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九九八年的冬天，雪下得比往年都要早一些。綠皮火車在鐵軌上發出沉悶的“哐當”聲，車廂里彌漫著泡面、旱煙和混合著汗水的氣味。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著窗外飛馳而過的北方平原，心里空落落的。因為那一年，我退伍了。肩膀上的列兵銜已經被摘下，綠軍裝洗得發白，胸前戴著一朵有些發蔫的大紅花。
坐在我旁邊的是大雷，我們是在一個班里摸爬滾打三年的生死兄弟。幾個月前，也就是九八年的夏天，我們在南方的抗洪大堤上并肩扛過沙袋。當時大雷腳下一滑，差點被卷進洶涌的江水里，是我死死拽住了他的武裝帶，兩人在泥漿里滾作一團，這才撿回了一條命。
因為這過命的交情，大雷退伍時死活不讓我直接回老家，非要拉著我先去他家住幾天。他家在魯西南的一個小村子，說是要讓他爹媽好好招待我這個“救命恩人”。
下了火車，又倒了兩趟四面透風的長途客車，我們終于在傍晚時分踩在了大雷家門前的黃土地上。
推開那扇有些掉漆的木門，院子里養著的幾只土雞受了驚，撲騰著翅膀到處亂飛。大雷扯著大嗓門喊了一聲：“爹，娘，我回來了！”
正屋的門簾被掀開，走出來一對面龐黑紅、滿臉褶皺的農村夫婦。他們激動得不知道手該往哪里放，大雷的母親更是眼圈泛紅，上來就拉住我的手，嘴里不住地念叨著感謝的話。就在這時，廚房的門也開了，一股夾雜著柴火味和燉肉香的熱氣撲面而來。
從熱氣里走出來一個姑娘。她穿著一件那個年代很常見的粗線紅毛衣，袖子高高挽起，腰間系著一條碎花圍裙，手里還端著一盆剛洗好的大白菜。
“這是我姐，王秀。”大雷大大咧咧地介紹。
她沖我抿嘴笑了笑，沒有農村姑娘那種過分的扭捏，也沒有城里姑娘的嬌氣。那是一個極其溫婉踏實的笑容，她把白菜放在井臺邊，在圍裙上擦了擦手，輕聲說了一句：“一路上凍壞了吧，趕緊進屋上炕，飯馬上就好。”
在那個寒風凜冽的冬日傍晚，她那句普普通通的話，連同她被灶火映得微紅的臉頰，一下子就印在了我的心里。
北方的冬夜，冷風在窗外呼嘯，屋里的火炕卻燒得滾燙。大雷的父親是個實在到骨子里的莊稼漢，為了招待我，他拿出了家里平時根本舍不得喝的散裝高粱白酒，用一個白瓷大碗倒得滿滿當當。
飯桌上擺著自家殺的小公雞燉蘑菇，還有一大盤炒花生米。大雷的父親端起酒碗，非要敬我。他說大雷在信里都說了，要不是我，大雷就回不來了。
我哪敢讓長輩敬酒，趕緊站起來雙手端起杯子一飲而盡。那酒度數極高，順著喉嚨流下去，像是一條火線直接燒到了胃里。
抗洪大堤上的驚心動魄、退伍離別時的萬般不舍、對未來生活的迷茫，在那一刻全都被酒精催化了。我和大雷你一杯我一杯，說到動情處，兩個在洪水面前都沒掉過一滴眼淚的大老爺們，竟然抱頭痛哭起來。
大雷的父親在旁邊陪著抹眼淚，王秀則安靜地在一旁給我們添菜、倒水。我隱約記得她遞給我一條溫熱的毛巾，勸我少喝點，但我當時已經喝紅了眼，腦袋發沉，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行為。后來發生了什么，我徹底斷片了。
第二天早上的陽光透過碎花窗簾的縫隙刺在我的眼皮上時，我皺著眉頭翻了個身，腦袋像是被重錘砸過一樣，疼得快要裂開。嗓子干得冒煙，我下意識地伸手去摸床頭的軍用水壺，卻摸到了一塊柔軟的布料。
睜開眼的那一瞬間，我愣住了。屋頂糊著干凈的報紙，墻上貼著幾張那時候流行的明星海報，還有一張精心剪裁過的窗花。床頭的老式三屜桌上，擺著一面圓形的折疊小鏡子，旁邊是一個透明的玻璃罐，里面裝滿了折好的彩色紙星星。
空氣里沒有大雷屋里那種濃重的旱煙味和腳丫子味，反而透著一股淡淡的、類似雪花膏和陽光曬過棉被混合的馨香。
我猛地坐了起來，低頭看了看自己。外套和長褲都被脫掉了，只穿著貼身的秋衣秋褲，而我的衣服正整整齊齊地疊放在床尾的椅子上。
冷汗瞬間就下來了。我一個大老爺們，在一個完全陌生的、明顯是女孩子的閨房里醒來，這在那個年代的農村，絕對是一件極其失禮甚至會惹出閑話的大事。
我手忙腳亂地抓起衣服往身上套，腦子里飛速回放著昨晚的記憶，卻只剩下一片空白。難道我喝醉了酒發酒瘋，走錯了屋子？或者做出了什么出格的舉動？作為一名受過嚴格紀律教育的退伍軍人，這種羞愧感讓我簡直想找個地縫鉆進去。
就在我系著扣子，準備像個賊一樣溜出去的時候，門“吱呀”一聲開了。
王秀端著一個搪瓷盆走了進來，盆里冒著熱氣。看到我正慌亂地提著褲子，她的臉頰倏地紅了，腳步停在了門口。
“你……你醒了。”她迅速轉過身，背對著我，聲音里帶著一絲不自然。
“姐……我，我怎么會在這屋？”我結結巴巴地開口，感覺自己的臉燙得能烙餅，“昨晚我喝多了，是不是我走錯門了？對不住，我真不是故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