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法國觀察家：因為永不停歇的自我革命

編者按：

中國共產黨以自我革命破解歷史周期率、以“共同富裕”超越西方現代化困境、以“和平發展”重塑全球治理格局，這些核心理念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五卷中得到了系統闡釋。在西方頗具影響力的法國企業家、時政評論員阿諾德?貝特朗長期致力于搭建中西方對話橋梁，他通過研讀該書，向西方讀者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如何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智慧，構建起“民族復興目標”與“自我革命路徑”相統一的治理體系，近期在海外社交媒體平臺引發熱議。值此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之際，這篇書評以國際視角回應了西方對“中國道路”的誤讀，凸顯了中國共產黨堅守初心、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從百年黨史到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共產黨的探索始終與民族命運緊密相連。在這一歷史節點，我們更需以開放心態理解中國共產黨的治理邏輯，從歷史與現實的交匯中汲取共建人類文明的智慧力量。以下是書評譯文（）：

阿諾德?貝特朗在其X賬號發表關于《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五卷的英文書評截圖。他認為西方解讀中國應該跳出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定式，認真傾聽中國自己的聲音。

作為一名法國人，我曾旅居中國多年，近十年來一直致力于搭建中西方對話橋梁。當前，中西方的認知鴻溝依然巨大，而我認為這主要是西方自己造成的。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系列著作。這套著作以罕見的篇幅詳細闡述了中國治理背后的理論、歷史與哲學基礎，但西方仍然缺少對其文本的細致研讀和對其蘊含的中國傳統智慧的真正探究。而這正是我所嘗試完成的。

這篇書評是關于《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五卷的，我相信，如果你拒絕傾聽中國如何闡述自己的故事，那么你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國。

從民族復興到自我革新：解答為什么和怎么做

首先，這是一部體量厚重的著作，英文版長達635頁。全書以20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完整報告開篇，隨后圍繞18個專題展開論述：

一、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二、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三、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

四、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實現高質量發展

五、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事業發展

六、大力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

七、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

八、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九、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

十、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

十一、 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

十二、全面提高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水平

十三、扎實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和祖國統一大業

十四、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

十五、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十六、攜手推進現代化，實現共同繁榮

十七、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

十八、堅持和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把黨的自我革命進行到底

僅整本書的結構和上述專題，就已經呈現了整個中國治理體系，即一切都始于“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綱領性概念，而最終則落腳于中國共產黨及其自我革命的能力。

這一結構本身即暗合中國古老的治理哲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說，民族復興的宏大目標，最終必須建立在自我約束和自我革新之上。

這本書既不是回憶錄，也不是政治學專著，而是一部習近平主席講話匯編合集。這些講話均發表于2022年以后，涵蓋黨的全會、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等場合。其中，相當一部分此前從未公開發表。

這使得這本書更加值得研究，也更加具有挑戰性。你得有直面中國治理體系背后真實話語邏輯的勇氣，要讓自己置身于一套完全不同的概念體系，當中充斥著大量西方人并未下足功夫研習過的中國特色政治詞匯。

我不會在這篇書評中逐一討論18個專題，否則還需要再寫一本小書。我將重點關注這本書本身的結構，聚焦于第一個和最后一個專題，它們闡釋了中國治理的目標與完成目標要遵循的規則。兩者共同構成了中國治理體系的核心，即“為什么”和“如何”；中國治理究竟要實現什么，為什么中國共產黨認為自己有資格去實現這一目標。

中國式現代化：

打破“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第一個專題“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共收錄七篇講話。其中，《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這一篇內容最豐富、篇幅最大，是習近平于2023年2月7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上講話的主要部分。

這是一篇非常卓越的講話，中國最高領導人向負責落實國家戰略的干部們，系統闡釋了整個國家的發展理論。我想完整引用這篇講話的開頭部分，它極其準確地概括了驅動整個“民族復興偉業”的歷史根源，而這一點與西方人的理解有所不同。

具有5000多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長期走在世界前列。明朝后期開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錯失工業革命、科技革命機遇，中國在內部矛盾和西方現代化浪潮沖擊下逐漸走向衰落。1840年鴉片戰爭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難。為了擺脫落后挨打、任人宰割的悲慘命運，中國人民奮起反抗，仁人志士苦苦求索，進行民族復興的各種嘗試，洋務運動試圖“師夷長技以制夷” ，戊戌變法試圖通過改良來圖強，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試圖以資產階級共和國、振興實業等方案來實現現代化，但都以失敗告終。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重任，歷史地落在了中國共產黨身上。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要實現現代化是不可能的。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實現現代化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消滅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制度，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現代化建設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當時，我國一窮二白，連日用的煤油、火柴、鐵釘都稱為洋油、洋火、洋釘。

習近平在這里奠定的論述基礎至關重要，會讓不少西方讀者感到意外。

首先，這段話明確了明朝后期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錯失工業革命、科技革命機遇”，成為中國現代化發展落后于人的原罪，而西方則順勢而為，致使“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難。”

很多西方人認為，中國的歷史敘事建立在一種受害者心理之上，即把“百年屈辱”歸咎于西方。但這段話清楚表明，情況并非如此。中國首先歸咎的是自己，西方的趁虛而入，只是中國自身衰落之后連帶的結果。

如果不理解這一點，你就無法理解今天中國的行為邏輯。中國真正的驅動力并不是因遭受屈辱進行的報復，而是絕不能讓歷史重演。中國的很多國家戰略都源于這種決心：對改革開放的堅決捍衛，對科技創新的不懈追求，以及堅持融入全球經濟的持續努力。這一切都源于中國的歷史教訓：關上國門，注定與世界機遇擦肩而過。

這種自我反思并不僅限于閉關鎖國，還有中國延續數千年的封建制度，以及各類救國圖存、為實現現代化而進行的革命嘗試，不可謂不盡全力，但均以失敗告終。

這種思維模式是典型的中式思維：首先向內看。一個把“修身”置于治理哲學基礎位置的文明，不可能把實現現代化目標建立在對外國人的怨恨之上。它必然首先提出一個問題：我們自己哪里做的不對？

這篇講話還提到，“如何縮小我國同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發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如何趕上時代、加快實現現代化？我們黨一開始就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并沒有像一些發展中國家那樣亦步亦趨地跟在西方國家后面簡單模仿，而是強調從中國實際出發，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

這正是中國治理最獨特之處，恰恰是西方最難以理解之處：現代化并非等同于西方化。習近平甚至在這篇講話中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整本書最核心的一個哲學主張，即中國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根植于中國自身歷史，并適應中國自身條件；這條路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久的選擇。

在這篇講話中，習近平不斷提醒新一屆中央委員們牢記這一點。正如他所寫：“實踐證明，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既要遵循現代化一般規律，更要符合本國實際，具有本國特色。”

換句話說，模仿他人和閉關自守同樣危險。二者本質上都是在屈服：全盤照搬西方模式是一種屈服；全盤否定西方模式也是一種對恐懼的屈服，最終都會阻礙發展。

為什么中國必須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習近平提出了五個理由，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主要特點：

第一，中國人口規模巨大。這聽起來似乎顯而易見，但習近平認為這是一切問題的出發點。他指出：“現在，全球進入現代化的國家也就20多個，總人口10億左右。”也就是說，如果要讓14億中國人邁入現代化，中國是沒有路線圖可參考的，更不可能簡單地在別人的模式上規模化后落地應用。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顯著特征，這與西方現代化形成鮮明對比。他說：“西方現代化最大的弊端，就是以資本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為中心，追求資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務絕大多數人的利益。”

這不僅關乎道德，更是結構性問題。在他看來，不考慮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將導致貧富差距大、兩極分化嚴重的問題，這也正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曾接近發達國家的門檻，卻掉進了“中等收入陷阱”而長期陷于停滯狀態的原因。

第三，習近平強調中國式現代化不只是物質富足，也要精神富有。他指出：“今天，西方國家日漸陷入困境，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無法遏制資本貪婪的本性，無法解決物質主義膨脹、精神貧乏等痼疾。”我作為一個西方人也同意這個判斷。

因此，他認為：“要順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和‘四史’宣傳教育，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而這一點落實到具體措施的時候，常常招致西方的批評，比如，禁止網紅炫富，整治畸形飯圈文化。這些實際上并不是西方所認為的“強權主義”的具體表現，而是上述這一思想立場的政策體現，它體現出對追名逐利風氣的警醒，認為一個社會如果沉迷于物質和明星，那它不是在向前走，而是在生病。

第四，也是習近平在地方主政時期就極為重視的議題，即中國式現代化不能以犧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代價，必須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而且，面對中國人均自然資源稟賦嚴重不足的現狀，中國人保護環境絕不只是說說，而是有非常具體的措施。

我們一家人曾參加過內蒙古自治區的一次那達慕大會。開幕式由地方政府組織，在入場式上，我們發現最前面的三輛花車依次是：中國共產黨主題、環保主題和邊防主題。這一場景極具象征意義，非常直觀地展示了生態議題在當下的中國所享有的優先保障地位。

第五，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摒棄了西方現代化中伴隨戰爭、殖民和掠奪的歷史路徑。他在講話中指出，西方現代化伴隨著這些血腥罪惡；中國自己就是受害者，經歷了西方侵略、凌辱的悲慘歷史。因此，中國深知和平的寶貴，絕不可能重復西方國家的老路，不以任何形式壓迫其他民族、掠奪他國資源財富，而是始終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

當然，從西方視角來看，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能否完全兌現承諾，仍有待歷史檢驗。但關于西方現代化的歷史評價，卻已早有結論。美國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有一句著名論斷：西方贏得世界，不是通過其思想、價值觀或宗教的優越，而是通過它運用有組織的暴力方面的優勢。西方人常常忘記這一事實，非西方人卻從未忘記。

除了上述五個特征之外，習近平在同一篇講話中還提出了六組需要處理好的重大關系，即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統籌兼顧的那些長期存在的矛盾。和當下要實現的目標不同，這幾組治理中存在的矛盾關系將永遠不會被“解決掉”，而是需要長期管理和平衡。

這種平衡的智慧恰好對應了中國古代哲學中的“陰陽之道”：世間萬物皆由相互依存的對立面構成，而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消解對立，而在于駕馭兩者之間的張力，在動態平衡中求得通達。

書中提出的六組關系，從戰略與策略的關系，到自立自強與對外開放的關系，每一組都符合“陰陽之道”：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任何一方不能獨大，一旦失衡，整個系統就會出問題。只有戰略沒有策略，那就是空中樓閣，寸步難行；只有策略而無戰略，則像無舵之舟，隨波逐流。只講自立更生、不搞對外開放，那就是重走閉關鎖國的錯路；只講開放、不守住自主權，那就跟被殖民沒什么兩樣了。所以治理的智慧，并不在于“二選一”，因為你一偏，問題就來了。

這種治理觀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幾乎找不到真正對應的概念。在西方人的思維習慣里，未解決的矛盾就是問題，是問題就應該被解決，而不會被視為要平衡考慮的方面。在西方世界，總要分出對與錯，善與惡。而很少有人會想到，也許智慧恰恰在于認識到如果我們消滅了所謂的“錯誤”，也可能同時消滅了賦予“正確”意義的張力本身。

這就把我們帶回了本書的結構安排。如開篇所言，書從終點寫起——民族復興，即“為什么”——而收束于黨與自我革新，即“怎么做”：這是體系必須滿足的條件——既要能維持諸矛盾間的動態均衡，更要有能力察覺失衡的出現。

黨的自我革命：

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治理智慧

本書的最后一個專題是關于黨的領導和自我革命。這一部分實際上是一份相當直白的自我診斷報告，直白到可能讓外國讀者有些意外。因為它毫不回避地討論了黨自身的脆弱與不足。在這一部分里，習近平一項一項、細致地梳理了中國共產黨最容易出問題的那些地方。

西方關于中國和中國人最荒謬的刻板印象之一就是，中國人不直接，不會把真實想法說出來。但我向你保證，你只要和中國的岳父岳母一起吃一頓飯，這種幻想大概在第一道菜端上來之前就會破滅。中國人其實是世界上最直接的人群之一。而本書這一部分恰是證明。

2023年，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發表講話，以《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為名收錄于本書中。他提到：“執政幾十年來承平日久，許多黨員、干部沒有經歷過生死考驗，缺乏嚴峻斗爭和艱苦環境的磨礪，容易追求安逸享樂而意志消沉、不思進取，容易在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面前慌了心神、亂了陣腳。”

如果這還不算直白，那什么才算直白？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直接對自己的下屬們說：你們中有一些人正在變得懈怠、消沉，甚至連履職能力都堪憂。

這一段話涉及到中國治理中一個重要概念：“四種危險”——這是一份常態化的自我審視，專門列出了黨最可能自我毀滅的四種方式，即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以及消極腐敗的危險。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形成了一套關于自身可能衰敗的正式診斷，并時刻提醒自己對照檢查、防微杜漸。

習近平指出，全面從嚴治黨的目的是要防范“四種危險”，但也不是要把人管死，讓人瞻前顧后、畏首畏尾。而是從實事求是的角度，堅持“三個區分開來”，比如，要把干部在推進改革中因缺乏經驗、先行先試出現的失誤和錯誤，同明知故犯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

換句話說，這套治理體系在推進反腐敗斗爭時，敏銳識別出可能產生的副作用——體制性僵化，并針對性構建了配套機制予以糾偏。與此同時，也并沒有停止反腐斗爭。這正是陰陽平衡之道在中國共產黨自身身上的又一次運用：在遏止腐敗與激發活力之間，管理那個永無終點的張力。

這正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中國治理最重要的貢獻之一。中國領導人真正關心的問題并不是趕超西方，我甚至懷疑，西方在中國領導人的研判中，占比并沒有我們想象中那么多。真正讓習近平反復思考的，也許正如他2024年1月在中共二十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的講話中開篇就提出的那個戰略性問題：中國共產黨如何成功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確保黨永遠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如是說，他關心的問題，并非西方所執著的民主與威權，而是中國共產黨的治理如何超越中國自身的唐、明、清。

這再次回應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修身”概念，這或許也是中西治理觀最深刻的區別之一。西方人習慣于把歷史當作一門已經修完的課程。認為過去承載著黑暗、錯誤與負罪感，寧愿不去深究，更不會試圖從中尋找制度建設的啟示。中國則恰恰相反，把歷史視為衡量現實的標尺和建設未來的基礎，而中國共產黨的職責正是始終保持自我革命的警醒，持續從歷史中汲取經驗并超越歷史。

習近平在書中也明確表達了這一點：“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偉大實踐中，我們不斷進行實踐探索和理性思考，在毛澤東同志當年給出‘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第一個答案基礎上，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那就是不斷推進黨的自我革命。”

在自我革命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也明確了要以自我監督和人民監督相結合為強大動力，這一點已然會讓海外讀者感到驚訝，更不用說具體怎么結合。比如，把黨內監督同國家機關監督、民主監督、司法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貫通起來，實現自律和他律良性互動、相得益彰。

西方總以為中國共產黨排斥外部監督，然而習近平卻明確告訴黨員干部們：外部監督不僅有價值，而且必須主動接受。更重要的是，它關系到那個根本問題：如何避免中國重蹈數千年王朝興衰的命運。

歸根結底，這就是習近平對于合法性的回答：修身，或者說持續的自我革命。不是把這種自我革命作為通向合法性的途徑，而是自我革命即合法性。就像一個健康的身體并不會因為健康而得到獎勵，它本身就是健康的。

這也帶出了最讓我們西方讀者感到不安的問題：

我們的自我改革理論在哪里？

我們有沒有一套制度化的語言來診斷我們的病癥？

我們是否有能力準確指出我們的自滿、能力不足和脫離民眾？

我們有選舉，但它只決定誰來執政，并不能確保治理水平。那什么樣的治理才具備合法性？也許合法性并不在于制度如何構建，而要看制度是否能夠持續不斷地審視自身的適用性。沒有哪個制度是完美的，但更好的也許就是把“審視自我不足”制度化的那一個。

這本書內涵極為豐富，但歸根結底，我認為它承載著一個國家治理體系居安思危的意識。掩卷之余，一個問題揮之不去：西方國家能夠宣稱自己也做到了這一點嗎？

翻 譯：李瀟陽

責任編輯：李芳芳

設計排版：盧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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