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新華網2006年8月28日報道《肖成佳：一首歌曲，在43年后證明紅軍身份》（記者梅世雄、徐壯志）；《中國工農紅軍第九軍團戰史》；《黃火青傳》；《西路軍西征始末》；古浪縣志相關章節；《紅軍長征史》中冊等等
部分章節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請理性閱讀
1979年5月底，北京最高人民檢察院大門外，一個六十三歲的老頭已經在這里來來回回轉悠了好幾天。
他叫肖成佳，江西泰和縣人，身上穿著一件補丁摞補丁的棉襖，腳上的解放鞋磨到看不見鞋紋，褲腿上還沾著從江西一路帶來的黃泥漬。
整個人往那里一站，活像是迷路的農村進城漢，和這座政法機關的大院格格不入。
進去，進不去。
荷槍實彈的哨兵站在大門口，認不出來的人一概不放行。
他沒有預約，沒有介紹信，也沒有任何能證明他來意的正經文件，唯一帶來的，是一肚子壓了幾十年的事和一張進京之前東拼西湊來的八十塊錢。
他想見的人在里頭——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
在1979年，這不是一個普通老百姓張口就能見的人。
黃火青1978年3月正式接任最高檢檢察長，是名副其實的副國級領導干部，平時出行有專車、有警衛，整個檢察院對外的接觸都有嚴格的程序。
肖成佳既沒程序、也沒關系，唯一靠得住的，是一段埋了四十多年的往事。
他每天守在門口，看見車出來就往上沖，用身子往車頭上撞，動作笨，卻透著股死勁兒。
攔了幾次，全被哨兵拉開，車速也快，跟不上。
五月底的北京已經相當熱，太陽直曬，他蹲在門對面的樹蔭下，兜里只剩幾塊錢，一天三頓啃干饅頭喝涼水，嘴角起了好幾個燎泡。
他不是沒想過放棄。
但想一想那頂壓了三十年的帽子，那幾十次被"無法核實"退回來的申訴，那些在鄉里抬不起頭的歲月，他就坐不住了，站起來，接著等。
這八十塊錢是什么概念？
1979年，豬肉的市價大約是每斤七八毛，普通工人月工資也就三四十塊。
這一筆錢，把家里的積蓄翻光了，還借了親戚的。
他就揣著這筆錢，買了一張綠皮車票，從泰和縣一路顛到北京，就為了見一個人。
1979年5月31日，事情有了轉折。
不是因為他的等待終于打動了誰，也不是因為有好心人替他出頭，純粹是因為他賭對了一張牌——他假裝肚子疼，騙過了哨兵，混進了院子。
進去之后發生的事，在那間安靜的辦公室里留下了一段被反復講述的歷史。
【一】1916年生于寧都，12歲就進了隊伍
要弄清楚肖成佳為什么值得為這件事跑一趟北京，先得知道他是什么人。
1916年，肖成佳出生在江西省寧都縣。
寧都在江西中部偏南，地處贛江支流梅江上游，山多地少，土地貧瘠，窮人比比皆是。
肖成佳家里也不寬裕，父輩都是普通農民，他本人讀了兩年私塾，算是那個年代農村里識字的孩子，但書讀得不多，早早就要幫家里干活。
1928年前后，這一帶的革命活動已經相當活躍。
中央蘇區就在附近，寧都本地也有地下黨在秘密組織群眾，經常在各鄉村搞宣傳，發展兒童團、少年先鋒隊，讓年輕人替部隊站崗放哨、傳遞消息。
肖成佳12歲那年加入了兒童團，開始接觸革命工作。
正式進入紅軍隊伍，是在1930年。
那年他十四歲，個子還沒長足，按后來他自己的說法，就是個跑腿打雜、搖旗吶喊的"紅小鬼"，但已經算是隊伍的一份子了。
1931年12月，歷史上著名的寧都起義爆發。
寧都起義的背景要交代一下：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原本是西北軍舊部，1931年被蔣介石從山東調到江西參與"圍剿"紅軍，駐扎在寧都一帶。
這支部隊里有大批同情革命的基層官兵，內部的地下黨也在積極運作。
1931年12月14日，參謀長趙博生聯合旅長董振堂等人發動兵變，一萬七千余人宣布起義，加入工農紅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
這是那幾年里紅軍一次極為重要的擴充。
起義的隊伍人數雖多，但剛從國民黨軍隊轉過來，政治思想、軍紀作風都需要改造。
紅軍派了一批政工干部下去，專門做思想轉化工作。肖成佳就在這批骨干里頭，被派到第五軍團政治部，任宣傳分隊隊長。
第五軍團在長征中承擔斷后任務，是走在最后、風險最大的部隊。
每次主力轉移，斷后的人要擋住追兵，給前面的隊伍爭時間，代價極為慘重。
肖成佳后來提起第五軍團的戰斗，開口就是一句"嗨呀，死人好多"，說敵人的碉堡是石頭砌的，紅軍的碉堡是用木頭搭的，對方一門平射炮就能把陣地掀翻。
第五次反"圍剿"期間，肖成佳隨第五軍團在廣昌一帶打了整整十八天的防御戰。
廣昌會戰是那次反"圍剿"中最慘烈的戰役之一，紅軍以極大的傷亡代價抵抗國民黨軍優勢兵力的進攻，最終未能守住，廣昌失陷。
第五軍團改造工作完成后，肖成佳被調到第九軍團政治部，繼續擔任宣傳分隊隊長。
這次調動，讓他和黃火青有了正式的上下級關系，也有了后來那首歌的緣起。
黃火青，湖北棗陽人，1901年生，1926年入黨。
他的經歷頗為豐富，早年在蘇聯留過學，回國后在多個部隊和地方組織工作，1934年春被任命為紅一方面軍第九軍團政治部主任，正值第五次反"圍剿"最激烈的階段。
黃火青在九軍團做的政治工作有一個特點，就是非常注重用文藝手段鼓舞士氣，他自己會唱蘇聯歌曲，也經常教戰士們唱。
《杜娘歌》就是在這段時期傳進九軍團的。
這是一首蘇聯歌曲的旋律，黃火青填了中文歌詞，用中文標注俄語發音，教大家對著音節唱，拗口，卻有勁兒。
肖成佳是宣傳分隊隊長，學歌是工作的一部分，這首歌他學得認真，唱了很多遍，不知道哪一遍開始，調子就刻進了腦子里。
1934年10月，第九軍團隨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踏上了長征。
【二】長征路上，朱德替他整了一頂歪帽子
長征開始的時候，肖成佳二十歲都不到，在宣傳隊里屬于年輕的。
從江西瑞金一路往西南走，途經贛南、湘南、黔東，再進貴州。
第九軍團在這段路上的處境并不輕松——既要跟著大部隊走，又要承擔各種機動任務，前后策應，掩護主力。
長征途中那幾次重要的戰役，九軍團都沒有缺席。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確立了新的軍事領導核心。隨后紅軍進入了歷史上以機動性見稱的四渡赤水階段。
1935年2月，紅軍完成一渡赤水后，在扎西地區整編休整，隨即著手二渡赤水，目標是回師黔北、拿下婁山關，打通進遵義的通道。
婁山關是貴州北部的險關，控制著桐梓、綏陽與遵義之間的要道，地勢險峻，易守難攻。
二渡赤水前后，朱德總司令親自來到駐守桐梓西北、承擔遲滯川軍任務的第九軍團。
朱德和軍團長羅炳輝、政治部主任黃火青討論作戰部署，指出婁山關附近有一條小路，敵人的援兵有可能從這條路迂回插過來，威脅我軍側翼，必須提前把這個口子堵上。
這是個側翼阻擊任務，級別不算高，朱德說派一個排去就夠了。
黃火青轉身，看見了站在旁邊的肖成佳。
肖成佳那時候正等著黃火青教一首新歌，被這個眼神看得愣了一下。
黃火青直接點將，問他有沒有信心帶一個加強排去完成這個阻擊任務。
肖成佳是宣傳員出身，參加過戰斗，但從來沒有單獨帶過兵，更沒有獨立指揮過打仗。
這兩件事差別很大：參加戰斗，是跟著別人沖；帶兵打仗，是自己拿主意。臨陣換將是大忌，心里打鼓，嘴上卻條件反射地答了出來——有，保證完成任務。
朱德大步走過來，伸出手，把肖成佳歪了的軍帽扶正，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訴他，這是條小路，關系卻很重大，要完成好任務。
這個細節，肖成佳記了一輩子。
2006年，新華網記者采訪他的時候，九十歲的他提到那次經歷，開頭就是一句：那是朱德總司令叫我打的。
當天凌晨四點，肖成佳帶著加強排進入陣地，趴在荊棘叢里等。
貴州的2月，冷風像刀子一樣割臉，趴在地上的人一動不敢動，凍得手腳麻木，連臉上的感覺都遲鈍了。
肖成佳后來回憶，在那里等了整整十多個小時，約兩個排的黔軍才從小路上摸過來。
那幫黔軍走得松松垮垮，完全沒有戒備，有的人抽著旱煙，有的人哼著當地的花鼓調，根本沒料到前面有伏兵。
等敵人進了射程，肖成佳一聲令下，手榴彈跟著砸下去。
黔軍被炸懵了，稍微抵抗了一陣就四散奔逃。整場戰斗打下來沒超過十來分鐘。
打掃戰場的時候，通訊員發現肖成佳右手在往外滲血——彈片在戰斗中劃開了他的手掌，一直打到結束他自己都沒感覺到。
這是他當兵以來第一次真正負傷，也是他一輩子唯一一次獨立指揮作戰的經歷。
當天傍晚，消息傳來：三軍團攻克婁山關。
黃火青得知結果，對肖成佳的評價只有三個字："有膽子。"
戰后有段時間相對平靜，黃火青兌現了承諾，把那首《杜娘歌》正式教給了肖成佳。
兩個人在某個營地的土屋外面，一人哼調子，一人跟著學，學了不知道多少遍。
這首歌用中文標注的俄語發音確實拗口，但旋律有一種說不出的勁道，一旦學會，很難忘掉。
肖成佳沒想到的是，這首歌，后來成了他和黃火青之間四十多年唯一的"暗號"。
二渡赤水之后，四渡赤水的機動戰還在繼續。
1935年3月下旬，中央軍委完成四渡赤水后準備南渡烏江，擺脫追兵直逼貴陽。
為了掩護主力，中央軍委決定把第九軍團留在烏江北岸單獨活動，任務是偽裝成主力，迷惑追兵，讓敵人兩個縱隊六個師以為大部隊還在北岸，從而為真正的主力爭取時間。
這是個相當危險的任務。
九軍團單獨留下來，和上級的聯系基本切斷，面對的是數倍于己的追兵，必須在保存自身的前提下完成偽裝迷惑的目標。
羅炳輝帶著隊伍在烏江北岸的長干山、馬鬃嶺一帶折東轉西，有意在行進中拉長距離，四處打旗號、施放煙火，制造大部隊行動的跡象。
這套迷惑戰術收效顯著。敵人的追擊部隊跟著九軍團在烏江北岸"捉迷藏"，等到他們察覺上當的時候，主力紅軍已經安全渡過烏江，直逼貴陽去了。
九軍團此后獨立轉戰貴州北部、云南南部，歷時近兩個月，行程逾千里，不但沒有潰散，最后與主力會合時還上交了十萬塊銀元，帶回了擴充的隊伍。
當年兄弟部隊的戰士圍著他們看稀奇，不相信在那么艱苦的條件下，一支孤軍能完成得這么漂亮，紛紛豎起大拇指說"老九真不錯"。
肖成佳就在這支隊伍里，從烏江北岸一路走到西昌，走完了這段單獨行軍的歷程。
隨后，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隊伍進行整編。肖成佳被調任四方面軍政治部青年科長，繼續跟隨部隊行動。
接下來，是三過草地。
草地是長征中死亡率最高的路段。
這片位于四川西北的高原沼澤，方圓數百里，地表覆著厚厚的腐草層，表面看起來像是草場，踩上去卻是深不見底的沼澤。
走路必須踩著前一個人的腳印，一腳踩偏，人就往下陷，來不及扯就沉下去了。
食物極度匱乏，野草、樹皮、皮帶，什么能吃就吃什么。高原氣候變幻無常，晴天轉眼就是暴風雪，很多人就這么倒在路上，再沒起來。
肖成佳三次穿越草地，每一次都有戰友沒有走出來。
他后來垂暮之年念起長征歲月，最常提到的是七個一起當兵的兒時伙伴，說他們都沒能走出雪山草地。
【三】古浪城外，彈片擊中，流離從此開始
1936年，三大主力紅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區會師，長征正式結束。
隨即，局勢發生了新的變化。
紅四方面軍的部分兵力奉命渡過黃河，進入河西走廊，組建西路軍，計劃開辟甘西北根據地，并打通與蘇聯的聯系通道。
西路軍總兵力約兩萬一千人，下轄第九軍、第三十軍、第五軍，加上各直屬部隊，番號全都是從長征走過來的老部隊。
肖成佳在西路軍政治部工作，隨隊西進。
從1936年10月起，西路軍進入河西走廊，迎面碰上了馬步芳、馬步青統領的馬家軍。
馬家軍在西北經營多年，騎兵是其主力，機動性極強，對地形極為熟悉。
河西走廊地形開闊，更有利于騎兵發揮，西路軍在這里打的是完全不同于中原地區的仗——沒有山地可以依托，沒有群眾基礎可以借助，補給基本斷絕，背后也沒有援兵，是孤軍深入的死仗。
1936年11月，古浪戰役打響。
古浪是河西走廊的一個縣城，地處武威西南。
西路軍第九軍抵達古浪后，很快迎來馬家軍優勢兵力的圍攻。
馬步芳得知紅軍進占古浪，緊急調集步兵、騎兵和民團，以三架飛機提供空中支援，對古浪城發動猛烈反撲。
干柴洼、橫梁山，戰斗一場接著一場，紅軍打得極為艱苦。古浪城外，馬家軍用炮火和航空炸彈輪番轟擊，紅軍的工事被逐一摧毀，傷亡持續攀升。
肖成佳在這場戰役中全身多處被彈片擊中，昏迷過去。
戰斗結束后，衛生員在死傷的人堆里把他翻找出來，用擔架抬著往西轉移。
此時的西路軍已經從最初的兩萬多人打到兵力嚴重損耗，還在繼續西進，但處境越來越困難。
1937年1月，第五軍軍長董振堂在高臺戰死；3月，西路軍在倪家營子一帶遭到最后的重創，余部不滿三千人，徐向前、陳昌浩相繼離隊，隊伍徹底打散。
肖成佳與他所在的部隊失去聯系，和六十多名傷員一起，在荒涼的甘肅、青海交界一帶流亡。
有一天夜里，這支疲憊不堪的傷員隊伍找到一個偏僻村莊借宿，大家太累了，倒下就睡著了。等天亮睜開眼，四面已經被馬家軍的騎兵圍住。
刀光逼人，人數懸殊，硬抗是死路一條。
肖成佳當時受了傷，勉強撐起身子，用嘶啞的嗓子喊話——大意是國共兩黨已經達成合作，停止內戰的協議已經有了，如果繼續對傷員動手，連蔣委員長那邊也交代不過去。
這一番話把對方將住了，六十多名傷員因此保住了性命。
但活下來只是第一步。
和組織完全失聯，沒有通訊，沒有補給，向西走是死路，只能想辦法回頭。
肖成佳和其他散兵各自輾轉，他一路搭車步行，走隴海鐵路、換平漢線，幾經輾轉，1938年初才走回江西省泰和縣老家。
這一路跑了多遠，沒有準確的記錄，但從青海邊境到江西，直線距離超過三千里，何況他走的不是直線，中間還有無數的繞路和阻礙。
到家的時候，母親已經聽說了他的消息，砸鍋賣鐵，東拼西湊，備了三十塊大洋，把他從被關押的地方贖了出來。
那年，肖成佳二十二歲。
從此，那個在部隊里扯嗓子唱革命歌曲的宣傳分隊隊長，在泰和縣的田埂上，變成了一個沉默的農民。
【四】八十塊錢進京，"肚子疼"混進大院
新中國成立之后，肖成佳第一件事就是去申報自己的歷史。
他在鄉里登記，說明自己1930年入伍的經過、參加過的部隊番號、經歷過的戰役，但問題隨即出現了——沒有文件，沒有證明人。
他所在的宣傳分隊名冊隨西路軍打散而散佚，當年認識他、能為他作證的戰友，或者已經犧牲，或者下落不明，或者自己的處境也沒好到哪里去，聯系不上。
登記部門的結論只有四個字：無法核實。
這四個字，后來成了他接下來將近三十年里最常看見的字眼。
他寫過申訴信，托過人，跑過縣里的部門，也寫過到更上級單位的材料，每一次都以"無法核實"收場。
進入特殊時期，日子急轉直下。
那些年對歷史"成分不清楚"的人審查極嚴，肖成佳"證明不了是紅軍"這件事成了把柄，被人舉報說他歷史不明朗、成分存疑，后來更被扣上"地主兼逃兵"的帽子，批斗過、關押過，什么都經歷了。
一個曾經在朱德面前立過軍令狀、在貴州荊棘叢里趴了十多個小時打阻擊的人，在自己的家鄉，連紅軍的身份都證明不了。
1978年冬，全國開始大規模平反工作，局勢松動了。
肖成佳當時六十二歲，這些年攢了一肚子材料，準備再搏一次。
他寫了新的申訴，但走正常渠道的效果仍然不樂觀。
就在這個時候，他在一份舊報紙上看見了一條消息——黃火青，1978年3月正式就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這三個字在他眼前停了很久。
他記得這個人。
不止記得，他認識這個人，黃火青在九軍團做政治部主任時，是他的直接上級，兩人一起在貴州的山里走過，黃火青教過他《杜娘歌》，見過他打阻擊受傷，知道他是個什么來路的兵。
但這個人現在是最高檢察長。
親戚和鄉里的人勸他，這都多少年了，要見這種級別的領導，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做到的事，別白費那個勁了。
肖成佳甩下一句話：我要把紅軍身份寫明白，不然死不瞑目。
他把家里翻了個底兒朝天，又去親戚那里借了一些，湊出了八十塊錢，買了一張北京的綠皮火車票，打點了一個舊帆布包，1979年5月進京了。
這是他這輩子第一次去北京。
對于一個從沒出過遠門、也不認識路的江西農民來說，北京這座城市大到讓人頭皮發麻。
光是問路、換乘、走錯地方再回頭，就折騰了兩天，才摸到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門口。
然后，就開始了在門口蹲守的那幾天。
他試過直接走到門口說明來意，被哨兵問：有預約嗎？沒有。
有介紹信嗎？沒有。被禮貌但堅決地擋了出來。
他試過攔車，但那年頭出入檢察院的車速度都快，他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腿腳跟不上，幾次都撲了空，哨兵看見了還過來勸他別鬧，他咧嘴笑，說不鬧不行，沒有黃檢察長的字，自己這條命算白活。
就這么耗了好幾天，兜里的錢越來越少，干饅頭越來越少，嘴角起了燎泡，腳上磨出了水泡。
到了5月31日，肖成佳決定換個辦法。
他走到哨兵跟前，雙手捂著肚子，臉上擠出最痛苦的表情，弓著腰，一步三搖，跟哨兵說自己是路過的農民，突發腸胃急癥，實在憋不住了，能不能借個廁所用一下，解決完馬上就走。
1979年的社會風氣，人心腸都實，這套說法成立的概率比今天高得多。
哨兵打量了他一番，一個老實巴交的莊稼漢，看著不像壞人，揮手放了進去：快去快回，別在里面亂逛。
肖成佳一邁進大門，"肚子疼"立刻痊愈了。
他以比剛才快了三倍的速度往辦公樓方向走，逮著一個工作人員就問黃火青的辦公室在哪，口氣急切，態度沖，對方有些懵，打量了他一眼，覺得這人雖然穿得破舊，口氣卻不小，沒準是哪位首長的什么窮親戚，不敢怠慢，領他找到了秘書。
秘書進去通報，少頃，把他帶進了一間辦公室。
黃火青正低頭翻卷宗。
而當那扇門打開，肖成佳走進去，接下來發生的事，讓在場的所有人都沒有料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