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哈佛學生讓我很失望”這件事，起初我很難啟齒｜文學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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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倩

復旦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25-10

哈佛大學讓我很失望

進入哈佛商學院時，我二十七歲，自然知道“精致利己主義者”和“優秀的綿羊”這些形象的說法。我的本科院校也在常春藤之列，這個“類型”的精英年輕人我早已熟悉——不過幸好，大學里我拿了全額獎學金，能忍。

對于哈佛商學院，全自費且已不那么好“騙”的我要求甚高，也便很快感到全方面的失望：同學，教授，系統本身。

對于“哈佛學生讓我很失望”這件事，起初我很難啟齒。一是我花了這么多學費和時間，奮斗多年才躋身這一群體，二是這樣的抱怨很少有人可訴說，怕是聽上去更比哈佛精英還要傲慢，或按鍵盤俠和理中客的箴言，“你可以不去”。

皺眉之余我也偷偷困惑：那我是誰呢？自察的精致利己者？綿羊中的黑綿羊？

所以此般文章，我也只有在畢業六年時，攢足了空間和時間距離和對理中客的不屑后，才得寫。

典型的哈佛精英對于自我形象和影響力有著極致的追求。這樣的追求首先展現在穿著言行和社交媒體形象塑造。有些人的個人社交媒體頁面簡直就像是一本精心制作的藝術相冊，每一張都在配合講述一個調性相同的故事，比我見過的不少明星賬號還要做工精致。

“我是全球旅行家。”

“我過著高級又低調的生活。”

“我職業成功，健身運動也厲害。”

“我總能在不經意的奢華瞬間被人抓拍。”

越是“只被抓拍”的人，越刻意在塑造些什么。

這種對于形象的要求，甚至還影響了他們對于工作和朋友的選擇。有些人的簡歷就像是在收集商標一樣，從高中到現任公司都是一溜名牌。

而說到哈佛學生對自己生活有時自私至極的“精心策劃”，我不得不回憶起諸多至今仍覺得有些心寒的故事。

在讀MBA兩年間的那個暑假，我在紐約參與了一場專為哈佛商學院學生組織的活動——與華納兄弟集團的副主席交流、晚餐。組織活動的教授把一切安排得正式而細致。晚餐設在華納集團大樓的頂層會客廳，巨大的落地窗外是美麗的中央公園全景，服務人員穿著黑色西裝、戴著白手套。

一切準備到位，卻差了參與者。根據確認報名的學生數量，教授請華納方面安排了四個大圓桌和相應的晚餐份數，但最終出席的學生竟還未坐滿其中一張圓桌。

活動后教授氣憤地說，那些沒來的報名同學，連一聲招呼都沒打。

當日哈佛學生近八成的“放鴿子”率，讓我至今想起，仍頭皮發麻。

在學生自發組織的活動中，這樣的現象更為顯著。我曾聽部分同學直言，想在“最酷”的地方出現，被其他“酷的人”看到。

哈佛商學院第一年的寒假，許多同學選擇去巴西度新年。像這樣的旅行，通常會有幾位同學各自擔任“樓長”，在度假短租平臺上各租一幢供八到十人居住的大房子，然后招人填滿所有床位。

一位女同學決定去巴西的時候已經有些晚，因此在住宿上落了單。她是個非常溫和、有些內向的華裔美國女性，在年級里認識的人也不多。她請我幫忙問問身邊“樓長”的房子里是否還有余位。我短信聯系了科爾， “科爾，請問你房子里還有空間嗎？我有一個朋友需要住宿。謝謝啦！” 他回復我，“還有好幾個位置呢，幫我們介紹一下吧。” 于是我把兩人的聯系方式互換，就把這件事給忘了。

亞裔女同學過了一周找到我，“科爾說他房子里沒有位置了，我還在找呢。” 我感到有些詫異，又悄悄聯系了科爾，他竟沒有一絲羞恥地回復，“其實還沒有滿，但是我覺得這個女生不是我圈子里的人，不夠酷，大家都不認識她。”

酷人科爾來自紐約曼哈頓郊外富裕學區，來商學院前就已經攢了耶魯本科和KKR等商標。我是不是腦子拎不清，把跟我酷值差不多的女同學往科爾的高端房里塞？

沒想到又過了大半學期，我再次親眼目睹科爾的發瘋。在第一學年結束前，我們近一千名哈佛商學院學生四散世界各地，組隊完成一個短期國際市場實踐項目。我和科爾正好都選擇了坦桑尼亞作為目的地，一起前來的還有其他近百名學生。

項目期間我與一群同學去吃午飯，其中也有科爾。我們來到了一家中餐廳，同行另一位中國學生出于好客和禮貌承接下了點菜的任務。

冷菜上桌時，又是科爾，被圓桌轉盤上的三黃雞嚇得大驚失色。這份三黃雞被整齊切塊之后又被擺好造型，雞頭也留著作為裝飾。當豎立著的雞頭轉到科爾面前的時候，科爾大叫了起來。

“這只雞正他媽的在看著我！”

“太可怕了！”

“誰點的？！快點轉走！”

“怎么這么惡心？”

他一邊大叫，一邊從座位上跳了起來，語氣中似乎覺得所有人都應該跟他一樣感到強烈的惡心。所幸周圍的同學都沒有太大反應，也有人幫科爾解圍。

吃完午餐后，我們回到了全體學生聚集的大會議室，此時里面零星坐著一些正在休息或工作的其他同學。科爾隨即開始了他長達兩天的“惡心三黃雞”巡回演唱會，見人就繪聲繪色地“唱”到——

我們去吃了

一家中餐

那里面一份雞

雞頭都在

眼睛盯著我

太惡心了

你能想象嗎

啊啊啊啊啊

雖然這兩件事出自同一人，但這種對于異族文化的不理解，乃至習慣性自上而下的傲慢批判，在哈佛學生甚至老師中并不少見，只是通常沒有那么外顯和戲劇而已。

科爾之輩也許我能躲，但學校層面的傲慢我卻躲不了。美國文化極為強勢，一種美國文化本位的態度蔓延各個教育和經濟階層。在哈佛商學院這類認知水平更“高級”的地方，美國本位的態度常常以一種更隱藏的方式出現，悄悄影響著其教育質量。

在商學院的課程里，許多案例的主人公都是美國公司。即使這些年來哈佛商學院做了較大的努力，替換上了很多非美國的案例，但不少新案例缺乏沉淀，寫得倉促，很多美國學生明顯對非歐美企業案例沒有興趣——福耀集團？誰？

一位可謂明星教授的美籍印度裔教授開設了一門新課，課名可太吸引人了：“戰爭與和平”。他想通過分析歷史上部分著名戰爭，與大家探討領導力、策略、沖突解決、政策、人性。

我與一位敘利亞裔的同學一同來試聽，也讀了教授所制定的課程大綱和閱讀書單。敘利亞同學第一節課結束就告訴我，他不會再來了，“太美國視角了”。他說大綱上的歷史戰役、書單選擇，以及教授在第一節課上的點評，都讓他覺得“充滿美國偏見”。

我還是選擇繼續修了這門課，畢竟是明星教授嘛，讓我感覺值回學費一些。但我很快發現，這位教授好像總有一些意見上的偏向性，這在哈佛商學院是少見且不被鼓勵的。我在課堂上發表過幾次與美國主流不太相同的角度和個人見解，總覺得教授的回應和引導帶著絲絲反駁意味，好像想要止住我的視角繼續蔓延。課后卻又常有其他國際學生來找我，表達同感。

結果，我居然在這門課上拿了自己整個哈佛商學院生涯唯一的“3”——全班末尾百分之十的低分。成績在哈佛商學院就像過家家一樣，根本不重要，沒有任何后果。但我正常出席、完成作業、積極參與討論，最終卻拿了個“3”，實在震驚，更多是內心對這位明星教授的懷疑，和對“世界頂尖教育怎會如此隨意容許個人偏見”的憋屈。難道我是選了門美國愛國教育課嗎？

沒想到，真是的。

第二年，這位教授的科幻小說出版。小說主人公的設置與作者本人幾乎沒有任何區別，除了他把自己從印度裔改成了白人。一位來自波士頓的四十二歲男教授，憑借對談判、歷史、戰爭和邏輯的精通，在美國政府高層大放異彩，最終用自己的和平談判能力和外交技巧，成功阻止了人類與外來入侵物種的戰爭，成為他在書名副標題中所指的“不同尋常的英雄”。讀者書評尖銳指出，“這又是一個美國智慧拯救世界的案例，展示給那些愚昧落后的劣等種族（這次是擁有先進技術的外星人）他們思維中的漏洞。”

而在主要支線情節中，教授主角贏得了年輕美麗女主角的青睞。另一位讀者說，“這簡直是本言情小說，兩人間的情愛與主線毫無關聯且沒有任何后果，實在很難不把這本書看作是作者對自己虛構的自我夸耀。”

幾年后一位學弟告訴我，這位教授竟將自己的科幻小說定為他所授“戰爭與和平”課程的必讀書，讓學生們大為不滿。

身在哈佛商學院時，其實我還沒有真正去擔心這方美國本位的環境。如果不從這潭水中起身，不會看到身上被浸染的顏色。在我畢業后沒多久，我的好友選擇去了歐洲著名商學院進修。此時正值美國和俄羅斯矛盾升級，她所描述的課堂情境竟讓我感到羨慕——她的班級，才是真正的國際化。

為數不多的那幾個美國同學常半開玩笑地抱怨，說他們這輩子都沒體會過自己“被圍剿”的感受。在全班討論美俄問題時，他們更是為許多國家學生的“反美”情緒而驚訝。這些美國學生終于成為了集體討論中平等的一方，而不是永遠掌握著某種衛冕霸權的主場方。

在哈佛商學院，因為沒有職場的種種客觀束縛，我的大嘴性格很快讓我在班級里有了“辣評”的名氣。有時我覺得課堂案例太無聊，想要無風起浪，有時覺得大家的發言像清湯寡水，互相附和、沒有味道，而我此刻卻想吃點刺激的川菜。

不知是否是很多同學對于“被喜歡”的心理需求過為強烈，讓他們無法表達內心真實的想法。這種自我捆綁有別于美國政治正確文化中的客觀捆綁，在我看來，進一步降低了課堂中的討論質量。

一堂課上的案例主角是著名的植物仿肉制品科技公司Beyond Meat，教授請來了公司一位高層來我們班做討論嘉賓。問答討論環節開始后，這位年輕男嘉賓穿著巴塔哥尼亞（Patagonia）品牌的絨衫，一副前金融屆“哥們兒”的外表和言行，回答中展露出自己對于公司使命的不屑，立刻觸動了我的神經。于是我舉手向他提問。

“你就職于一家想要改變世界、保護環境的情懷型公司，卻非常驕傲于自己喜歡吃傳統肉漢堡這件事，‘照吃不誤’。你是否覺得這是一種知行不一，內心又是怎樣與之和解的呢？”　

我的問題剛落地，就聽見好些同學吸了口冷氣，有幾個甚至做了鬼臉或竊笑，期待好戲將要上演。還有同學深深點頭，可能這也是他們想問的問題。

年輕“哥們”嘉賓有些亂了陣腳，也許他本以為哈佛商學院的學生們價值觀與他差不多，能接受自己的知行不一。年邁的教授此時也加入了進來，鼓勵同學們在這個方向上繼續提問，隨后的問答環節也變得精彩深入。

其實這位嘉賓本身并未做錯什么，他的“知行不一”代表了我們所有人內心中存在的一個部分。甚至，他此后的如實作答給我們的課增加了價值。這節課中的火花，突然真誠得寶貴而難得。

而在另一節被昵稱為BGIE 的必修課中，火花四濺是件尋常事。這門課的許多案例有關地緣政治，而因為中國是世界舞臺上無可否認的巨大力量，大約四成案例會提到中國。據說，每屆都會有中國學生（尤其是剛來美國的同學）在各自班級里與美國同學激烈爭吵。我在自己班的這門課上，因為一貫的辣評和中國國籍，直接被默認成了“反美代言人”。學期末段的重磅案例事關中美貿易戰，大家都十分期待，我也特別仔細地做了課前準備。

在申請哈佛商學院的個人文書中，我寫到：我期待不斷地將我所經歷和思考的中國向世界展示，并反之將我所經歷和思考的世界向中國展示。

而我所經歷和思考的世界任何一處地方，都不是非黑即白的。我的觀點往往旨在分析情況的復雜，指出對立面各自的合理性、雙重標準、結構性因素。可僅僅是因為這間教室位于美國、許多同學來自美國，我對美國的任何批評就自動聽著尖銳，讓我顯得好像很激進——即使我陳述的部分觀點和事實在世界許多地方都能被廣為接受。

也是在那節關于貿易戰的課上，我與一位美國籍前海軍士兵同學發生了少見的激烈交換。我們的課堂文化非常正式而有禮貌，想發言必須舉手，被老師點到才能說話。但當他在發言中說到，“中國把很多人都關了起來”，我實在忍不住反擊他的無知和自大，直接轉向他的方向大聲回應，“美國在監獄人口總數和人均囚禁率上都是全球最高的國家，關人的能力無人能敵，用監獄系統去‘處理’黑人男性這個‘社會問題’，更可謂是一種全球創新呢。” ——教授攔都攔不了我的脫韁，更多的手隨后舉了起來。

感謝我的BGIE教授盡力給予了我充足的發言時間，但我內心知道，這只是杯水車薪般的自嗨而已。我發言結束后，哈佛商學院的學術天平不會傾斜，精英們普遍和氣從眾的傾向不會改變，美國未來商界領袖居高臨下的內心指針也不會偏移。

作者簡介

張倩

生于上海，長于美國，現居葡萄牙里斯本。

從上外附中畢業后，她前往美國學習和工作，以最高榮譽畢業于達特茅斯學院，后獲哈佛商學院MBA學位。她曾在戰略咨詢、全球互聯網、消費品行業就任要職，在三十一歲職業新高的時刻，突然選擇放棄了幾乎擁有的一切，將人生軌道急轉，奔赴葡萄牙里斯本。她在這里學習著新的生活方式，拓寬著人生體驗，也收獲著此前精英視角下難以想象的認知改變。

在多種語言、多類行業、多樣人群中的生活經歷，不僅賦予她獨特的視角和思考力，也激勵她成為一位敏銳的觀察者、真誠的創作者。

圖書簡介

三十一歲那年，我在一個平凡的春日突然決定裸辭，跳脫早習以為常的精英軌道。在此后短短半年中，我放棄了高薪工作、長達十三年在美國的舒適生活、即將結婚的愛人。我決心再也不上班，并在抑郁中帶著愛犬和兩個大行李箱，艱難“爬”至前往里斯本的登機口，搬去人生的第三大洲生活。

我想將時間挪作它用，將人生占為己有。我能“成功”嗎？

《走出哈佛》記錄了我與世界和自我的相遇、相撞、相擁。這段旅程有關恐懼與焦慮，有關勇氣與選擇，也有關和解與突破。我邀請所有渴望追求自定義人生的讀者，以誠待己，與我一起踏入充滿驚喜和成長的未知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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