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上）| 窮人活路與老錢生意

記者 徐景泉

徐景泉｜文、圖

一、潮汕窮人為何相信生活在遠方？

同樣苦不堪言，為何潮汕人相信南洋有機會？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里，僑批的情感故事線又層層揭開了另一條主線，主人公鄭木生持續10多年的“南洋奮斗史”。

他不是帶著資本、計劃和體面身份去南洋的。而是為躲避兵役倉皇出逃到異鄉。做最底層的體力活，修鐵路，割橡膠，采錫礦，踏三輪車。住在狹小的雜物間里，他把身體、欲望和生活空間都壓到最小，只為了省下一點錢寄回家。

印尼雅加達老城（Kota Tua）中心的法塔西拉廣場一側

但省錢從來不是最終目標。艱苦謀生沒有讓木生人格怯懦，他依舊不屈不撓，在南洋和暹羅兩次打架都是為了生存空間。他挖空心思努力掙到每一個銅板。出獄后，攢積蓄，買船、跑貿易，他對“南洋社會”的積極樂觀是認定：勞動可以“孵化”出商業機會。

命運多舛和態度樂觀的反差，多少反映了許多下南洋者最初的處境和心態。

如果把鄭木生放回整個“下南洋”的歷史里，他不屬于最早那些往來海上的商人，也不同于19世紀苦力貿易中被販賣的“豬仔”。他是20世紀前半葉那批生計型移民：不是完全失去自由的契約華工，也不是帶著本錢出海的商人。

馬六甲一艘1:1 復原的葡萄牙巨型帆船“海洋之花號”

為何潮汕人更勇于“下南洋”？

在紐約坐網約車，和華人司機聊起了家鄉，這個潮汕人當年在家鄉媒體短暫做過，十多年前來美。談到潮汕人為何從古至今勇于“下南洋”，他總結的原因是所謂“八山一水一分田”，土地面積能用來耕地的只有十分之一面積，土地無法承載人口。

哈佛歷史學家孔飛力（ Philip A. Kuhn）有一個很重要的判斷：華人海外移民不是孤立事件，而應放在中國更大的內部遷徙和人口壓力背景中理解。他提到，中國人口從1741年的約1.424億增長到1840年的約4.128億，人均土地面積大幅下降。

英年早逝的美國歷史學家穆欣（Adam McKeown，1965—2017）用全球史的視角進一步說明，華人遷徙不是中國人單方面離鄉，而是19世紀全球資本、航運、殖民產業和勞動力市場共同塑造的結果。中國沿海被擠出來的人口，正好遇上東南亞礦山、港口、種植園和商業城市對勞動力的需求。

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前半葉，英屬馬來亞的經濟被錫礦和橡膠兩個產業強力拉動。錫礦需要礦工，也需要工頭、賬房、米糧供應、運輸、匯兌和商號；橡膠園需要勞工，也需要收購、加工、倉儲、船運和出口網絡——增加的是一整串崗位需求。

橡膠并不只屬于大公司。到1930年，馬來亞100英畝以下的小農橡膠園已經貢獻至少47%的總產量，占總種植面積39%。這意味著，南洋的機會并不只是“去給殖民公司打工”，還包括小業主、小農戶、收購商、運輸者和貿易中介的位置。

華人離開的是固化的鄉土熟人社會，華人走進的是高度流動的移民社會、港口社會和殖民社會。所以，下南洋之所以被理解成“投奔機會”，不是因為那里沒有壓迫，而是因為那里有縫隙。

雅加達唐人街位于雅老城區草埔（Glodok）街區

對下南洋的華人來說，辛苦從來不是問題，而是能否轉化為出頭之日。鄭木生開始拉人力車是一天一天出賣身體；買船跑貿易，則變成一次一次組織貨物流動。職業變化背后，是他從勞動力市場進入了商業流通體系。

泉州洛陽橋一側

汕頭老市區，曾有一個廣為人知的地名叫作“德記前”，因為當時德記洋行總部在這里而得名。現存的歷史檔案證實，德記洋行是汕頭地區有記載的最早公開招工機構。德記洋行的創辦人俾烈理身份復雜，他既是商人，又曾兼任美國領事，汕頭德記洋行不僅是一家經營傳統進出口貿易的洋行，在特定歷史時期，它更是深度參與、組織并壟斷潮汕地區“豬仔”苦力貿易的罪惡溫床。

在1845年至1875年的三十年間，以德記洋行為代表的西方列強機構，從廈門、汕頭、澳門等地卷走了數以十萬計

數以十萬計的契約華工。但即便如此，歷史學家一般認為，“賣豬仔”并不是下南洋的主體形態。

海內外學術界對近代海外華工流動的統計顯示，完全被“拐騙、綁架、強迫”的硬性“豬仔”（無償契約勞工）在整個南洋移民潮中所占的比例，遠比大眾想象的要低，大約在 10% 到 20% 之間。

為什么這個比例沒有想象中高？

首先從規模上看，豬仔貿易解釋不了整個下南洋。1847年至1874年，赴古巴、秘魯的契約華工超過26萬人，這是近代華人苦力貿易中最慘烈的部分之一。但僅潮汕一地，據《汕頭海關志》統計，1864年至1911年就約有294萬人出洋謀生。到1840年至1940年間，前往東南亞和南太平洋方向的中國移民，更達到約1890萬的量級。

這樣的規模，不可能只靠拐賣完成。它背后是一整套更復雜的遷移機制。這里需要區分“廣義的契約”與“狹義的販賣”：

“賣豬仔”通常指被誘騙、拐賣、脅迫、債務捆綁之后，被送往海外從事苦役的人。它更接近人口販運。典型場景是澳門、香港、廈門、汕頭等口岸的招工館、豬仔館。契約勞工范圍更大。它可以包括被誘騙、脅迫者，也包括在債務、貧困壓力下簽約，也包括親族網絡和南洋產業擴張之間，選擇出洋機會的人。

吉隆坡最著名的唐人街-茨廠街

廣義的“賒借船資者”（Credit-Ticket System）：包括許多前往東南亞（南洋）的生計型移民，絕大多數屬于這種“信用票據”模式。因為家里太窮，付不起從閩粵到南洋的船票和規費，由南洋的雇主或中介（“客頭”/“水客”）先行墊付。移民到達南洋后，必須在指定的礦場或種植園工作一定年限（通常為1至3年），用勞動抵扣這筆“帶利息的船票債”。很多契約形式不公平，甚至帶有強制性，但并不都等于“被賣豬仔”。很多人知道自己要出洋做工，只是他們對工作條件、工資、自由程度、風險沒有真正掌握，缺乏談判能力。

所以，真正構成下南洋大規模人口流動主體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自由移民，也不是“豬仔”，而是處于“有限選擇”中的生計型移民。他們是自由或半自由勞工。下南洋能持續百余年，靠的不是一次次強迫販運，而是親戚帶親戚、同鄉帶同鄉、商號招伙計、會館接應、批局通款、前人介紹工作。所謂“鏈式移民”。而不是單一的苦役運輸。

真正的南洋華人社會，正是在這種人員結構里形成的。底層有苦力、礦工、車夫和種植園勞工；中間有小販、店員、賬房、船工和商號伙計；再往上有包工頭、米商、礦主、船主、會館董事和娘惹豪宅里的上層家族。

在真實的歷史脈絡中，“豬仔”、契約華工與“自由移民”之間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共同編織并寄生在同一個復雜、殘酷卻又具備極強韌性的跨國生態網絡之中。

馬六甲歷史街區一家娘惹餐廳

二、娘惹文化里的基因重組

第一次看到南洋富商的形象，還是小時候看到電影《紅色娘子軍》里的形象，演員王心剛喬裝的南洋富商，頭頂白色法式盔帽，身著白色西服，身后跟著一個牽馬拎包的書童。從排場看，王心剛演繹的只是南洋一個小富商。

但是來到南洋，要發現這里最早的富人，最快捷的方法就是走進當地的娘惹餐廳和娘惹老宅。

華人下南洋，最早是15世紀起（明鄭和下西洋后），福建、廣東商人移民馬六甲、檳城、新加坡，與馬來、印尼等原住民通婚。它留下了一個直觀的混血族群，又稱海峽華人、僑生，區別于后來的中國移民（新客）。女性稱娘惹，男性稱峇峇，合稱峇峇娘惹。

來到馬六甲和檳城，滿街都是娘惹糕、娘惹叻沙、娘惹咖喱、娘惹瓷器和娘惹服飾，很容易被游客理解成一種地方美食和消費符號。它好看、好吃，也很容易被游人拍照和傳播。

檳城20世紀初一棟公共馬車房改建成的精品酒店

我在馬六甲第一餐就要去吃娘惹菜。在Google Map指引下，我步行到兩公里附近的餐廳。餐廳和一所客家會館同在一個院子里，開了十多年。

娘惹菜就是中式做法+馬來香料，如椰漿、香茅、黃姜。比如，馬來菜印象最深的就是叻沙 Laksa，那是典型的娘惹招牌菜，椰漿濃湯湯底，配米粉、蝦、豆干、魚餅，酸辣濃郁。我這次點的是慢燉椰漿咖喱牛肉，肉質軟爛，香料入味，下飯一絕。

但是走進馬六甲歷史街區的荷蘭街，才發現被符號化的只是娘惹文化很小的一部分。早期海峽華人對餐飲的講究映射著他們高超的文化基因重組的能力。這是他們能在異國他鄉致富的底層邏輯。

馬六甲位于客家公會院落里的娘惹餐廳

荷蘭街在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曾是富裕海峽華人、土生華人聚居的街區，雖說是富人街，但是街道很逼仄，門面更窄。娘惹博物館，是賀蘭街一棟1861年建成的曾姓家族租屋，沿街三間連排門洞，走進去才能發現其荷蘭殖民風立面特征，外面看不出大宅氣勢。當地華人一貫低調，但這種中式建筑形式也和殖民時期房屋稅按門面寬度計算有關。

走進老宅里，看到的娘惹文化是內外有序的制度。深宅、天井、廳堂、祖先牌位、婚房、木雕屏風、瓷磚、珠繡、家族七代人照片和禮俗安排，共同呈現的是一個華人上層家庭如何在南洋安頓自己的故事。它不僅是生活方式，更是財富、家族、婚姻、祖先和身份的空間化。

中式紅木家具、母貝鑲嵌，卻有著歐式巴洛克雕花和維多利亞式水晶吊燈、荷蘭瓷磚，配上馬來紗籠風格和娘惹珠繡細節。到處都透出一個上層社會家族對生活品質的拿捏和控制。體現出華人上層和中上層在長期本地化之后形成的一種融合審美。

娘惹文化體現了華人文化在異鄉的吸納能力。它沒有簡單融入馬來文化，也沒有把中國傳統原封不動搬來，而是在保留姓氏、祖先、家族倫理和宅門秩序的同時，吸收了歐洲生活方式和馬來飲食、服飾、語言和南洋氣候中的生活技術，形成了一種三棲格局的南洋華人上層文化形態。

社會語言學教授布拉思韋特和人類學家烏爾夫·漢納茲推廣的“克里奧爾化”理論表明：當不同的文化在特定空間長期碰撞，會發生基因重組般的化學反應，誕生出一種“既有母體影子、又是全新造物”的本土新文化。峇峇娘惹文化正是這一理論在亞洲前沿的最佳樣板。

檳城藍屋因為隔壁酒店視覺上的侵入引發一場“風水”-有關文化景觀權的法律戰

這種華魂、馬表、洋裝的文化基因大重組，讓海峽華人在多重權力的夾縫中，活生生地為自己熬制出了一副誰也無法取代的“超級緩沖閥”身份。他們用西方的紳士派頭在洋人面前扮演買辦，又用傳統的儒家宗法在苦力面前扮演家長，在熱帶的香料煙火中，盡享兩頭通吃的階層紅利。

換句話說，娘惹文化不是“華人如何整體融入南洋”的答案，而是華人上層在殖民港口社會中完成基因重組和身份轉換的證據。

三、兩代“老錢”全球化致富的密碼

近代南洋的富人，是一群用“抵達的時間差”或“跨國的資本力”在階層中占位，并天才般地利用“文化克里奧爾化”（文化基因重組），在洋人、馬來本土與華人底層之間長袖善舞、盡享全球化紅利。在南洋頂級富商還分成代表“老錢”和“新錢”的兩代人，之間相隔了一個世紀。

所謂“風水輪流轉”，在檳城的標志就是一棟叫“藍屋”的大宅。5月天，檳城白天氣溫炎熱，走在老街上，我發現一般老宅多為白墻/清水墻，唯獨有棟宅子有堵通體靛藍的墻面。

這座“藍屋”是用當地盛產的木藍（Indigofera）等藍科植物，取汁液加工成天然顏料，混入水灰漆抹墻，百年不褪色。五行調和：靛藍色（石灰藍）不僅是為了美觀，在五行中也具有調和熱帶火氣的文化暗示。

早期的華人移民主要從事傳統的香料、燕窩、大米等區域內農業或商品貿易，1826年，英國將檳城、馬六甲、新加坡三個港口合并為海峽殖民地。這些長期定居、高度在地化的華人精英被大英帝國正式納入近代的法律與行政體制。他們獲得了英國國籍，被稱為“國王的華人”。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的開辟、蒸汽輪船航線的建立以及現代電報、銀行系統的引入，海峽華人迅速轉型。他們成了近代種植業（如橡膠、鴉片、甘蜜）、錫礦業的包稅商和大資本家。

檳城藍屋前廳

這些“老錢”長期把持著華人自治機構與殖民地政府的溝通管道。作為地方紳商，他們的財富與權力，來自對南洋本土社會“游戲規則”的早期制定與深度掌控。其最顯赫的家族代表便是陳金聲。作為娘惹文化的巔峰代表，陳金聲的富裕帶著濃郁的“傳統家長制”和“地方買辦”的溫和底色。他精通英語和馬來語，西裝革履地出入英國殖民者的社交圈，深諳西方的法律與商業規則，被港督欽定為“太平紳士”。

陳金聲的祖籍是福建永春，但到了他這一代，陳氏家族已經在馬六甲定居繁衍了數代人。1805年出生于馬六甲的陳金聲，是土生土長的南洋“老錢”（Old Money）。他趕上了大英帝國在南洋建立“海峽殖民地”（檳城、馬六甲、新加坡）的制度紅利，憑借數代人的地緣和財富積累，迅速壟斷了轉口貿易與鴉片餉碼。

到了18世紀末，由于馬六甲河道淤積，英國人在19世紀中葉之后，將戰略重心北移到了檳城，而中國國內正值晚清風雨飄搖，海量背井離鄉的“舉債務工新客”如海嘯般涌入海峽。當陳金聲在海峽兩岸揮金如土時，一個來自廣東大埔的中國人張弼士還在巴達維亞（雅加達）的紙行里當苦力學徒，隨后因娶了米店老板的女兒獲得原始資本，開始展露其勇猛的商業天賦。

后來者張弼士的占位不是地方體制化的，而是跨國多中心流動的。利用近代蒸汽輪船、電報和新型股份制，他的橡膠園、錫礦和種植業橫跨荷屬印尼與英屬馬來；他創辦華人自己的近代銀行，斬斷了老錢和西洋行對信貸的壟斷。“新錢”的財富帝國是在近代全球化金融與物流網絡中達到頂峰的。

當老錢們滿足于做大英帝國的紳士時，張弼士則直接走通了清政府的頂層路線，成了慈禧太后接見的紅頂商人、第一任駐檳城副領事。他還有一項投資，就是在當今中國也是盡人皆知，斬獲巴拿馬博覽會金獎的“張裕葡萄酒”。

1897年，巨賈張弼士在英國人剛開辟的新核心——檳城，修筑了那座名震南洋的大型豪宅藍屋。張弼士的財力與權勢也攀上巔峰，在清廷獲賜二品頂戴，隨后又被授予光祿大夫銜（從一品）。

耗時7年打造的宅邸，選址極其考究，整座宅邸坐落在喬治市的“龍脈”之上，背靠升旗山，面朝馬六甲海峽，旨在形成一種山環水抱的貴氣格局。為了確保整座宅邸的氣場能夠完全復刻晚清一品大員府邸的規制，還專門從中國蘇南地區專門聘請了一批風水大師和頂尖工匠坐船來到檳城。

后來被《孤獨星球》評為世界十大豪宅的藍屋，在空間符號上，正是新錢資本向海峽華人老錢門閥發起的一場高調宣戰。

在藍屋博物館的看板上，至今有一份張弼士遺囑的影印件。在遺囑中特別規定：在其最后一個兒子去世之前，藍屋不得變賣。

檳城老城區街景

1916年張弼士逝世后，其龐大的商業帝國（涉及錫礦、橡膠、航運、金融等）因缺乏強有力的核心繼承人，加之各房分家而逐漸分崩離析。二戰期間，日軍占領馬來半島，張氏家族在各地的資產遭到嚴重破壞，徹底走向頹勢。

去世之前，張弼士已深知守成不易，遺囑約束雖然名義上保護了祖產，但在家族敗落后，后人無力負擔這座擁有38間房、5個天井的大宅的日常維護。1989年，張弼士的小兒子去世，遺囑限制解除，張家后人隨即將破敗不堪的藍屋掛牌出售。

當時，許多地產開發商意圖將其拆除改建高樓。幸運的是，檳城一群古跡保護人士（以本地華人建筑師、學者為主）奔走籌資，趕在拆遷前買下了產權。歷經數年嚴格按照傳統工藝的“修舊如舊”，藍屋才在1995年重現風華，并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古跡保護獎。

新錢逐漸“老”去時，又一代南洋老錢的沒落，有著深刻的時代性和結構性原因：張弼士、陳嘉庚等一代巨賈，具有極強的“僑領”屬性和政治依附性。張弼士身兼清政府的一品大員和南洋巨富，將大量財富投入到中國國內的鐵路、銀行和洋務運動中。這種在政治劇變年代跨國界、跨政權的資本下注，隨著清朝滅亡、民國動蕩以及隨后的全面抗戰，承受了毀滅性的打擊。

印尼日惹附近的世界文化遺產婆羅浮屠（佛塔），建于公元9世紀

清朝滅亡、民國動蕩以及隨后的全面抗戰，承受了毀滅性的打擊。

早期老錢的暴利多依賴于特許經營（如鴉片、典當）和初級的資源采掘。隨著英國殖民當局收緊特許權，以及全球工業化對南洋初級產品需求結構的變化，未能及時轉型現代工業和金融業的老錢家族便被歷史邊緣化。

如今的南洋（尤其是新馬印泰等地）新生代華裔富人，他們不再是“華僑”，而是生于斯、長于斯的本地公民，其權力結構和財富邏輯已經完成了徹底的現代化和本土化。

控制著東南亞大部分頂級銀行、保險公司和信托基金的，依然是華裔家族（如新加坡大華銀行黃氏家族、馬來西亞豐隆集團郭氏家族）。

一種是“老錢新作”，東南亞一帶流行的打車軟件Grab，創始人陳炳耀是典型的馬來西亞華人老錢家族后代。但他沒有繼承家業，而是選擇在哈佛商學院讀書期間創立了 Grab。

新一代南洋富豪的圈子更接近硅谷或新加坡的國際精英，對傳統的“南洋華商幫會”或宗親會不再有強烈黏性，更看重全球化的商業網絡。

我是Grab的用戶，這款app相當于滴滴+美團+微信支付。憑借對本土社會的深度洞察，創始人將 Grab 從一款打車軟件鍛造成集出行、外賣與數字金融于一體的本地超級應用完成了傳統資源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就地升級。

而新移民巨擘李小冬則出生于中國天津，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后赴斯坦福大學深造。他是第一代中國大陸背景的“新移民”富豪，后入籍新加坡。

泉州古城甲第巷里的一座家廟

他將中國成熟的互聯網經驗與全球化視野相結合，以冬海集團（Sea Limited）為戰艦，用自研游戲注入的強勁現金流，滋養出橫掃東南亞并遠征拉美的跨境電商巨頭 Shopee，完成了跨國界、多維度的資本跨越。

南洋新一代創富者告別了祖輩草莽創業的宗族模式，正以國際化的治理思維引領著南洋新財富時代的潮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