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家庭再生產：高出生性別比農村地區低額彩禮的形成機制

韓炎霖，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為青年、家庭社會學。

［摘　要］文章聚焦高出生性別比農村地區低額彩禮這一有張力的社會現象，通過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的方法，探究其形成機制。研究發現，網絡家庭再生產是其核心機制，通過持續性代際支持與代內互助實現經濟與情感聯結，維持家庭結構的延續。在家庭性別分工視角下，男性外娶、女性近嫁的婚嫁模式緩解了本地婚姻擠壓狀況，減少了彩禮競爭；在女方婚嫁考量視角下，女方父母傾向以象征性彩禮為女兒換取人情認可與道德聲譽，助其快速融入并再生產夫家網絡家庭。女兒在自由戀愛中亦主動認同該邏輯。當地宗族文化進一步強化了這一再生產過程。低額彩禮實踐促進了新婚婦女的家庭融入與關系建設，增強了網絡家庭的經濟支持與社會互助功能，為治理高額彩禮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地方經驗。

［關鍵詞］出生性別比；低額彩禮；天價彩禮；網絡家庭

一、問題的提出

因生物因素、歷史原因和小農時代的生育偏好，男性人口數量往往多于女性人口，中國更是如此（果臻等，2023）。國家統計局（2021）數據顯示，中國的出生性別比從1982年開始就超出正常值水平，此后持續攀升，近年來雖明顯下降，但依舊高于正常值域。農村地區出生性別比失衡經過幾十年的積累，再加上鄉—城人口流動、女性外嫁等因素，使得這類地區適婚男性人口明顯多于女性人口，這直接加劇了婚姻市場的競爭，導致部分農村男性“一妻難求”（王躍生，2013）。這不僅明顯推高了彩禮價格，而且可能加重男方家庭的經濟負擔，降低婚姻的穩定性，導致家庭關系破裂，并進而對基層社會治理形成挑戰（丁佩琪、鄭丹丹，2025）。

研究發現，高額彩禮地區往往具有以下三個特點：一是出生性別比高，婚齡期男性過剩、女性不足；二是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低，男性對女性的吸引力較小；三是女性外嫁比例較高（何倩倩，2021；王向陽，2019、2025）。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江西省的出生性別比較高，2000年達到138，且在此后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在120上下波動（江西省統計局、江西省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辦公室，2002；江西省統計局、江西省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辦公室，2022），農村地區的出生性別比更高。然而，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贛西雖然依舊保持著較為濃厚的傳統宗族文化，農村地區出生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人口流動亦較頻繁，但該地區的彩禮金額并未顯著上漲，而是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那么，贛西地區為何會在已經充分具備高額彩禮的條件下形成較為獨特的低額彩禮現象？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筆者基于對贛西某鎮農村低額彩禮的質性研究，試圖從網絡家庭再生產理論視角，探討該地區彩禮背后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動因，揭示低額彩禮現象的形成機制，討論網絡家庭支持的婚姻習俗對于抑制天價彩禮的時代意義。

目前，“天價彩禮”不僅成為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的話題，而且引起各級政府和部門的高度重視。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將“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作為重要任務；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持續整治農村高額彩禮，引導樹立正確的婚戀觀、生育觀、家庭觀。本文通過剖析一個積極案例，試圖為國家和地方整治高額彩禮提供經驗支持與實踐依據，進而為推動解決農村地區由男性婚姻擠壓帶來的個人生活困頓、婚姻家庭不穩定、社會和諧風險等問題提供學理支撐。

二、文獻回顧

彩禮作為一種民間婚姻習俗，嵌入在特定的家庭再生產模式中。狹義上，彩禮是男方家庭在訂婚或結婚時向女方家庭或新婚夫妻付出的財物，一般以貨幣形式的禮金為主；廣義上，彩禮是男方家庭及其親屬向女方家庭及其親屬給付的所有財物，包括禮金、“三金”、房產、車輛等資產，以及婚禮酒席等花費和勞動形式的服務。

（一）文化象征論與經濟資本論下的高額彩禮

目前，學界對彩禮的研究主要聚焦高額彩禮現象，彩禮本身兼具“財”“禮”兩方面的含義，故學理研究主要沿著這兩條進路來展開。一是與契約、儀式相關的文化象征論，二是經濟資本論。前者認為，彩禮作為自古延續至今的傳統習俗，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義。一方面，作為契約性的保證金，彩禮可以維系婚戀關系的穩定（牟敏娜，2023）；另一方面，作為婚戀過程的重要儀式環節，彩禮亦具有文化象征性功能（王思凝等，2020）。在一些地區，彩禮被視為婚姻的必要條件，甚至與家庭的榮譽和社會地位掛鉤。這種觀念導致彩禮金額不斷攀升，成為一種社會競爭的工具（楊華，2024）。同時，因受中國傳統社會文化觀念的深刻影響，彩禮和嫁妝數額被視為家庭財富和社會地位的象征。高額彩禮或嫁妝可增強家庭在熟人社會中的名聲和面子，進而轉化為社會資本，有助于家庭在鄰里交往中獲得更多機會和資源（朱冬亮、李芳芳，2022）。

從經濟資本角度討論彩禮，學者往往從婚姻償付、婚姻資助和婚姻市場三個視角來展開。婚姻償付論者認為，彩禮是對女性婚后與娘家關系疏離的一種補償機制，是男方家庭對女方家庭失去一個勞動力的經濟補償（Freedman，1966）。婚姻資助論者多強調彩禮對于新婚家庭的資助功能，從婚姻償付論的家庭之間的橫向經濟補償轉變為代際的縱向經濟繼承，認為以彩禮為核心的婚姻支付是實現代際財富轉移的重要途徑，是雙方父母補貼小家庭的重要方式。但常會因此出現子代對父代的代際剝削，甚至出現夫妻合謀共同實現代際剝削，從而推高了彩禮價格（閻云翔，2009）。近年來，許多地區面臨嚴重的婚配年齡段男女性別比失衡問題，女性在婚姻市場中越來越占據主導地位，議價能力顯著增強。彩禮作為貨幣支付的手段愈加明顯，“天價彩禮”已經不同于以往的婚姻償付和婚姻資助，而與婚姻市場密切相關，形成了婚姻市場論（桂華、余練，2010）。出生性別比的長期失衡、人口空間流動的持續高位、多子家庭代內剝削、婚戀市場化等都是產生天價彩禮的重要原因（韋艷、姜全保，2017）。

（二）低額彩禮及其影響因素

學界不僅對高額彩禮現象及其引發的家庭與社會問題進行了較多討論（楊華，2024），也關注到贛南和粵北的宗族性村莊的低額彩禮現象，并對低額彩禮的形成機制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討論。研究發現，低額彩禮一般出現在社會結構相對穩定的南方宗族性村莊，通過傳統通婚圈內統一的社會規范和價值認同來抵御婚戀的市場化（朱戰輝，2017），從而維持較低的彩禮水平。概而言之，既有研究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討論低額彩禮的成因。

第一，宗族文化和村規民約。在對粵北地區低額彩禮現象的研究中，村規民約與宗族文化的認同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李永萍，2022），共同塑造一種團結型的村莊社會結構。在這一結構框架下，村民之間形成了強烈的道德約束力和社區規范體系。彩禮的支付往往嚴格遵循傳統習俗，有效避免了在市場化過程中彩禮過度攀升的現象。村規民約作為一種地方性規范，對村民行為具有顯著的約束力，對維護村莊的和諧與穩定起到積極作用。在經濟發達的廣州（粵南）農村地區，團結型宗族社會具有強代際倫理與弱代際支持的特點，老年人掌握家庭核心權利，子代承擔贍養長輩的義務，父代對子代的婚姻責任不強，從而減少了彩禮迅速攀升的可能。同時，宗族結構具有極強的社會規范功能，注重傳統行為規范和價值觀念的延續，為低額彩禮習俗的延續提供了社會保護機制（王敬，2021）。

第二，聯合家庭再生產模式。早期關于家庭再生產的探討主要聚焦分家與代際傳遞的特征。實際上，彩禮的高低亦與特定的代際關系類型尤其是家庭再生產模式密切關聯，而低額彩禮與聯合家庭再生產模式密不可分。聯合家庭再生產模式即農民以聯合家庭為單位進行再生產，代際與代內整合、互通資源，由父代統籌資源保障家庭順利再生產。聯合家庭再生產模式鎖定彩禮的低額狀態，抑制資助型彩禮實踐的興起，保存彩禮的儀式性意義，故而一般具有低代際支持、低兄弟競爭的家庭特點。聯合家庭再生產模式不僅關注個體家庭的利益，更注重整個聯合家庭的穩定與長遠發展。家庭成員之間注重相互支持與協作，共同致力于維護家庭的穩定與繁榮。與此同時，聯合家庭中小家庭依附于以父代為核心的聯合大家庭，同樣需承擔連帶責任。對于男方大家庭給予女方家庭的彩禮，新娘作為未來的兒媳婦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分擔的義務（李永萍，2018）。若是因為高額彩禮使男方家庭背上債務，新婚夫婦將成為首要的債務償付者，因此，高額彩禮反而會增加女兒的負擔。

第三，女性地位的提高。閻云翔在東北下岬村的調研發現，女方本人在彩禮議價中越來越占據主導性地位，他將這一現象解釋為年輕人個人權利意識的覺醒，體現了“這代人對自身權利的強調、對個人在家庭財產中份額的要求及對把握自己家庭生活的欲望”（閻云翔，2009）。盡管在傳統觀念中兒子仍然是養老的主要支柱，但父母對女兒在養老方面所承擔責任的期待也在逐漸上升，女兒被視為兒子在養老功能上的重要補充，特別是在生病需要照料及節日期間的探望上，女兒的作用愈發凸顯。彩禮金額的高低與女兒融入夫家家庭的程度呈反向關系（李永萍，2018）。因此，女方父母更傾向于通過設定較低的彩禮來讓女兒更好地融入夫家家庭，維護女兒未來小家庭的利益，以此策略性地確保女兒在未來能夠更頻繁地回娘家探望并照顧自己，從而實現家庭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長期效益的最大化。

（三）文獻述評

上述文獻回顧表明，現有研究對變遷社會中的彩禮現象予以較多關注，形成了較為豐富的理論闡釋，提出了文化象征論和經濟資本論兩種不同但互補的分析視角，揭示了彩禮在維系婚戀關系、進行代際財富轉移和在婚姻市場中的作用；同時，學界對宗族社會的制約、聯合家庭中的責任連帶機制、低代際支持和低代內競爭，以及女性地位提高在低額彩禮形成中的作用也進行了探討，為我們理解彩禮背后的原因和本文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但是，就本文所關注的低額彩禮而言，現有研究還有較大的拓展空間。

目前研究對高額彩禮關注較多，而對高出生性別比、低額彩禮這一具有張力的現象聚焦不足。目前，學界對農村彩禮的研究主要是對高額彩禮的形成原因與運作機制的闡釋，就農村地區出生性別比偏高帶來婚姻擠壓進而傳遞到彩禮議價、形成高額彩禮這一現象達成了共識，而有關低額彩禮產生機制的研究在數量上寥寥無幾，且在關注點上聚焦男女性別比相對平衡、村莊相對封閉和成員流動性較弱的地區，低額彩禮背后往往缺乏張力。也就是說，學界對具有高出生性別比等有利于高額彩禮但彩禮仍然較低現象的相關研究較少。

本文從網絡家庭再生產視角出發，關注低額彩禮背后的張力。這種張力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高出生性別比；二是婚戀市場化導致的城市彩禮金額高于農村。盡管已有研究通常認為這兩點是高額彩禮的形成原因，但在本文的田野點，出現了低額彩禮的社會現象。本文旨在從網絡家庭再生產的角度，揭示高出生性別比背景下農村地區低額彩禮現象的形成機制，并探討這一現象對農村社會結構和家庭關系的深遠影響。

三、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文以網絡家庭再生產為分析視角。如圖1所示，網絡家庭再生產可從當地家庭性別分工模式和女方婚嫁考量視角進行解釋。在家庭性別分工中，男性外娶與女性近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性別比，減少了彩禮競爭；在女方婚嫁考量視角下，無論是女兒還是其父母，都期望通過低額彩禮融入夫家并再生產網絡家庭。同時，宗族性村莊的地方文化進一步增強并拓展了網絡家庭再生產邏輯。

（二）研究方法

為研究生成機制這一問題，筆者采用參與觀察法和深度訪談法，對贛西某鎮進行田野民族志調查，繪制6張親屬譜系圖，收集132個婚姻彩禮個案以反映其年代變化。調查對象包括與彩禮相關的各類人員，如村干部、適婚青年及其父母等，共15人。由表1可知，受訪者包含不同性別、年齡和職業的人員。訪談圍繞婚戀、彩禮等相關內容展開，包括受訪者個人及家庭情況、彩禮的雙方議價過程、婚后代際和代內關系等。在相親角，筆者采用參與式觀察進行研究，通過中間人聯系相親角活動主辦方，以普通相親青年身份進行田野調查，作為同齡人獲取適婚青年對擇偶及彩禮等相關問題的真實反饋。

在統計彩禮金額之前，首先明確本文中“彩禮”這一研究概念。本文選擇“彩禮”概念的狹義定義，認為彩禮是男方在訂婚或結婚時向女方付出的禮金，所以在彩禮金額的統計上只統計禮金，不統計其他物品的金錢折算。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房產的相關情況，筆者通過田野調查發現，該地普遍的彩禮形式不是房產加錢，而是單純地錢加物：在2010年之前結婚的夫妻，普遍是以全部返還到小家庭的彩禮錢和自己的一些積蓄作為首付貸款買房，之后通過自己的資金還貸；而在2010年之后結婚的男性因為長期在外務工，家里人很早就會為其在城里購置房產，所以不需要買房。其結婚時該房產是個人財產，房產證上不會因為結婚添加女方的名字，也就不涉及彩禮中房產加錢的雙重彩禮要求。這兩種購房方式都沒有直接要求男方為結婚買房付出首付等作為高額彩禮，這也是本文選取狹義“彩禮”定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田野點介紹

本研究主要選取贛西某鎮和該地相親角兩個田野點。該地下轄三個行政村共22個村民小組，可接受訪談的人員較多。調查數據顯示，當地絕大多數年輕人以進城務工為主要收入來源，個人年收入一般為4.5萬~7.0萬元。該地位于市區的西南郊，總人口8.32萬人，總人口性別比為121.32，男女比例嚴重失調。該地在2015 年之前的出生性別比是129~142；放開二孩之后（2016—2024年），該地出生性別比是138~157，都遠超107的標準，呈現偏高的情況，甚至某些年份超過130的標準達到極度偏高的情況。該地多子女家庭極為普遍，這些多子女家庭在分家后具有很典型的網絡家庭特點。

四、田野點彩禮情況

（一）田野點彩禮情況的變遷

從當地彩禮變遷來看，1980年的彩禮在200元左右，1990年的彩禮在3000元左右，2000年的彩禮在10000元左右，2010年的彩禮在 40000元左右，2020年以后彩禮在80000元左右。從彩禮金額與當地個人平均年收入水平的比較來看，此地子代平均年收入1980年為200元左右，1990年為2000元左右，2000年為5000元左右，2010年為18000元左右，2020年以后為 50000元左右。整體看，彩禮在 2000年之后為個人年均收入的一兩倍（見圖 2），符合低額彩禮的情況。從通婚圈的年代變遷來看：1980年至2000年鄉內婚居多，2000年至2010年縣內婚居多，2010年至今市內婚居多且省內婚、跨省婚明顯增多。由此可見，隨著時間的推移，通婚圈逐漸擴大。此地是該選題極具代表性的田野點，有利于筆者了解該地低額彩禮的形成機制。

（二）低額彩禮的認定

1. 生活實踐層面：個人年均收入與彩禮金額比較

通過上述彩禮數據和收入對比可以發現，自 2000年起，彩禮金額對于適婚人群來說一般是個人年收入的兩倍左右，低額彩禮現象十分普遍，且“我們都覺得這里是低額彩禮”“當地沒有年輕人因為彩禮問題結不了婚的情況”等受訪者的話語，還有女方及女方家庭對彩禮的態度“要不要都行，反正都是給小家庭的”等，都證明該地的彩禮金額較低。

2. 空間層面：省際彩禮金額比較

筆者以“高額彩禮”“高彩禮”（統稱“天價彩禮”）為主題詞對中國知網近十余年的期刊論文等文獻資料進行了梳理，發現80多篇文章的田野點彩禮金額普遍都在20萬元以上，其中江西農村地區更為突出（見表2）。而本文田野點的彩禮一般在10萬元以下，大部分為6萬~8萬元。區域之間通婚彩禮議價是指本地與其他高額彩禮地區通婚時彩禮議價的協商。許多受訪者的婚姻都是和贛東高額彩禮地區的省內婚（女方地區彩禮普遍30萬元以上），最后都是彩禮協商到10萬~15萬元后結婚。彩禮金額的大幅度下降可以很好地體現當地低額彩禮的特點。

3. 時間層面：歷時性的彩禮與人均GDP比值

2025年當地的人均 GDP超過10萬元，彩禮金額與人均 GDP的比值不到1。根據全國9省歷年的統計年鑒和2014年“婚姻遷移與女性發展”專項調查數據（韋艷、姜全保，2017），從與他省的彩禮金額和人均GDP的比值來看，當地低額彩禮的現象非常明顯，其他省份的這一比值普遍在5以上，而當地甚至不到1，相差非常大。通過比較可以看出，當地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低額彩禮地區。從長期歷時性的代際變遷可以發現，當地低額彩禮的形成是一個長期持續的過程，并不是因為國家整治高額彩禮這種外部力量干預形成的，而是存在一種長期內生性的形成機制。因此，本文的核心探究問題就是高出生性別比農村低額彩禮的內生性形成機制。

五、低額彩禮的生成機制

（一）網絡家庭及其再生產

當前，在個體化、工業化催生核心家庭需求的同時，生活成本與隔代撫育的現實也將多代人緊密聯結，形成“分而不離”的復合型家庭結構。為解釋這一張力，學界相繼提出“親屬網絡”（Sussman & Burchinal，1962）、“分合間家庭”與“聯邦式家庭”（莊英章，1972）等概念。中國研究早期多使用“家庭網”（潘允康，1988），后來逐漸統一為“網絡家庭”（郭洪，1994；王思斌，1990）。王躍生（2009、2010）指出，網絡家庭是以父系血緣為基礎、由多個具有贍養繼承關系的家庭組成的生活聯合體，注重代際與代內的經濟互助、生活支持與情感聯結，并在現代化進程中展現出動態調適性。這一概念高度契合本文研究需求。

本文聚焦家庭代際支持與代內互助驅動下的“家庭再生產”過程。因此，筆者采用王躍生（2009）對“網絡家庭”的定義：以父系血緣為紐帶，由獨立生活的親代家庭及其子代家庭共同組成的家庭聯合體。下面將從家庭性別分工與人口流動、女方婚嫁考量這兩個視角，分析當地網絡家庭再生產實踐，從而為理解低額彩禮的維系提供結構性解釋。

（二）家庭性別分工與人口流動：網絡家庭再生產實踐

在當地家庭結構中，一兒一女的情況最為常見。家庭性別分工是網絡家庭再生產的基礎和前提，因此當地網絡家庭再生產的實踐也展現出明顯的性別差異。在當地，網絡家庭再生產過程對于兒子和女兒的發展規劃大不相同，很大程度上恪守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對兒子的期待是“男兒志在四方”，希望兒子在外面好好拼搏、掙錢有出息，給父輩和祖宗爭光；對女兒的期待則是會持家過日子，不要遠嫁，希望離得近一點，父母能經常看見。雖然這里是以兒子養老為主，但也有對女兒養老的期待，對女兒最大的期待是經常回家看看自己、滿足自己情感上的需求，使女兒養老和兒子養老形成有機補充。簡而言之，在網絡家庭再生產中，當地一般是兒子為父代家庭提供經濟支持，女兒為父代家庭提供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正是這種家庭性別分工使當地網絡家庭實現了經濟再生產和情感再生產。因此，女兒因提供照料與情感支持常留守當地，兒子則因提供經濟支持更傾向于赴經濟發達地區打工。

受訪者X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兒子在廣東開公司。女兒本來在城里工作，受父母影響回到當地村委會工作。“我們這里確實對男孩和女孩期待不太一樣，雖然希望孩子都留在身邊，但還是更希望男孩去北上廣這種大城市，這樣有出息，給他爸他爺這些長輩長長臉（增光添彩），娶外地媳婦也無所謂，只要是正經過日子的人就行。如果女孩能特別有本事留在外面也挺好的，但我還是舍不得，希望她們能在我有生之年陪在我身邊，安安穩穩在農村這邊成個家立個業，不用有什么大出息。不要遠嫁、離得近一點，經常能看到是最好的。一是怕嫁太遠娘家照顧不到受欺負、受委屈，二就是感情上舍不得，不管怎么樣還是女兒貼心。”

根據江西省2020年人口普查年鑒，該市因工作就業戶口登記在外省的人口中，男性為7609人，女性為3855人，男女比為1.97∶1；因學習培訓戶口登記在外省的人口中，男性為5117人，女性為3521人，男女比為1.45∶1（江西省統計局、江西省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辦公室，2022）。這一數據體現當地人口流動的性別差異。由此，婚戀受地緣影響非常明顯，男性投身于全國的婚戀市場，自由戀愛式逐漸超過媒人介紹式，省內婚（跨市婚）和跨省婚明顯增多。而女性也會因為在省內上學、市內工作的地緣影響，大部分都屬市內婚，省內婚和跨省婚則較少。因此，男性外娶遠多于女性外嫁。基于江西省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以戶籍遷移為基準的婚姻流動統計結果顯示，全省女性跨省外婚率（嫁至外省女性/已婚女性）為4.3%，該市數據為 3.3%（江西省統計局、江西省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辦公室，2022）。而筆者實地調研三個村莊發現，外省女性嫁入率分別為10.0%、7.4%和20.3%；外市女性嫁入率分別為23.7%、15.3%和 29.8%，即跨省市嫁入率均顯著高于省市統計水平。

數據印證了當地存在顯著的婚姻流動性別差異：男性外娶比例遠高于女性外嫁，形成“男性外娶擴張、女性婚配內聚”的格局，這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性別比，減少了彩禮競爭。

（三）女方婚嫁考量：期望融入并再生產網絡家庭

雖然當地的家庭結構已經通過分家拆解了傳統的聯合家庭，但是代際和代內的家庭關系仍然保持極強的聯系，以網絡家庭的形式持續發揮重要作用。在當地商討彩禮，女方父母是影響彩禮金額的重要主體。相對于一次性的天價彩禮，他們更希望女兒能夠融入并再生產夫家的網絡家庭。這種婚嫁考量受雙重機制驅動：一是正向持續性的代際支持和代內互助（全家經濟支持），二是反向的聯合家庭責任連帶傳統（分家時債務均攤）。當地自20世紀70年代起實行彩禮資助模式（全額返還且嫁妝隨彩禮遞增），使高額彩禮失去經濟價值。因此，當地彩禮實踐不同于婚姻市場理論下的彩禮競爭，其核心在于通過象征性彩禮，換取夫家與鄰里的人情承認：一是以低物質要求換取夫家關系網絡的快速融入；二是積累道德聲譽實現血緣（親屬網）/地緣（村莊社會）網絡擴展；三是奠定持續性代際支持基礎。這種策略突破傳統彩禮理論，本質是網絡家庭的再生產——用短期經濟讓渡換取長期社會資源增值，完成從“外來者”到“網絡節點”的身份升級。

同時，女方隨著女性自主性的增強也失去索要高額彩禮的動力，女方父母更加尊重子代的婚戀和彩禮選擇。田野調查發現，2000年后，此地自由戀愛成為普遍和主流現象。年輕人在戀愛和結婚時，也都傾向于選擇同樣來自農村、經濟條件相當的另一半。在這種情況下，情商等個人軟實力變得更為重要。這種子代自主性和獨立性的顯著增強，還催生了不要彩禮的現象。在當地，子女不僅參與彩禮議價，甚至因自由戀愛彰顯出超越父輩的地位和話語權。零彩禮情況常常是父輩妥協的結果，但兩家也會各自出錢補貼小家庭，一般不會超過3萬元。這個價格遠低于當地的彩禮行情價（6 萬~9 萬元），可見子代自主性的增強是彩禮下降的重要推動因素。在2000年之后的93對結婚案例中，有32對沒有要彩禮，這個比例超過1/3，可以說低額彩禮是一種集體選擇的結果。

受訪者A的女兒2015年自由戀愛結婚，沒要彩禮。婚后兩家各給了小家庭兩萬元。女兒覺得，兩人是自由戀愛，彼此相愛，奔著過日子去的，彩禮這種世俗的東西要不要無所謂，反正以后缺錢爸媽也會給。A說：“彩禮也就是個意思，只要兩人好好過就行。不要彩禮顯得更親密，像一家人。不過我心里覺得，還是多少該要點，認認規矩。但他們小兩口感情好，覺得無所謂，就隨她了。她說得也對，我就這么一個孩子，掙多少錢最后也都是給他們。從名聲上說，兩家都挺有面子，他兒子不用花彩禮就娶了媳婦，媳婦和娘家也通情達理，肯定能相處得其樂融融，過好日子。我們兩家都會貼補他們辦婚禮、做酒席，也算是做父母的一點心意。”

上文圖1描繪了女方家庭的婚嫁考量。筆者基于代際關系和代內關系構建網絡家庭的三角形模型，其中情感聯結和利益聯系貫穿其中。女方婚嫁主要從自身及其父母兩方主體進行考量，期望通過低額彩禮融入并再生產夫家網絡家庭，同時可借助地方道德規范所帶來的良好聲譽將網絡家庭再生產擴展至由血緣聯結的親屬網絡和由地緣聯結的村莊社會，進一步增強網絡家庭再生產邏輯。網絡家庭的核心關系主要體現在代際關系、代內關系兩方面，網絡家庭再生產的拓展體現在地方文化方面。

1. 代際關系：持續性代際支持

代際關系受利益考量和情感聯結的雙重影響，這分別對應著網絡家庭的經濟再生產和情感再生產，其中利益考量為主要影響因素。從經濟利益的角度來說，這里的代際關系非常緊密，是持續性代際支持。因此，在彩禮這種一次性的代際財富轉移上，當地人不會過分要求老一輩的經濟資助，從未出現婚姻資助理論中的夫妻合謀代際剝削的情況。同時，傳統的聯合家庭責任連帶機制也會限制高額彩禮的出現，而低額彩禮模式通過持續性的代際支持，使父母也會在子女婚后持續對小家庭進行經濟資助，從而有利于后續代際經濟支持和隔代照料等網絡家庭再生產。“我家女兒2022年結的婚，我就要了3萬塊錢辦了個酒席。你不能光看彩禮錢，還得看婚后。以后買房買車這種大事，兩家老的還能不幫嗎？我感覺這樣挺好，親家對我們女兒特別好，又給錢又給看孩子，挺滿意的。女兒嫁過去是過日子，要是不過日子，要多少都沒用。真要高了，他爸媽還得出去打工還債，以后生了小孩誰帶？萬一有個病有個災，不又得住院花錢？沒錢了還是小輩掏，有什么意思？”（受訪者C）

情感聯結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主要涉及兩方面的感情：一是小家庭中夫妻之間的橫向婚姻感情，二是男方父代與子代之間的縱向代際感情。從橫向婚姻感情來看，作為要價方的妻子不忍看到丈夫及其家庭因為天價彩禮而生活捉襟見肘，低額彩禮成為維系夫妻親密關系的重要紐帶；從縱向代際感情而言，男方不忍看到父母因為高額彩禮而承受巨大壓力，這種負面情緒將會從代際縱軸轉向夫妻橫軸并影響夫妻關系。費孝通（1982）認為媳婦作為一個外來者，通過婚姻融入一個舉目無親和沒有生活體驗的新家庭中，是極具挑戰性的。而低額彩禮帶來的“明事理”“互相不為難”這種良好聲譽所產生的情感效應是巨大的，既維系了橫向夫妻感情和縱向代際感情，又使女方建立了與婆家的良好情感聯結，以此可以很好地處理自身與婆家的代際關系，有利于在情感上融入并再生產夫家的網絡家庭。“兩個人要是奔著過日子去的，低額彩禮就是最好的。真要高了，大家心里都有疙瘩，那就不好了。婆家人給你擺臉色，話里話外點你，讓你拿錢還債，你怎么辦？老公因為這個事和他爸媽老吵架，以后一有事就翻彩禮舊賬，你怎么和他們一起過？再說了，你忍心看你對象因為你的彩禮經歷這些嗎？你要少要點，和老公關系好，和婆婆關系好，大家好好過日子，錢就賺回來了，那不比要彩禮強得多嗎？”（受訪者C女）

2. 代內關系：持續性代內互助

在代內關系中，兄妹、姐弟關系通常不會抬高彩禮價格，而兄弟關系的代內競爭則可能導致彩禮價格上升（陶自祥，2011）。因此，筆者選取最具張力的多子家庭進行分析。代內關系受利益考量、道德約束、情感聯結的三重影響，其中情感聯結為主要影響因素。從情感聯結的角度來看，在宗族社會中，兄弟從小一起長大、相互扶持，極其團結且關系友好。農村兄弟之間互相照料非常普遍，體現為小時候哥哥幫助父母照顧弟弟，長大后兩人相互幫助，情感聯結十分緊密。情感的緊密聯結成為兄弟關系中最深厚的關系韌性，不僅通過代內互助方式消除了兄弟的彩禮競爭，更通過網絡家庭情感再生產進一步減弱了妯娌競爭的強度。

從利益考量的角度看，當地的小家庭在面臨資金不足的情況時，父母的代際支持、代內經濟互助都是重要的資金來源。在小家庭要換房換車需要大量資金時，往往是整個網絡家庭一起完成資金籌集。兄弟姊妹之間的代內經濟互助往往是以無息借款的方式實現，而這也是維系農村小家庭發展的重要保障。低額彩禮在極大程度上降低了代內兄弟競爭及妯娌競爭的強度，通過網絡家庭經濟再生產使小家庭在婚后生活中有持續穩定的經濟保障。在村莊社會中“人活一張臉”，女方低額彩禮的行為實踐不僅遵守了當地的風俗習慣和道德約束，更是在代內關系中為女方積累了“通情達理、會過日子”的聲譽評價，為其掙了臉面，有利于其更好地融入并再生產夫家的網絡家庭。

從道德約束的角度講，網絡家庭中代內關系主要指兄弟之間和妯娌之間的關系。而道德約束主要體現在兄弟之間，這也成為代內競爭的核心點。村內的道德約束要求“兄則友，弟則恭”的兄弟和睦，如果結婚后大家庭出現矛盾，男性作為家里的血脈成員參與紛爭，會陷入“對父母不孝”“對兄不友對弟不恭”的非議，因此家庭紛爭的當事人一般都是“娶進門”的媳婦們。在宗族社會中，兄弟是極其團結的，兄弟之間是一個低競爭模式，但是兄弟的媳婦及其娘家會存在一定的相互競爭關系。加之在女性財產繼承受限的宗族結構中，彩禮成為娘家給女兒資金支持的重要途徑，更易形成隱性競爭。因此，在代內競爭中，實質是妯娌及其娘家之間的競爭。“我和大哥從小關系就好，當年家里供他上大學，我工作后一起出錢。大哥覺得虧欠我，就說父母的補助以后只給我。2008年我倆同年結婚，大哥結婚父母給一萬元，我結婚給六千元，婚前買房又給了兩萬元。彩禮主要看女方要多少，兄弟之間團結，但媳婦是嫁進來的，不受村里約束，在兄弟家庭里女方容易多要彩禮，覺得不要也被妯娌拿走了；婚后父母給補助，妯娌之間也會因為誰拿多了鬧矛盾，這種事我們兄弟干不出來，但媳婦之間沒少計較。”（受訪者M）

妯娌競爭主要表現為多子家庭中先結婚的兒子彩禮略高于行情價，但漲幅有限，鮮少超過10萬元。當地宗族影響較大，男性地位偏高、掌握家庭話語權，兄弟關系極為親密，加上代內互助的利益考量和宗族道德約束，共同限制了妯娌間的競爭。同時，父母通過持續性的代際支持，在日后生活中盡力平衡各子女的總體資助，避免由分配不均導致兄弟失和。過高的彩禮會破壞家庭內代際與代內的雙重支持網絡，造成經濟與聲譽的雙重損耗。因此，低額彩禮實為風險控制策略，通過抑制妯娌競爭強度，維護以情感、利益與道德為紐帶的家內團結結構。“我們哥倆和父母關系都很緊密，就算有婆媳矛盾、妯娌沖突，我們也能摻和著一塊解決。我和大哥家也是，買房買車互相幫助，去年他買房，我手頭30萬（元）全借給他了。我好多事也是他托人幫的忙。現在哪家有大事，都是三家一塊想法子，三家解決不了，再找親戚和鄉賢，一般也就解決了。”（受訪者 M）

3. 網絡家庭再生產的拓展：家庭與宗族性村莊文化的關系

網絡家庭雖以代際和代內關系為核心，但始終嵌于血緣聯結的親屬網絡與地緣聯結的村莊之中。在這種宗族性村莊的社會里，臉面極為重要，子女結婚更是個人與家庭道德聲譽的重中之重。對女方而言，低額彩禮既能樹立“通情達理”“會過日子”的個人聲譽，也能為家庭贏得“正經過日子”“家庭和睦”的正面評價。對男方而言，低額彩禮既能彰顯“靠自己本事娶媳婦”的個人形象，也能為家庭增添“兒子優秀、給家爭光”的臉面，即農村所說的“長臉”。這種臉面的提升，可將網絡家庭的再生產擴展到親屬網絡與村莊社會，帶來更廣范圍的人情互助與社會性價值。

如果女方出價過高，村里有名望的房長會出面進行調解，并通過為其證婚增加女方名望以促成這樁婚事。在當地的彩禮觀念中，高額彩禮雖能體現男方經濟實力，但其帶來的“面子”增益遠不及低額彩禮所能傳遞的“兒子優秀、不怎么花錢就娶到媳婦”的這一榮譽。更重要的是，若女方家庭索要高額彩禮，則會飽受村莊中其他人的質疑和議論。這不僅關乎其個人品德，更被視為抬高了全村的彩禮行情，損害村莊整體聲譽。因此，過高的彩禮要求會使相關家庭在村莊中失去顏面，甚至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這個村就這么大，整天抬頭不見低頭見。孩子結婚這種大事全村都知道，婆家什么人、彩禮要了多少都清楚。這邊絕大部分人要彩禮不超過10萬元，要多了是拿別人家的辛苦錢，有什么臉炫耀？我們肯定背后說這人不通情達理、掉進錢眼里、賣女兒，把他以前干的不好的事都一塊翻出來。像阿朱前年結婚要了18萬元，還沒返還，自己全拿了。這種事我們這兒幾十年沒有過，現在大家基本不和他家來往了，做得太過分。至于彩禮給得多，那是娘家要的價，自己左右不了，我們最多聊聊天，不會多評價。要是沒花錢就娶到媳婦，那是自己有本事，家里說起來相當自豪。”（村民受訪者 L）

六、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的田野調研中，高出生性別比農村雖然存在明顯的男女比例失衡，卻并未如婚姻市場理論所預期的那樣出現高額彩禮現象。其背后的代際支持模式及家庭文化，也與其他高出生性別比地區常見的代際剝削邏輯截然不同。當地家庭文化強調持續性的代際支持與互助，其核心理念在于網絡家庭的再生產。居民通過家庭性別分工與人口流動實踐了網絡家庭的運作模式，而女方在婚嫁過程中期望融入并主動參與再生產網絡家庭，進一步拓展了網絡家庭的范圍與效用，也充分發揮了其在經濟支持與社會互助方面的家庭功能。在此背景下，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支持不僅服務于經濟需求，更核心的目標在于維護家庭和諧與長期穩定。相較于一次性獲得的高額彩禮，持續性的網絡家庭再生產具有根本性的意義。由穩定家庭關系構成的網絡家庭，能夠保障成員間的和諧相處與家庭結構的持續穩定，并在不斷再生產中持續發揮其功能。低額彩禮的習俗不僅是一種經濟安排，更是一種社會文化實踐。在這種文化語境下，追求高額彩禮反而無利可圖，選擇低額彩禮則更可能名利雙收。

諸多研究認為性別比例失衡會推高彩禮價格，但本研究發現，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的地區仍可維持相對較低的彩禮水平。與贛南地區的低額彩禮研究相比，本文的贛西田野點同樣存在聯合家庭責任連帶機制、女性地位提高、女兒養老預期等因素的影響，但兩者存在根本差異：贛南地區的彩禮主要歸屬于父母，具有較為傳統的婚姻償付性質，這是其維持低額彩禮的根本原因；贛西地區早在三十多年前已由婚姻償付轉向婚姻資助形式，難以用傳統償付理論加以解釋。與粵北地區的低額彩禮研究相比，兩地同屬宗族性農村，均認可代際與代內關系對彩禮價格的影響，但在具體機制上存在分歧。針對粵北地區的研究認為低代際支持促成了低額彩禮，但忽略了代際支持本身是一種持續性的歷時行為，維系代際支持的穩定性才是影響低額彩禮形成的關鍵。在代內關系上，針對粵北地區的研究強調兄弟競爭程度較低是低額彩禮的重要原因，但本文認為代內競爭的核心并非兄弟競爭，而是妯娌競爭，兄弟團結對妯娌競爭的制約才是影響低額彩禮的重要因素（見表3）。

本研究不僅為理解高出生性別比農村地區的低額彩禮現象提供了新的分析視角，也為政府及社會各界在倡導積極婚戀觀、推動鄉村治理等方面提供了實踐參考。研究結果可為相關政策制定與基層實踐提供啟發，進而促進農村地區的家庭發展與社會和諧。

責任編輯：徐浙寧

《當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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