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趙啟明局長來單位報到的那一天，天上正下著淅淅瀝瀝的秋雨。按照慣例，新的一把手走馬上任，局里怎么著也得有點動靜，哪怕不搞隆重的歡迎儀式，大家在樓道里遇見了，也該熱情地寒暄幾句。但那天，整個辦公樓安靜得有些詭異，所有人都在看王副局長的臉色。
上一任老局長退二線后，局里的工作一直由王副局長主持。他在單位深耕了十幾年，人脈盤根錯節，作風強勢。上上下下都以為這次局長空缺，非他莫屬。誰也沒想到，市里空降了一個趙啟明。
王副局長沒鬧情緒，他甚至在全員大會上帶頭鼓掌歡迎趙局長，但私底下的態度，卻通過那些隱秘的職場信號迅速傳遞給了每一個人。
于是，趙啟明成了一個被架空的“透明人”。
這種孤立在機關食堂里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我們單位的食堂不大，到了飯點總是熙熙攘攘。趙局長來的第一周，每次端著餐盤找座位，他周圍的那張桌子總是空著的。
大家寧可擠在角落里，或者端著碗回辦公室吃，也不愿意去觸碰那片真空地帶。誰也不想在這個節骨眼上，被王副局長視為“站隊”的背叛者。
我叫林深，在局里業務科室當個普通的科員。干了十多年，沒混上什么一官半職，主要是因為我這人嘴笨，不會來事，心里總覺得工作干好了比什么都強。事實證明我太天真了，在王副局長主導的評價體系里，聽話和會來事，永遠排在業務能力前面。
那天中午，食堂供應的是紅燒肉和清炒苦瓜。我打好飯，端著餐盤轉了一圈，發現只有趙局長坐的那張長桌還有空位。
他一個人低著頭，細嚼慢咽地吃著米飯，花白的頭發在食堂慘白的日光燈下顯得有些扎眼。
他穿著一件洗得有些褪色的藏青色夾克，脊背微微佝僂著，完全沒有一把手那種顧盼自雄的氣場。
周圍的同事都在偷偷用余光打量他，偶爾交頭接耳，發出低低的笑聲。
我心里突然涌起一陣難以名狀的酸楚。不是因為他是局長，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年近六十的老人，在一個陌生的環境里，被一群年輕人這樣心照不宣地排擠。我端著餐盤，徑直走了過去，拉開他面前的椅子。
“趙局，這兒有人坐嗎？”我問。
他抬起頭，眼神里閃過一絲短暫的錯愕，隨后溫和地笑了笑，眼角的皺紋擠在了一起：“沒有，坐吧。”
那天中午，我們沒有聊工作。他問我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我說我叫林深，老家在往北兩百公里的山區。他聽了點點頭，說他年輕的時候去過那里下鄉，那里的山藥蛋面很好吃。他的語速很慢，聲音不大，透著一種久違的平和。
吃完飯，我把他的餐盤一起收了放進回收處。下午回到辦公室，科長看我的眼神就有些不對勁了。他把我叫到走廊抽煙，吐出一口煙圈后，陰陽怪氣地說：“林深啊，你倒是挺懂得尊老愛幼。不過咱們單位的情況你也清楚，有些熱乎氣，蹭了可是要燙手的。”
我裝作聽不懂他的敲打，笑了笑說：“科長，食堂沒座兒了，我就隨便吃個飯?！?/p>
從那天起，我成了趙局長固定的“飯搭子”。只要中午在單位吃飯，我都會端著盤子去找他。一開始，只是因為那一絲不忍心，但后來，我發現自己漸漸喜歡上了和這個老頭一起吃飯的時光。
趙局長是個極有內涵的人。他不談單位里的人事糾葛，不問業務上的進度，他跟我聊歷史，聊節氣，聊他陽臺上種的幾盆蘭花。他告訴我，古人修史，最講究的是一個“誠”字，心不誠，寫出來的東西就是輕飄飄的，經不起時間的推敲。做人做事，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在和他日復一日的午餐閑聊中，我原本因為工作停滯不前而產生的焦慮，竟然奇跡般地平復了下來。
王副局長的打壓雖然沒有擺在明面上，但卻實實在在地落在了我的日常工作里。我花了一個月時間熬夜寫出來的關于全市舊城改造檔案數字化管理的方案，被王副局長在會議上批得一無是處。
他甚至沒有翻開第二頁，就把它扔在了桌子上，說：“現在的年輕人，就知道搞這些花里胡哨的理論，一點都不接地氣。項目資金這么緊張，哪有錢讓你搞這些試驗？”
我坐在會議室的最末端，臉漲得通紅，拳頭在桌子底下死死地攥著。趙局長當時就坐在主位上，他依然是那副波瀾不驚的樣子，端著保溫杯喝了一口茶，沒有替我說一句話。
散會后，我覺得心里憋屈到了極點。我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每天陪一個泥菩薩過江的局長吃飯，是不是真的做錯了。我是不是也該像其他人一樣，去迎合那個真正掌握實權的人？
第二天中午，我故意在辦公室磨蹭了很久，直到食堂快沒人才下去。我以為趙局長已經吃完走了，但等我打好幾個剩菜轉過身時，卻發現他還坐在那個老位置上，面前的飯菜一點沒動。
看到我走過去，他把推到一旁的空碗拿過來，笑著說：“今天食堂的溜肉段做咸了，我正尋思著要不要去買瓶水，剛好你來了。”
我坐下，低著頭扒拉著飯粒，一言不發。
“受委屈了？”他夾了一塊苦瓜，慢條斯理地嚼著。
“趙局，我那個方案，是實地跑了十二個街道，查了上萬份卷宗才寫出來的。現在的紙質檔案損毀太嚴重了，再不搞數字化，很多歷史資料就真的沒了。我不是為了搶風頭，我是真的覺得這事得干?！蔽覜]忍住，壓低聲音把心里的火氣倒了出來。
趙局長放下筷子，看著我。他的眼神突然變得很深邃，完全不像平時那個溫吞的老頭。
“林深，你知道釣魚最難的是什么嗎？”他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