異性抗體，以及T細胞銜接器（TCE），正成為新一輪行業競賽的核心賽道。

這類藥物不再局限于單一靶點的線性突破，而是試圖在單個分子內實現多重免疫調節。據灼識咨詢預測，全球腫瘤藥物市場規模將從2024年的2621億美元增長至2035年的7249億美元。

數據來源：灼識咨詢

面對超過4000億美元的市場增量，產業界追尋的并非下一個“PD-1”，而是一套全新的腫瘤治療底層邏輯。

01

神藥退潮：

PD-1墜入價格戰深水區

要理解雙抗與多特異性抗體為何突然成為行業焦點，必須先看清單抗賽道的現實困境——其壓力并非來自單一環節，而是臨床與商業兩端的雙重擠壓。

首先，臨床端的瓶頸早已凸顯。

單一PD-1抑制劑在多數實體瘤中的客觀緩解率（ORR）僅為20%-30%，大量患者存在原發性或繼發性耐藥問題。

尤其是腸癌、胰腺癌這類缺乏免疫細胞浸潤的“冷腫瘤”，單靶點藥物往往難以發揮有效作用。

其次，商業端的競爭則已進入白熱化的紅海階段。

以肝細胞癌（HCC）系統性治療為例，全球已有超10款PD-1抑制劑獲批上市，跨國藥企與恒瑞醫藥、百濟神州、信達生物、君實生物等國產企業同臺競技；在頭頸部鱗狀細胞癌（HNSCC）領域，也有5款PD-1產品展開正面交鋒。

數據來源：各公司官方微信公號及互聯網公開信息

當一條賽道涌入十余家重量級玩家，技術溢價便會被迅速稀釋。

創新藥行業由此被推入國家醫保談判與藥品集中采購“以價換量”的深水區，價格下跌不再是偶然的市場波動，而是行業結構變革下的必然趨勢。

財務數據最能直觀反映這種壓力。受醫保控費與市場競爭加劇等因素影響，多款核心單抗產品價格大幅下滑，某款已實現商業化的單抗產品，平均售價在一年內從2022.1元降至1786.1元。

這便是單抗時代的“中年危機”：療效上，天花板尚未被有效突破；商業上，利潤空間已被競爭與控費持續壓縮。

對企業而言，研發新一代分子藥物，早已不只是追求科學突破的雄心，更是關乎生存的必然選擇。

02

雙抗接棒：

成為腫瘤治療新核心

如果說PD-1單抗的核心作用是為免疫系統“松開剎車”，那么雙特異性抗體的目標，是在松剎車的同時，為免疫細胞打通進攻腫瘤的“道路”。

它并非兩種單抗的簡單疊加，而是在時間與空間維度上，對免疫反應進行了重新設計。

PD-1/VEGF雙抗是這一技術路線中最受關注的方向。

過去，臨床常采用“PD-1單抗+抗血管生成靶向藥”的聯合用藥方案；而雙抗將這兩個作用整合進同一個分子：一端通過抗VEGF抑制腫瘤血管生成，促使腫瘤微環境中的血管正常化，同時減少免疫抑制因素；另一端通過抗PD-1解除腫瘤的免疫逃逸，讓T細胞能夠更高效地進入腫瘤組織發揮作用。

這也是非小細胞肺癌（NSCLC）成為檢驗雙抗臨床潛力關鍵戰場的原因。

事實上，雙抗取代單抗的行業拐點已經到來。

業界對雙抗的信心，源于近兩年一場決定性的臨床對決：以康方生物為代表的國產企業研發的PD-1/VEGF雙抗，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三期臨床試驗中，首次在頭對頭較量中擊敗了稱霸行業十年的K藥。

這一標志性勝利，在2026年的腫瘤學界確立了全新共識：雙抗不再是單抗耐藥后的替補方案，而是能夠實質性接管一線治療、改寫臨床指南的新金標準。

在這一共識的推動下，后續企業正通過更優化的分子設計，沖擊更高的療效天花板。

以神州細胞披露的PD-1/VEGF雙抗候選藥物SCTB14為例，在既往未接受過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的三線及以上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中，該藥物單藥治療實現了44%的客觀緩解率、6.9個月的中位無進展生存期，以及88%的10個月總生存率；在TPS≥10%的一線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中，SCTB14的確認客觀緩解率達65%，疾病控制率為100%，12個月總生存率達82%。

由此可見，雙抗的價值遠不止“增加一個靶點”。

它真正重構了腫瘤治療的底層邏輯：過去，單抗是治療平臺，聯合用藥只是補充手段；如今，多靶點協同作用已被直接內置到分子設計之中。

若這一趨勢持續得到臨床數據驗證，雙抗有望在多個實體瘤治療中從補充選項升級為核心方案，成為下一代腫瘤治療的基礎底座。

03

三抗突破：

挺進免疫治療無人區

雙抗已經為腫瘤治療打開了新的大門，但最難攻克的腫瘤難題，仍藏在更深的領域。

結直腸癌、胰腺導管腺癌、膽道癌等“冷腫瘤”，長期以來對免疫治療響應不佳。其原因不僅在于腫瘤組織中免疫細胞數量稀少，更在于腫瘤微環境中存在著復雜的免疫抑制網絡。

其中，TGF-β等免疫抑制配體如同一層“防護罩”，不僅阻擋免疫細胞靠近腫瘤，還可能導致患者對血管生成抑制劑和免疫療法產生雙重耐藥。

要突破這層屏障，單一靶點遠遠不夠，雙靶點也未必能完全奏效。

在此背景下，三特異性抗體被推上了行業前沿。

神州細胞研發的PD-1/VEGF/TGFβRII三特異性抗體SCTB41，正是這一研發思路的典型代表。

它同時整合了三種功能：PD-1負責解除免疫剎車，VEGF負責切斷腫瘤血管并阻斷相關免疫抑制通路，TGFβRII則用于突破更深層的免疫屏障。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類三抗在結直腸癌、膽道癌、胰腺導管腺癌等極難治療的“冷腫瘤”二線及以上患者中，展現出了初步的突破性療效。

在入組患者中，54%既往接受過免疫治療，SCTB41仍取得了22%的未確認客觀緩解率（uORR）和81%的未確認疾病控制率（uDCR）；即便在PD-L1表達極低（TPS<1%）的“免疫荒漠”人群中，其客觀緩解率也達到38%，疾病控制率達88%。

這組數據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給出了最終的治療答案，而在于它證明了抗體工程技術正從“單靶點阻斷”邁向“多靶點精準調控”。

未來的行業競爭，或許不再是誰能率先發現一個新靶點，而是誰能將多個靶點整合為一個穩定、高效且可規模化生產的分子系統。

04

TCE跨界：

從抗癌利器到自免治療新希望

如果說三抗代表著對腫瘤微環境的“精細化作戰”，那么T細胞銜接器（TCE）則提供了一種更直接的治療方式。

以CD20/CD3TCE（T細胞銜接雙特異性抗體）為例，其作用機制如同搭建一座橋梁：一端特異性結合致病B細胞，另一端招募人體自身的T細胞，迫使二者近距離接觸，從而實現T細胞對致病細胞的精準殺傷。

這一機制原本是血液瘤治療領域的“殺手锏”。

數據顯示，一款CD20/CD3TCE（SCTB35）在彌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DLBCL）、濾泡性淋巴瘤（FL）、套細胞淋巴瘤（MCL）的目標劑量組中，均實現了100%的未確認客觀緩解率。

截至2026年5月，全球已有5款CD20/CD3TCE獲批上市，其中中國已批準3款：羅氏的莫妥珠單抗（商品名：Glofix/Columvi），用于復發/難治性濾泡性淋巴瘤（2024年12月獲批）；艾伯維與Genmab聯合研發的艾可瑞妥單抗（商品名：Epkinly），用于復發/難治性濾泡性淋巴瘤和彌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2026年5月中國獲批）；羅氏的格菲妥單抗，用于復發/難治性彌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2023年11月中國獲批）。

數據來源：互聯網公開信息

而TCE技術更大的想象空間，在于其跨界應用。

目前，該技術正被拓展至系統性紅斑狼瘡（SLE）等自身免疫疾病的治療領域。

系統性紅斑狼瘡被稱為“不死的癌癥”，具有復發率高、治療難度大的特點。與傳統單抗相比，TCE的潛在優勢在于，它能更直接、更高效地清除產生自身抗體的致病性B細胞，還可能促進免疫記憶的形成，從而降低疾病復發風險。

在針對系統性紅斑狼瘡的Ib期臨床試驗中，部分患者在極低劑量下單次給藥后，外周血B細胞便迅速減少至“近乎完全耗竭”的狀態，且該低水平狀態可持續長達24周；在接受不同劑量治療的全部30名患者中，第4周的整體PGA應答率（醫生整體評估應答率）達到100%，第24周的平均SLEDAI（系統性紅斑狼瘡疾病活動指數）應答率達71%。

這正是資本與產業界同時關注TCE的核心原因。

據預測，全球免疫及炎癥（I&I）藥物市場規模將在2035年達到4124億美元。

數據來源：灼識咨詢

將重定向免疫的抗癌技術遷移至千億級的自免賽道，有望成為未來5—10年誕生“超級重磅炸彈”藥物的重要方向。

05

決勝關鍵：

藏在生產車間里的護城河

然而，分子結構越復雜，行業競爭就越不只是一場科學層面的較量。

雙抗、三抗與TCE描繪了美好的臨床藍圖，但真正決定它們能否實現商業轉化的，往往是看不見的生產車間。

多特異性抗體的研發，本質上是一門極限工程學。

將兩種、三種不同功能的抗體結構整合進同一個分子，極易出現輕重鏈錯配、蛋白質聚合、表達量低下等問題。

一個分子在實驗室論文和商業路演中或許表現完美，但如果量產成本高于市場可接受的價格，它就無法成為真正的商業化產品。

這意味著，單抗時代盛行的輕資產運營邏輯，在多特異性抗體時代已不再完全適用。

尤其是近年來，海外《生物安全法案》等地緣政治因素發酵，全球醫藥供應鏈正在經歷深刻重構。高度依賴外部單一CXO代工的輕資產模式，其合規風險與供應鏈脆弱性已充分暴露。

未來，龐大且自主可控的產能儲備、完整連貫的底層生產工藝，以及內化的供應鏈體系，將成為企業生存發展的核心底座。

因此，誰能通過創新工藝，將多抗的細胞表達量提升至與單抗相當的水平（如5g/L以上），并將生產成本壓縮至行業領先水平，誰就能在國內嚴苛的醫保控費環境與復雜的全球化出海競爭中，掌握絕對的主動權。

這也給整個行業敲響了警鐘：下一個十年，創新藥企業不能只擅長講述分子故事。

誰能將復雜的分子設計穩定量產，并把成本控制在可商業化的區間內，誰才能真正構建起難以復制的護城河。

回顧過去十年，快速跟隨（Fast-follow）曾是一條行之有效的發展路徑。

彼時市場增量充足，海外靶點驗證清晰，國內企業只要速度夠快、執行力夠強，就能在PD-1等賽道占據一席之地。

但隨著同類藥物大規模涌入，醫保控費持續深化，單純跟隨帶來的紅利已徹底消失。

全新的行業競爭邏輯已然形成：前端要敢于投身同類首創（First-in-class）和同類最佳（Best-in-class）的全球競爭；后端要具備強大的生產制造體系與成本控制能力，將科學設想轉化為可持續的商業產品。

回到最初的問題：PD-1之后，誰能拿到下一張船票？

答案或許屬于那些“六邊形戰士”——既能在前沿機制上突破臨床療效的天花板，又能憑借先進的制造平臺守住成本的底線。

毫無疑問，雙抗、三抗與TCE并非腫瘤治療的終點，但它們已然清晰地指明了中國生物科技企業下一段航程的方向。

排版丨喬雨林

制圖丨醫線Ins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