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封神，死后封殺

當奉圣旨查抄江陵張府的“專案組”打開大門時，一幕人間慘劇呈現在世人面前：

張家老小婦孺，有17人餓死在府里，有的尸體已被餓紅了眼的家犬吞噬殆盡。

十幾天前，專案組從京城出發時，先行命令當地政府封閉了張府所有出入口。張家大小數十口人來不及退出，被鎖在了門內。有些人活活餓死，慘不忍睹。

專案組簡單處理了現場，開始抄家。

張居正的幾個兒子被分頭提審，接受各種嚴刑拷打。大兒子張敬修經受不住暴力與羞辱，懸梁自盡，死前，咬破手指頭在衣服上寫下血書，為父親抗辯。

此時，張居正已經死去兩年。從天堂到地獄，卻只需皇帝的一個決定。

萬歷皇帝——那個曾經對張先生畢恭畢敬、又怕又愛的年輕人，曾數次向張先生許諾，會替他看顧好他的子孫。

原來就是這樣的看顧法。

▲張居正（1525-1582），湖北荊州人。圖源：網絡

張居正生命的最后兩年，認真想過急流勇退。

萬歷八年（1580）二月，他向18歲的皇帝上書，請求退休。他在疏中回顧說，當首輔九個年頭來，直面閑言惡語，每天辛苦勞瘁，不敢有任何推脫避讓，不是因為別的，只是為了“圖報國恩”，報答先帝當年托孤的信任和禮遇。

張居正對權力及其風險，有著清醒的認知。他在疏中說：“高位不可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爾乞身者，以時未可爾。”

權位不可以貪戀，熟稔本朝內閣斗爭史的張居正，看得比誰都清楚。

他只是在找一個合適的機會，把皇帝賦予的權位還給皇帝。此次上書請求退休，他認為主客觀條件已經具備。

客觀上，經過八年的改革，人事、經濟、邊防等帝國要務，較之前大有起色，基本進入正軌。而且皇帝已經成年大婚，實現“親政”是必然的。

主觀上，張居正說自己56歲了，須發變白，血氣早衰，怕身體條件不允許他繼續干下去。

不過，張居正以健康原因提出辭呈，實際上是一個借口。萬歷在情感上應該有同意張先生退休的想法，但他的母親李太后很快制止了他這種念頭。

李太后說，張先生要輔佐你到30歲才行。

照太后的意思，張居正還要干12年，到68歲退休，身體也沒問題。

朱東潤《張居正大傳》說，張居正歸政乞休，是一種謀定而動的辦法。明代的內閣，自張居正以上，從夏言到嚴嵩，再到徐階、高拱，凡是當過國家大權的， 最后都支付了最大的代價。矛盾的心理，懼禍的心理，最后驅使張居正走上歸政乞休的道路。

▲張居正。圖源：大明王朝1566劇照

張居正絕非平庸之輩。他的字典里，幾乎找不到“明哲保身”這個詞。

官場險惡，不在他考量進退的范疇之內。在他30歲的時候，嚴嵩當權，他人微言輕，沒有干預政局的能量，于是決定離開官場。他以養病為由向吏部請假，回到老家江陵，一住就是三年。

對他來說，這不是歸隱或逃避，而是對抗污濁政局的表達方式，抒發懷才不遇之郁悶。

在那段閑居的日子，他寫過兩句詩：“江湖此日空愁病，獨望宸居思渺然。”

宸居，是皇帝的住所，代指權力中心。年輕的張居正人在江湖，心在廟堂。他心心念念的，從來不是隱居退避，而是尋找機會復出，實現匡時救國的抱負。

當內閣混斗，自己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之時，他給自己寫過一句從政格言：“愿以深心奉塵剎，不予自身求利益。”

同樣意思的話，他還說過很多：“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茍利社稷，生死以之。”“知我罪我，在所不計。”

明朝政壇從不缺乏清流，他們以道德潔癖相標榜，以潔身自好相砥礪。這樣的人，如果不進入官場，留在社會上批判和監督權力，淳化風俗，不失為一種有感召力的精英模范。然而，這樣的人，偏偏扎堆官場，變成了一群滿口仁義道德、無裨社稷民生的庸官。

用今天的話說，清流就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愛惜個人羽毛甚于天下蒼生死活。

任何一個實干的政治家，最痛恨的人正是政壇上的清流。

張居正當政的時候，他的用人標準總結起來就只有一條：重用循吏，慎用清流。

循吏，指的是不計個人得失，不計個人毀譽，只希望把事情做好的官員。張居正自己就是這樣的人。

張居正是一個典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為了達到一個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

這些道德瑕疵，充滿了張居正仕途上升的整個過程。

在隆慶、萬歷政權交替之時，他堅定地與秉筆太監馮保結成同盟，假裝站隊支持首輔高拱打擊馮保。結果，以出其不意的反轉，排擠掉了高拱，自己上位。在高拱去職后，仍然想通過制造雇兇謀刺皇帝的冤案，致其于死地。

而在表面上，當皇帝頒旨免掉高拱的首輔職位時，張居正聲情并茂地上疏，為高拱求情。

抵達權力巔峰的張居正，后來曾順道到高拱的老家看望過他，兩人感慨時光，動情處還互相擦了眼淚。

然而，在政治家眼里，情緒的調動與展示，不過是手腕罷了。

高拱也是老狐貍，在失勢的日子里，深深懂得配合政治表演的必要性。實際上，他至死未曾原諒張居正。臨終前，高拱留了一手，回憶自己參與的政事寫成《病榻遺言》，其中對張居正的人品、陰謀多有指摘。

這部回憶錄在張居正死后，適時地出版了，成了萬歷皇帝決心清算張居正的導火索。

實際上，哪怕在張居正推進改革最有實績，力挽本朝危局最得力，權力把控最給力的時候，針對他的攻擊也從未停止過。這些攻擊來自他的政敵、清流派，以及被改革觸動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深知張居正的改革成績斐然，無可指摘，所以只能試探性地在他的道德上做文章，以此離間他與皇帝的親密關系。

這波道德攻擊，聲勢最大的一次出現在萬歷五年（1577）九月。

當時，張居正父親逝世的喪報傳到京城，給張居正出了個大難題。按照規定，張居正應該離職回家守制二十七個月。此時，改革逐漸進入深水區，朝廷上下都離不開總設計師把舵。張居正如果走開了，整個帝國就找不出第二個像他這樣的強者，可以繼續推進改革。

萬歷皇帝還未成年，對張先生的依賴性正是最強烈的時候，于是下旨“奪情”，要求張居正留任。

根據慣例，張居正需要三次懇請皇帝放他回鄉盡孝思，皇帝也連下三旨加以慰留。在給皇帝的疏中，張居正一再強調這個事情“非常理所能拘”，暴露了他不想在此時回鄉守制的真實想法。這，為攻擊者提供了最大的把柄。

輿情洶洶，彈劾張居正的人結隊而來。在皇帝的支持下，彈劾者均受到了廷杖、流放等處置。張居正鐵石心腸地留了下來，沒有退讓。

事關改革成敗，他從未畏懼清議，也從未畏懼權斗。他可以贏得很漂亮。

▲張居正和未來的皇帝朱翊鈞。圖源：影視劇照

與惡龍纏斗過久，自身亦成為惡龍；凝視深淵過久，深淵將回以凝視。

任何時代，在染缸里做大事的人，都要主動或被動地給自己先染上顏色。干干凈凈的人，只會站在染缸外指指點點，還生怕被濺到了，絕不可能在染缸里做成大事。

張居正的悲劇，不是他個人的悲劇，而是民族文化特性的悲劇。

張居正的“死黨”馮保，并非善類，至少在以權謀私這一點上相當在行。張居正為了換取他對改革事業的支持，一定程度上默許了他的貪污行徑。當馮保利用貪賄之財營建生壙的時候，張居正應邀為他預撰“墓志銘”，給他高唱贊歌。在張居正筆下，馮保被塑造成一個清廉守法且有所作為的宦官政治家。

身處染缸之中，張居正自己也越染越深，但他始終在與自己的內心抗爭。

他曾給一個地方大吏寫過信，解釋他為什么拒收賄賂。他說，這么貴重的禮品，無一不是從百姓身上盤剝來的，我要是昧著良心收了這些禮品，那就是“以肉驅蠅，蠅愈至”。

他還曾拒絕過名將李成梁的行賄，說你有血戰之功，我要收了，對得起開國皇帝嗎？

總體而言，張居正雖然在作風和私生活上飽受詬病，但他的底線意識還是很清晰的。他說過，做官做到這個位置，不用貪污，拿拿官場的常例錢，也能做富家翁。

張居正死后，在被反攻倒算的浪潮中，很多落井下石的揭發文字四處流傳。這些為了證明他是罪孽的文字，極盡詆毀之能事，把他寫成乘坐32人豪華大轎回鄉葬父的暴發戶，把他寫成四處收受海狗鞭以滿足壯陽需求的淫相……政敵羅織罪狀，全憑想象力，這跟寫小說有什么區別？

張居正的財富來源，很大一部分來自皇帝和太后的賞賜。據統計，張居正當首輔期間，接受賞賜達208次，賞銀一次最多一千兩，少的也有數十兩，賞物則從彩緞、蟒衣到玉帶、貂鼠皮等等，應有盡有。

他的兒子，一個被賜為狀元，一個被賜為榜眼。萬歷皇帝對他說：“先生大功，朕說不盡，只看顧先生的子孫。”張先生的功勞唱不完，照顧一下你的子孫，也是理所應當的。

張居正的墮落，其實就表現在這里。他是有資格教導皇帝的帝師，他也正在帶頭推進帝國的改革事業，而他面對皇帝和太后的功名利祿誘惑，明知破壞了規矩，糟蹋了科舉的公平本質，他仍然得意洋洋地接受了。

朱東潤以同情又帶批評的筆調，對張居正作了這樣的評價：

明朝的政治，充滿無數腐化的因素。現代認為不應存在的事實，在當時只是一種習慣。最痛苦的是在未經指摘的時候，盡管認為習慣，但是一經指摘后，立刻又成為貪污。
因此從事政治生活的人，隨時隨地，都受著物質的誘惑，也就隨時隨地，會蒙到仇敵的指摘。
他固然不是禽獸，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張居正，一個受時代陶镕而同時又想陶镕時代的人物。

▲在明朝，做官和做事幾乎是兩回事。圖源：影視劇照

黃仁宇《萬歷十五年》說，萬歷即位以后的第一個十年，即從1572年到1582年，為本朝百事轉蘇、欣欣向榮的十年。北方的“虜患”已不再發生，東南的倭患也已絕跡。承平日久，國家的府庫隨之而日見充實。這些超出預計的成就，自不能不歸功于張居正的改革。

皇帝和太后對他的信任、恩眷，也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整個帝國到了離不開張居正的程度，在他被恩準短暫還鄉葬父的過程中，朝廷大事的定奪還要快馬加鞭送到江陵，“聽張先生處分”。

內閣制度名存實亡，帝國的命運系于張居正一人。

在江陵期間，最高峰的時候，張居正一天之內收到皇帝的三道詔書，地方官拍馬屁，要為他建造“三詔亭”以資紀念。張居正拒絕了，頗有憂慮地說，自己現在是騎虎難下之勢。

“騎虎之勢”，意味深長，說明他已經感覺到危機的逼近了。

從萬歷五年頂著輿論壓力不肯離職丁憂，到萬歷八年突然以年老精力不濟請求退休，三年之間，張居正對權位的態度出現了180度的大轉變。

這個轉變恰恰證明，張居正不是貪戀權柄之人。他也有深刻的危機感，知道身在高位，難得善終。

所以他的進退之間，是以改革事業為參照的。在那三年里，他注重的考成法、一條鞭法，以及南倭北虜問題，有的已解決，有的初見成效。乞休而退，正是時候。

他自己估計也想不到，萬歷皇帝和李太后不放人，還要他輔佐到皇帝三十而立。

老天最終以最粗暴的方式，及時制止了這項漫長的計劃。

第二年，萬歷九年（1581）五月，張居正病倒了。病情來勢洶洶，但無論張居正如何乞求，皇帝就是不放他退休。

在張居正去世前九天，皇帝加封他以太師銜。這是文臣中至高無上的官銜，在明朝二百年的歷史中從未有人在生前得到這項榮譽。

但是，疾病很快奪去他的生命。他無法，也不想利用這項新的榮譽來增加自己的權威。

萬歷十年（1582）六月，張居正走完一生。

當皇帝意識到“張先生終究是會死的”之時，針對張居正的反攻倒算已經開始了。

年輕的皇帝從一開始的顧念舊情，到后來的逆反報復，用兩年時間，清算了張先生在他少年時期刻下的印記。

張居正被定的罪名很多，但說起來就一條：威權震主。

也只有這一條，才能戳到皇權的核心與痛處。盡管張居正得意之時也不忘小心謹慎，但是，只要皇帝聽信了流言，就會把當年對他的隆遇與慰留，當作是被張居正情感洗腦的結果，通通不認賬。

萬歷皇帝的最后一絲皇恩，體現在顧念張居正效勞多年，恩準免于開棺戮尸的說辭里。

政治何其冰冷無情！

22歲的萬歷皇帝，已經“出師”了。

悲劇的是，正如黃仁宇所說，“張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

張居正一死，帝國患癌，且無人療救。

他當國十年的家底，只夠萬歷皇帝及其繼任者糟蹋半個世紀。到崇禎十三年（1640），明亡前四年，張居正家族才獲得全面平反。

江河日下，國破家亡，崇禎皇帝無限感慨：“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之相一也。”

世間已無張居正。只有庸人還在指摘張居正的道德瑕疵。

最后，謹以魯迅先生的一句話，送給那些詆毀張居正的人：“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