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四渡》：絕處逢生 照見當下

四渡赤水所蘊含的精神，是絕境中不放棄的堅韌、困境中找方向的智慧、為信仰甘愿犧牲的擔當，也正是這個時代需要傳承和發揚的精神。

作者|陽光

編輯 | 丁宇

審簽|黑玉紅

四渡赤水的戰爭故事，很多人在課本里學過，在紀念館里聽過，那是一場容錯率為零的生死博弈，也是一場被記入史冊的、至今仍在被全世界軍事專家反復推演的軍事奇跡。

3萬人對40萬人、四次橫渡同一條河流、幾十場大大小小的戰斗……這些數字背后，紅軍究竟是如何完成以少勝多的絕地突圍，四渡赤水為什么是毛澤東軍事生涯的“得意之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又是如何在黑暗中艱難探索？在電影《四渡》中，這些問題都有它的答案。

2026年6月26日，紀念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四渡》在全國上映，再現四渡赤水這場人類戰爭史上的經典戰役。影片以極具沉浸感的敘事方式，全景還原了3萬紅軍深陷40萬國民黨軍“圍剿”的絕境，清晰呈現了從被動挨打、步步危機，到靈活調度、反客為主的過程。電影不僅讓觀眾看見毛澤東用兵如神的一面，也呈現了領導人在至暗時刻的內心激蕩，以及青年紅軍戰士們在寒冷、饑餓與犧牲面前的掙扎與抉擇。

拍攝《四渡》的意義是什么？在博納影業集團董事長、電影《四渡》出品人、總制片人于冬看來，意義早已超越電影本身。6月9日，于冬在貴州的全國首映禮上說：“《四渡》不僅是一部電影，更是一封從1935年寄往今天的信。信里寫著：無論多難，都不要放棄。希望各位在觀影時，都能收到這封跨越91年的信，也都能從中獲取到勇氣、智慧和力量。”

電影《四渡》告訴人們，四渡赤水所蘊含的精神，是絕境中不放棄的堅韌、困境中找方向的智慧、為信仰甘愿犧牲的擔當，也正是這個時代需要傳承和發揚的精神。

1983年，還是學生的于冬排著長隊去看了老版電影《四渡赤水》，數十年后，他終于有機會將同一段歷史用全新的影像方式搬上大銀幕。

在他看來，很多年輕人對四渡赤水的了解還停留在課本上的文字描述或網絡上的短視頻解讀。這樣一場承載著民族智慧和精神力量的經典戰役，在影視化呈現上還留有一些空白。他希望把這段歷史用影像的方式接力傳承下去，讓更多年輕觀眾看到并記住這段歷史。

對于這樣一段真實的歷史，找到合適的演員是項目籌備時的重要一環，《四渡》的選角以“神形兼備”為標準，每位演員都為角色做了充足準備。

當于冬第一次向演員劉燁發出拍攝《四渡》的邀約時，劉燁的第一反應是拒絕。在此之前，劉燁已經兩次在大銀幕上塑造過毛澤東的形象，一次是2011年的《建黨偉業》，另一次是2017年的《建軍大業》。15年間，這個角色他已經觸碰過兩次，每一次都竭盡全力，他對這段表演經歷的總結不是越來越接近，而是越來越敬畏。

于冬讀懂了劉燁拒絕背后的敬畏，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他這樣說起這段經歷：“他（劉燁）覺得不想再演這樣的領袖人物，實際上是對表演有敬畏之心的。”于冬沒有放棄，他給劉燁寫了一封長長的信，用文字詳細講述了四渡赤水這段歷史的獨特性。那是毛澤東軍事生涯中真正的得意之筆，也是他人生中最艱難的至暗時刻。他覺得飾演四渡赤水時期的毛澤東非劉燁莫屬。

看完那篇“小作文”后，劉燁迫切地想和于冬聊聊。他對《四渡》的劇本非常好奇。于冬回憶，見面那天，劉燁的形象是消瘦的，打眼一看，他瞬間覺得“他就是《四渡》的毛澤東形象”。而對劉燁來說，四渡赤水這段歷史本身的重量讓他產生了強烈的創作欲望，能出演這個角色，是一個演員的榮幸。于是，他接下了《四渡》中毛澤東這個角色。

電影《四渡》里，有一個鏡頭是拄著拐杖的毛澤東，看著在困境中轉移的紅軍戰士，滿目憤怒和悲愴。此時的背景是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于1934年10月，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了大規模的戰略轉移。

從長征出發到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從8.6萬余人銳減到3萬余人。不同于《建黨偉業》時身懷理想、尋找救國真理的有志青年，也不同于《建軍大業》時期對中國革命前景有著清晰認知的毛澤東，《四渡》里的毛澤東正處在長征的至暗時刻，他的籌謀和憂慮，對劉燁來說，演繹的難度和挑戰是前所未有的。

為了貼合長征中毛澤東的形象，劉燁做了大量功課。那段時期毛澤東正身患瘧疾，生活條件極其艱苦，面容極度消瘦。于是劉燁減重近17斤，就是為了能在外形上更貼合毛澤東的形象。

但真正的表演是在形似之后發生的。那是影片開場，湘江血戰之后紅軍主力人員損失慘重，毛澤東看到一面燃燒的紅旗，他抓起紅旗用手把火熄滅。劉燁在媒體采訪時，回憶這個鏡頭的拍攝。當時拍攝現場很冷，下著雨，那場戲里道具師用打火機油，這種油著起火來極難熄滅，導致下個鏡頭給到他臉部特寫時，手下的紅旗還在燒。

低頭是手上的疼痛，抬眼望去是紅軍戰士的遺體，劉燁說那一刻他感受到了強烈的錐心之痛。那場戲拍完之后，劉燁第一次觸摸到了湘江血戰后紅軍的心情，那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沉重和疼痛。“演員在演的時候如果沒有這種感官上的刺激，是很難去體會失去那么多戰友的那種痛心。”那一刻，紅旗是紅軍的精神圖騰，旗在希望就在、陣地就在。

梳理從《建黨偉業》到《四渡》的15年，劉燁對三次演繹給出了自己的注解，前兩次展現的是毛澤東追求理想信念中的那種力量，而這一次是在毛澤東極其困難的時期，紅軍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刻，這里面有焦慮、有反思，甚至有過失望，但最終匯入的，是一條在絕境中仍然向前走的路。

監制劉偉強認為，劉燁在表演上把兩個階段的毛澤東分得很清楚，與《建黨偉業》時不同，“他這一次是更收放自如的，他是用耐心去演戲的，他的眼神是完全能把狀態傳達出來的。”

與劉燁的歸來不同，首次飾演周恩來的王雷是在完成一次全新的跨越。導演徐展雄看中的是他身上“儒雅與堅韌并存”的氣質，恰好與長征時期周恩來的精神內核高度契合。

通過妝造，王雷從外形上更像周恩來，而長征中周恩來留胡須的形象，為他的表演提供了鮮明的錨點。他希望，“通過塑造他（周恩來）的外部形象，走入他的精神世界，把他在長征期間對革命的信仰、對戰友的友誼、對毛澤東的情誼，著重刻畫到位。”為此，王雷設計了捋胡須的動作，成為角色在思考未來革命事業和我黨未來走向的時候的表現手法。

王雷用相信、勇敢、赤誠這三個關鍵詞來形容《四渡》中的周恩來，他相信能夠勝利，勇于提出建議，對黨、對人民有著甘于奉獻的赤誠之心。

劉燁和王雷的年齡差跟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年齡差基本相當，這也讓兩位演員在片中的配合十分默契。“當很多人反對毛澤東同志的時候，他是第一個站出來支持的人。就像戲里他提著馬燈找我，這也是真實的歷史。”王雷說，拍完《四渡》，他和師哥劉燁的友誼也更深厚了，“我們在戲里戲外都做到了。”

電影《四渡》中也有對青年紅軍戰士的刻畫，于適飾演的紅軍連長趙德發是一個原創角色，沒有單一的歷史原型，卻凝聚了無數在長征路上浴血奮戰的戰士身影。于適用“承上啟下”來定義這個人物，作為帶兵打仗的連長，他在前線執行著領導的指揮戰略，同時他也在長征途中不斷感召新的革命力量。

于適在采訪中說出對“承上啟下”的理解，“承上，說的是趙德發是在前線沖鋒的一名戰士，一直在執行上級的戰略；啟下，說的是在四渡赤水的過程中，趙德發一直在發展新的革命力量，他在阿金這個小朋友的心中種下了一顆革命的火種，最后阿金也成為一名堅毅果敢的紅軍小戰士。”

在于適看來，趙德發是有角色張力的，作為一個小團隊的核心，他在士氣低迷的時候，選擇用動員詞去鼓舞大家。在《四渡》的后半段，趙德發也有了一些思考，“他不再只是處在一個軍人的狀態里，這是這個角色的魅力。因為他很完整，不符號化。”

徐展雄覺得，選擇于適這樣的青年演員來出演《四渡》是重要的。翻看那段歷史，很多紅軍的年齡都是二十出頭，正是他們身上不畏犧牲、艱苦奮斗的紅軍精神，才有了我們現在的美好生活。于是就有了以趙德發為表達的普通紅軍的形象。

飾演趙德發時，于適滿懷敬畏，他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希望通過這個角色，讓觀眾看到當年千千萬萬平凡的革命戰士，在缺衣少食、被重重圍剿的困境里，依然懷揣不滅的信仰，用血肉之軀，扛起革命的希望。”

貴州是四渡赤水戰役的主戰場，也是電影《四渡》的拍攝地。

2025年，《四渡》劇組來到了貴州的螺螄殼，導演徐展雄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所震驚。清晨，氣溫極低，整個喀斯特地貌的山上草木凝結成霜凍，大片的白色將山脊覆蓋，冷冽中透出莊嚴，寒氣縈繞在周圍，一點兒一點兒地往人的身體里鉆。

徐展雄在回憶時這樣形容：“所有的林木和草都懸掛著非常美麗的、透明的、水晶一般的水滴。”他問隨行的貴州朋友：“這到底是什么東西？”朋友告訴他是凝凍。

在這里，時間仿佛靜止了一樣，人的大腦會自動加入這場凝凍奇景的肅穆留白。他仿佛看到1935年，他站著的地方，紅軍也曾走過，螺螄殼的凝凍那3萬名紅軍戰士也曾見過，也許有的人像他一樣，也是第一次見到。

“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一句簡單的話，只有實際親臨，才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震撼。在貴州，徐展雄的身心和思緒與當年四渡赤水時的情景有了融合。

2025年1月，電影《四渡》在貴州開機，徐展雄做出了一個冒險的決定，那就是全程都在貴州實景拍攝。“所有演員，包括主創在拍攝籌備期間重走了四渡赤水的路線，當年毛主席帶領整個紅軍隊伍是怎么走的，我們就是怎么走的。”

監制劉偉強在開拍前曾前往赤水河畔，走訪四渡赤水博物館、土城戰役遺址。展館中的作戰地圖、戰士遺物，以及人員銳減后紅軍的奮勇抗爭歷史，都讓他深受觸動。他提出：“全體主創要帶著敬畏之心進行創作，堅守歷史底線。”

之所以會這樣做，原因樸實但又真切，徐展雄在接受采訪時說：“我覺得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作為主創才能切身地感受到化不可能為可能，一個絕地逢生的傳奇故事為什么會在貴州這片土地上發生，只有你去到當地才能知道，只有貴州這片土地才能孕育出這么一段傳奇的故事。”

去年2月至4月，《四渡》在貴州實景拍攝時，精準匹配了當年戰役的季節與氣候，成功復刻出霧鎖河谷、雨浸山路的真實戰場環境。劇組經歷了風暴、大雪、濃霧、凝凍。“有的演員因為在寒冷的天氣中需要穿草鞋而被凍傷了腳趾，有的機器因為驟降的氣溫無法工作……但紅軍當年所經歷的困難，是我們的百倍甚至千倍。”徐展雄在后來的回憶里這樣說，正因為這樣，我們才能記錄下這段傳奇，而不僅僅是把它拍出來。

《四渡》共計32個取景地、107個場景。劇組足跡遍布茅臺鎮、土城鎮、貴安新區、都勻、福泉等地。主創團隊驅車1800公里，走訪遵義會議紀念館、婁山關戰斗遺址等30余處革命舊址與紀念館，從戰馬裝備到戰地工事，所有場景搭建和道具制作都嚴格依據史料，大到戰役時間線、戰術部署，小到部隊徽章樣式、戰士服裝質地，都逐一考證打磨，只為讓觀眾在觀影時能“穿越”回長征歲月，真切感受紅軍在群山間迂回穿插的艱難與壯烈。

土城古鎮是一渡赤水的始發地。劇組在此實地取景，鏡頭將青石板蜿蜒千年的古鎮老街收入畫面。婁山關作為全片拍攝規模最大的戰爭重頭戲，劇組專程前往戰斗遺址實地勘景。拍婁山關戰斗后毛澤東誦《憶秦娥·婁山關》那場戲時，劇組等了近一個月才等到一個大晴天。幾百號人靜靜等待夕陽來臨，當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騎馬出現在鏡頭中，“蒼山如海，殘陽如血”從文字變成了影像。

在徐展雄看來，這場戲等得值，因為他早就想過，“一定要把這首詞的意境通過鏡頭表現出來，它不是用AI什么的能做出來的。”

還有一場紅軍在茅臺鎮洗紗布的戲。毛澤東路過時看到洗過的紗布在空中飄揚，想到有那么多的戰士為了勝利受傷、犧牲，他落下了眼淚。“在我的想象中，他看到那個紗布是成片蔓延而去，整個赤水河邊都是用白酒洗過的紗布，他落淚了。那個場景我覺得應該也是非常寫意的，所以一直期待有夕陽能夠照耀到那一片片隨風飄揚的紗布。”

拍攝期間，來自20多所學校的2000多名學生參與了多場戲的拍攝。“十幾、二十歲的年紀，他們每天7點鐘起床，換衣服、拿道具、聽命令，其中有兩個場景，路很泥濘，走路打滑，但學生們還是堅持每天去，沒有人喊著要離開。”這讓劉偉強很感動。

貴州天氣復雜多變，在整個拍攝中，《四渡》劇組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難。徐展雄記得有一天晚上，氣溫驟降，導致拍攝進度緩慢，好不容易在當晚十一二點完成拍攝，想要回駐地的時候，他們發現所有的路都被霜給打住了，車子無法動彈，整個劇組就在橋上待了一晚上。

還有一場山頭戲，劉燁和王雷、王志飛等演員在寒風中拍了整整4個小時。收工之后，劉燁已經“完全凍傻了”，而身邊同組的演員曹炳琨隨口說了一句話讓他至今難忘，“我們才4個小時就已經完全受不了了，當年的紅軍戰士是怎么過來的。”那些穿著單衣、踏著草鞋在貴州的寒夜里行軍的紅軍戰士，他們所承受的是真正無法想象的艱難。

《四渡》的最后一場戲，毛澤東的臺詞是：“我們渡過了湘江，也渡過了赤水，如今我們又要渡過金沙江。總有一天，我們還會渡過黃河，渡過長江，甚至越過高山大海。那個時候，整個中國一定會是新的景象。”

在徐展雄看來，四渡赤水這個故事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隱喻，“從這么一場戰役，折射出了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乃至于我們整個國家，從那一刻開始到現在，一步一步是怎么走過來的。”他希望以這樣的拍攝方法，讓現在的觀眾也能感受到那種精神，“能知道我們現在的生活的根兒是從哪兒來的，精神是從哪兒來的。”

如何讓今天的年輕人看懂四渡赤水的復雜戰術？徐展雄的答案是，不用俯視的視角去“教”他們，而是把他們“帶進”戰場里。

接到拍攝《四渡》項目的任務后，徐展雄一方面感到榮幸，另外一方面也產生了深深的焦慮。在各大社交平臺上看了一圈，他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大量UP主用沙盤推演、地圖動畫、分步拆解的方式解讀這場戰役，講得非常有激情、非常燃，視頻動輒上千萬播放量。這說明四渡赤水有天然的敘事魅力，年輕人不是不感興趣，而是需要一個好的講述方式。

但有一個問題始終讓他困惑，那就是讀再多的相關書籍，看再多的四渡赤水的視頻解說和推演，都無法回答這一核心問題：奇跡確實發生了，但奇跡為何會發生？

真正讓他找到方向的，是帶著拍攝團隊去貴州走了一遍。從遵義到土城，從茅臺鎮到婁山關，沿著當年紅軍行軍路線實地踏訪之后，那個困擾他很久的問題有了答案。在貴州多變的天氣、復雜的地形和質樸的人民身上，徐展雄回到了那個艱難時刻，這也讓他更深刻地觸摸到了那段歷史。

于是，在敘事結構上，《四渡》做了一次大膽的嘗試，徐展雄決定借鑒懸疑片的敘事手法，以四次渡河為天然章節，搭建出“一渡避實、二渡回師、三渡調敵、四渡突圍”的清晰骨架。這個結構讓復雜的戰役變成了一條觀眾能跟得上的邏輯線。

和以往同類影片側重高層視角的敘事不同，《四渡》采用了多維立體的敘事結構，跳出了非黑即白的臉譜化表達，給出了區別于傳統戰爭片的視角選擇。

《四渡》中，既有指揮層運籌帷幄的戰略博弈，也有基層戰士沖鋒陷陣的熱血細節，更有流浪兒阿金這樣的普通人視角，讓觀眾能從不同身份代入歷史，而非站在旁觀者角度聽道理。敵方視角也客觀呈現了國民黨軍的部署調度、派系矛盾與決策失誤，讓雙方的博弈更有張力，歷史也更顯真實立體。

也就是說，《四渡》實際上刻畫了兩個視角：一個是劉燁飾演的毛澤東視角，呈現四渡赤水期間，他的謀略和戰略部署；另一個視角，是于適飾演的普通紅軍士兵趙德發，他在前線如何執行毛澤東的戰術。

對于這個處理方式，徐展雄的解釋很直接，“觀眾和戰士一樣，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么，那種緊張感和代入感是傳統敘事無法比擬的。”電影中，四渡赤水不再是一張已經得知結果的地圖推演，而是一場充滿不確定性的生死博弈。觀眾在銀幕上看到的不是“他們贏了”，而是“他們怎么一步步贏的”。

在人物塑造上，徐展雄接受采訪時說：“對毛主席來說，那也是他人生中充滿困惑、焦慮，甚至不知道往哪兒走的階段。”影片要呈現的毛澤東，不是教科書里叱咤風云的軍事家，而是一個在絕境中堅持摸索并最終走出來的人。

這種理念在茍壩會議這場戲中體現得最徹底。茍壩會議是四渡赤水戰役中承前啟后的關鍵節點，面對敵軍的圍追堵截，還有黨內同志的質疑，這時候的毛澤東有焦慮、有猶豫、有反思，也有失望。

這場戲的拍攝也讓全組頭疼。角色的臺詞量極大，一頁紙的獨白，劉燁需要在極度亢奮的狀態下完成大段闡述。徐展雄回憶當時的情景，“我們當時都覺得太難完成了，結果一開機他整個人就變了，那些臺詞就像他手里把玩的紅豆一樣噼里啪啦地爆出來。”為了拍好這場戲，主創團隊專程到茍壩會議舊址走了一趟“毛澤東小道”，意外在周恩來住址附近發現了一條小河，于是有了電影里兩人深夜在河邊長談的那一幕。

在拍攝技術上，影片也做了全新的視聽嘗試。通過微型沙盤搭配針孔攝像機的拍攝方式，讓鏡頭跟隨指揮者的手勢“走進”山川河谷，直觀呈現地形特點、兵力部署與戰術意圖。觀眾即便不具備軍事知識，也能輕松看懂四渡赤水的精妙布局，理解“運動中殲敵”到底是怎么實現的，既滿足了軍事愛好者的細節需求，也降低了普通觀眾的觀看門檻，真正做到了全年齡段都能看得懂、看得爽。

《四渡》通過新時代視角、新敘事表達、新技術賦能，向觀眾再現四渡赤水這一驚心動魄的傳奇戰役，深入挖掘和表現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和紅軍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懷。

電影呈現的不只是戰爭史上的奇跡，更是紅軍戰士們在極端艱難困苦中的心靈跋涉，看見青年紅軍戰士們在寒冷、饑餓與犧牲面前的掙扎與抉擇，看見革命先輩們在恐懼中學會堅韌、在困惑中校準方向、在懸殊的力量對比中突出重圍。

而拍攝這場戰役最珍貴的部分是讓人們看到，在幾乎看不到希望的時候，一群人是怎樣咬著牙判斷、試錯、再判斷、再往前走，最終把一條沒人敢相信的路走通了。劉偉強認為，如果把“用兵如神”這個詞解釋給年輕人聽，他會說：“神不是永遠贏，是輸了之后還能翻盤。”

91年后，真正值得被記住的是那份在不確定中仍然敢做決定的清醒和在重壓之下依然能調整方向的韌勁。今天的每個人都可能在生活里遇到那個“不知道下一步往哪兒走”的時刻，而四渡赤水的勝利恰恰讓人相信，黑暗中也能找到自己的渡口，只要敢劃出那第一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