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士大夫對回民的評價

明清易代之際，一批以“正風俗、衛道統”自居的學者，在梳理華夏禮制的同時，自然而然地將回民的信仰與習俗視作異端，筆伐口誅，不遺余力。

顧炎武是明末清初最負盛名的大儒，“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名言流傳至今。可就是這樣一位被后世尊為學術泰斗的人物，在談及回民時卻充滿了刻板印象。他在著述中直言，回民固守本族風俗，始終不肯完全同化于中原禮制，而且喜歡結黨成群，在鄉里間恃強好斗。

在他看來，回民天天殺牛宰羊是極大的浪費，“天子無故不殺牛，而今之回回終日殺牛為膳”，是傷風敗俗的陋習。他甚至斷言，即便用最溫和的德化手段，也很難改變回民“頑劣”的習性。

有清一代，不斷有官員上書朝廷，要求對回民嚴加管束，甚至直接奏請禁絕回教、拆毀清真寺。

康熙年間的牛街事件，是清代第一場針對京城回民的政治誣告。康熙三十三年，正值回族齋月，北京南城巡城御史李某密奏皇帝，聲稱牛街一帶的回民教徒夜聚明散，形跡可疑，有圖謀造反的跡象。消息傳開，京城人心惶惶。另一位官員馬騰云更是添油加醋，說回民私通外寇，謀危社稷，乃是大逆不道，建議將京城回民盡數屠戮，以除心腹大患。

一時間，京城各坊的清真寺都被官兵包圍，寺里的阿訇、教眾被嚴密監視。很多回民家庭緊閉門戶，男女老少沐浴更衣，坐等災禍降臨。好在康熙皇帝并未偏聽偏信，他微服私訪，親自到牛街禮拜寺查訪實情，發現所謂“謀反”純屬子虛烏有，不過是御史風聞言事、夸大其詞。

事后康熙下諭批評了當事官員，還曉諭各省：如果官民因為小事挾私報復，誣告回民謀反，地方官可以先斬后奏。同時明確表示，天下回民各守清真，遵奉朝廷法度，都是朝廷的赤子。京城回民感念皇恩，特意將這道圣旨刻成石碑，立在清真寺內，當作護身符。可即便有皇帝圣旨壓著，地方上針對回民的歧視與誣告，卻從來沒有真正停止過。

雍正二年，山東巡撫陳世倌再次拋出了一枚重磅炸彈。他給雍正皇帝上了一道《奏請嚴禁回教折》，洋洋灑灑羅列了回教的數條“罪狀”：不敬天地，不祀神祇，不奉正朔，不依節序，另立宗主，自為歲年。他連回民的飲食禁忌都拿出來批判，說豬肉本是日常食用之物，回民卻偏偏列為禁令；椎牛共餐，恣其貪饕，人家肴饌絕不入口。更過分的是，他連喪葬習俗都要非議，說回民去世時一絲不掛，下葬時空棺撤底，種種矯誣，誕妄特甚。

陳世倌提出所有在衙門里做官的、在科舉上出仕的，以及衙門鋪店各色人等，一概勒令出教；那些甘心從教、不可教化的，不許混入士籍。各地的禮拜寺、回回堂，要么全部拆毀，要么改作書院，要么另祀神明。在他看來，這樣做對地方教化大有裨益。

雍正皇帝看完這道奏折，并沒有采納。他在批復里說，回教的教義原本就一無是處，不過流傳已久，信奉的也都是些鄙薄之人，成不了氣候。他批評陳世倌，無緣無故想要一下子禁革鏟除，不但做不到，反而會激起事端，純屬沒事找事。

可雍正的否定，更多是出于統治穩定的現實考量，并非認同回民的習俗。他骨子里依然視回教為異端，只是不贊成用激烈手段強行禁除。這種曖昧的態度，實際上給地方官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間。果然沒過多久，陜西總督岳鐘琪又上奏，稱回民自為一教，飲食衣冠異于常俗，而且習尚強梁，好為斗狠，往往一呼百應，生息相關，直隸各省都有，陜西尤其嚴重，實在令人疑慮。

面對接二連三的同類奏疏，雍正也不得不再次表態。他曉諭內閣說，回民居住內地由來已久，都是朝廷的編民、國家的赤子，本不該另眼相看。朝廷一視同仁，回民里做官受爵、登科及第的也不少，只要奉公守法，就是良民。他特意告誡地方官，不要因為回民習俗稍有不同，就故意苛求欺凌。

雍正八年，安徽按察使魯國華上奏，指責回民不分大小建、不論閏月，私自以三百六十日為一年，私計日期為歲首，還平日皆戴白帽，設立禮拜、清真正等名目，妄立齋名，違制惑眾，請求嚴行禁革，違者照律定擬，地方官縱容包庇的一并議處。

這一次，雍正沒有再像批評陳世倌那樣批評魯國華，而是兩邊各打五十大板。他說魯國華如果是想借這個事惑亂國政，那肯定要嚴加議處。但同時也警告各地官吏，往后回民本無過愆，大小官員不能因為人家習俗不同，就故意苛求凌侮，否則必嚴加處分。看似公允的表態，實際上等于默認了地方官對回民習俗的管控權。

乾隆十五年，甘肅巡撫鄂昌上奏，稱固原人悍兵強，附近多住回民，回民居心行事強梁，不講忠義，富則多事，窮則為盜，生性與常人不同。這份奏折里的措辭，幾乎就是把“回民天生劣等”寫在了明面上。

山東按察使閔鶚元則更進一步，直接從法律上提出了歧視性條款。他上奏說，回民獷悍成習，結黨為匪，只按尋常竊盜條例處理，不足以警示后人。他建議，今后回民行竊但結伙在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的，不分首從，不計贓數、次數，全部發配云貴、兩廣極邊煙瘴地方充軍；窩藏、分贓的人家一律治罪。乾隆看完直接批準了這一方案。

當時官場之上，公開指責回民幾乎成了一種政治正確。林則徐在陜西任職時，就曾在奏折里說，西鳳一帶風氣，漢民里只有保山七哨最為桀驁，其余尚屬淳樸；回民則無處不有，而且良善少、梗頑多。云南巡撫舒興阿的說法更極端，他聲稱回民性多疑、極狠，燒殺情形尤為殘毒，漢民積怨成忿，紛紛具稟請兵剿辦，非用兵無以折回匪之氣，亦無以服漢民之心。

連林則徐、舒興阿這樣的名臣都持這種看法，普通地方官的態度可想而知。

可即便有皇帝的批評，各地針對回民的苛察之風也并未真正收斂。海富潤案只是無數同類事件中，唯一一個被皇帝叫停的特例。更多時候，地方官借查教、查匪之名滋擾回民，根本不會傳到皇帝耳中。

當然，清代也并非所有人都對回民抱有偏見。清末學者徐珂就曾客觀評價，回教始于唐代、盛于元朝，當時回民在歷算、測繪方面的學問極為獨到，在湯若望、南懷仁來中國之前，極受社會尊崇，回教也因此廣為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