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億軟件名城南京，正走向中國制造業最隱秘的痛處

文 | 申屠

經濟學家泰勒·考恩有一個著名的比喻：低垂的果實——那些唾手可得、收益豐厚的機會，一伸手就能摘到，稍用力氣就能換來增長。

坦率來說，中國軟件產業過去二十年的繁榮，相當程度上吃的就是這類果實，無論是消費互聯網的流量紅利，人口紅利疊加的工程師紅利，還是巨大內需市場帶來的快速規模化。

但如果你關注南京，會發現這里不一樣。

事實上，南京的軟件產業的發展，足以寫進這段繁榮的注腳：從2010年，全國第一個“中國軟件名城”，到2025年軟件業務收入越過10200億元，全國第四。

但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這座城市還做了另一件事，且幾乎沒有引發多少關注——它去摘了高處的果實。在中國工業軟件最難啃的幾塊——操作系統、仿真軟件、EDA、DCS——南京的企業已經深耕了二十多年，嵌入了C919、高鐵、高端裝備這些國之重器的核心系統里。

這不是一件容易說出口的成績，因為離公眾太遠，也因為遠未完成。

上個月（2026年6月），在2026南京軟件大會上，南京市市長李忠軍表達了南京軟件產業的目標：南京要打造“全國軟件產業智能化第一城”。

這是萬億軟件名城的進階宣言。

1、中國制造業最隱秘的痛處

在行業內有一個公開的事實，我們的國產大飛機C919的全機設計，實際上深度依賴法國達索的CATIA軟件體系。按照項目整體采購成本估算，早期交付批次的單架飛機，分攤的工業軟件授權與實施成本約為數百萬美元。

這不是C919一家的處境——中國幾乎所有的大型飛機、精密芯片、高端裝備，研發設計階段運行的都是西門子、達索、PTC這些公司的軟件。在最核心的工業仿真軟件（CAE）領域，國產軟件的市場份額不到5%；在芯片設計軟件（EDA）領域，不足12%。

1999年，時任科技部部長徐冠華說，中國信息產業“缺芯少魂”。二十六年過去了，芯片的戰役打得轟轟烈烈，“魂”的問題——工業軟件——卻一直是中國制造業最隱秘、也最難言的痛處。

要理解工業軟件為什么難，先得理解對手有多強。

西門子的工業軟件業務，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七十年代，達索的CATIA，1981年就開始為波音服務。歷史學家常說，真正的權力不在槍炮里，而在規則里。工業軟件的權力，就藏在這些沉積了幾十年的算法和參數里——飛機的氣動力學、汽車碰撞的物理仿真、芯片布線的電磁規律，這些知識是幾代工程師對制造業機理的深度理解，根本無法抄、無法繞，只能從頭積累。

現在，對手也沒有停下來等。2025年，全球工業軟件領域發生了十余起超50億美元的并購案：EDA巨頭Synopsys以350億美元完成對仿真軟件巨頭Ansys的收購，Cadence收購MSC，西門子收購Altair。歐美巨頭在用資本把戰線連成一片，同時用AI把壁壘再加高一層。西門子推出的新一代平臺，能在30分鐘內完成傳統需要3周的飛機零部件仿真設計；達索的“虛擬工程師”，把航天器概念設計時間壓縮了70%。

這場追趕的真正難處在于：目標一直在移動。

2、南京選擇了最難的那塊

工業軟件的突圍，不是在實驗室里完成的，它需要在真實的產線上跑，在真實的故障里迭代，在真實的用戶信任里站穩。

這是一件需要時間的事，也是一件需要有人愿意等的事。南京的工業軟件企業群像，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耐心的集體顯影。

翼輝信息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樣本。這支團隊從6個人起步，在租住的小辦公室里寫內核代碼，二十年后發展到400人規模，手握300多項專利。它的產品SylixOS，內核自主化率100%——C919大飛機的機載系統、高鐵的控制軟件、引力1號運載火箭，用的都是它。

如果說翼輝代表的是“從底層重建”，那天洑軟件走的是另一條路：在AI出現之前，在最難的地方找到切入點。天洑在南京江寧耕耘15年，是國內首家將AI與CAE深度融合的企業。傳統CAE仿真門檻極高，一個模型動輒跑幾個小時乃至幾天，工程師的大量時間耗在等待里。天洑用AI加速求解、優化網格，把仿真效率提升數倍。

2026南京軟件大會展位上，一聲語音指令，幾分鐘后仿真結果出現在屏幕上——那是15年積累的一個截面，也是國產CAE軟件第一次在速度上真正具備了和進口產品正面交鋒的底氣。

科遠智慧的故事，則提供了一種關于時間的不同注解。

在江寧深耕能源、冶金、化工行業三十年，科遠智慧的NT6000 V5分布式控制系統（DCS）軟硬件100%國產化，在百萬機組應用中故障率比進口產品低47%。更值得注意的是它應對AI的方式：2025年建成智能軟件工廠、把AI嵌進開發全流程之后，項目交付周期從45天壓縮到24天，代碼缺陷率下降55%，毛利率從48%漲到59%。AI沒有顛覆它，反而成了手里的一把新工具。對那些已經在行業里扎根足夠深的企業來說，AI帶來的不是威脅，而是杠桿。

這三家之外，南京還有國電南瑞（電網調度控制軟件全國市場占有率超50%）、芯華章（國內首臺驗證規模超百億的硬件仿真產品）、朗坤智慧（工業互聯網平臺全國第10）、國睿信維（裝備全生命周期工業軟件，直接服務于國家重大工程）。

南京軟件產業規上企業中，八成以上是這樣的B端服務商。這不是一個規劃出來的產業結構，更像是自然選擇的結果——高校密集，制造業底子厚，工程師文化根深，這座城市適合做需要時間沉淀的活。

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培根在大會上說，工程師有將近四成的工作時間，耗在了零件檢索這類機械性工作上。真正難的那部分——對行業的深度理解，對物理規律的把握——AI現階段替代不了，而恰恰是這部分，構成了工業軟件最核心的壁壘。

這句話有另一層含義：對那些已經把行業理解積累進軟件里的企業，AI的到來，是一次難得的放大器。

南京也在用“場景”開路：累計發布5000個應用場景，開放合作需求1.4萬個，60億元軟件產業專項母基金撬動超2000億元資金規模。邏輯是一貫的——只有真正在產線上跑起來，才能積累起替代進口所需的工程數據和用戶信任。

3、AI給了一扇窗

今年南京軟件大會上被反復提及的一個詞：窗口。

國產工業軟件追了幾十年，為什么現在是機會？AI正在改寫工業軟件的開發邏輯，這被視為一次難得的變局。

天洑軟件董事長張明在大會上說：“工業AI與工業軟件的融合，是國產工業軟件擺脫跟跑、實現換道引領的前所未有的歷史性窗口。”這句話是樂觀的，但窗口能開多久，沒有人能給出答案。

清華大學軟件學院院長王建民在這次南京軟件大會上指出，三維CAD存在精度、性能、穩定性的“不可能三角”，AI無法簡單解決這個底層數學難題。工業軟件的核心壁壘不會因為AI的出現就消失；這個難題同樣困住了中國的追趕者。

市場上還有一個更隱秘的阻力。

中國制造業企業長期使用歐美工業軟件之后，形成了深度依賴——工程師熟悉的是達索的操作邏輯，設計數據存在西門子的格式里，切換成本極高。研究者把這種現象稱為“鎖定效應”，有時甚至出現“逆國產化”：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反而把國產軟件換回了SAP。

鎖定效應的本質不是技術差距，而是遷移成本。熊彼特曾說，真正的創新不是做出更好的蠟燭，而是發明電燈。

對工業軟件而言，單純在技術參數上追平對手，并不足以撼動這種結構性依賴。要打破它，需要在場景端施力。南京的應對是“股權+場景”的合作模式，用政策手段強行降低遷移門檻。兩個工業軟件創新中心已投入運作：軟件谷側重水務、電力、交通，江北側重裝備、電子、鋼鐵，首批聯合攻關成員20家。

南京還押了一個更深的注。如果底層操作系統的生態被重塑，建立在它之上的工業軟件生態也會隨之改寫——鎖定效應的根，有可能從底層被拔掉。

南京目前集聚了46家鴻蒙生態伙伴，通過認證的鴻蒙軟硬件產品140款，全國第二；培育出15款通過認證的開源鴻蒙發行版操作系統，潤和軟件獲得兼容性證書41張、軟件發行版證書12張，數量位居社區第一。這次南京軟件大會，還官宣了“開源鴻蒙技術大會2026”首次落地南京。提前卡在這個位置，賭的是一個可能改變游戲規則的未來。

1999年說“缺芯少魂”，二十六年后這個判斷依然成立。但這場仗什么時候能打贏，沒有人知道。

南京正在給出自己的回答：加快推進“人工智能+軟件”深度融合，讓AI重構工業軟件的開發方式，讓工業軟件成為AI進入制造業的入口。這兩件事疊在一起，是這座城市的押注，也是它相信窗口還開著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