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2005年深秋，我蹲在羊圈門口給羊添草料。
一輛黑色紅旗轎車顛簸著開過來，停在泥巴路上。
車門一開，下來個女人，穿深色風衣，戴著墨鏡。
她站在那兒看我，半天不說話。
我拎著草叉子站起來，瞇著眼瞅她。
她摘下墨鏡，眼眶是紅的。
我認出來了，32年了，就是老了。
她嘴唇哆嗦半天，擠出一句：“瑞祥哥，你還住這兒啊？”我手里的草叉子掉在地上，羊圈里的羊嚇得亂竄。
我沒回答她，轉身進屋，從炕底下拖出一個木箱子。
箱子里是34封信，大部分沒拆。
她看見那些信，臉一下子白了。
那些信，她一封都沒寫過。
01
1973年臘月二十，陜北下了一場大雪。
我那時候二十出頭，從北京到陜北插隊，已經三年了。那年冬天冷得出奇，地都凍裂了縫，風刮在臉上跟刀子割似的。
那天下午，我去糧倉挑玉米。走到倉門口，看見一堆黑乎乎的東西蜷在草垛邊上。
我以為是條野狗，走近一看，是個人。
一個姑娘，瘦得皮包骨頭，頭發亂糟糟地糊在臉上，身上的棉襖破了好幾個洞，露出黑黃的棉花。她閉著眼，嘴唇干裂得起了皮，呼吸很弱。
我把手探到她鼻子底下，還有氣。
趕緊跑回去喊人。
馬天磊那時候是村支書，四十多歲，是個急脾氣。
他過來一看，說：“這是逃荒的吧？最近好幾個公社都遭了災，有人跑出來不稀奇。”
我說：“人都快不行了，得救人。”
馬天磊蹲下翻了翻她的眼皮，說：“這姑娘營養不良，餓的。先抬屋里去。”
我倆把她抬到知青點的窯洞里，鋪上草墊子，蓋上被子。我燒了鍋熱水，掰了半塊地瓜干，煮了一碗稀粥。
她迷迷糊糊醒過來，看見一碗熱粥端到嘴邊，兩只手一把抱住碗，也不怕燙，呼嚕呼嚕就往嘴里灌。
我趕緊說慢點慢點，她根本不聽，一口氣把粥喝完，才抬起頭看我。
那眼神我這輩子都忘不了——像一只被人踢了無數次的小狗，又怕又感激。
“你叫什么名字？”我問她。
她咽了咽口水，說：“丁怡然。”
聲音很小，帶著上海口音。
我問她從哪兒來的。她說她和娘從上海出來逃荒，走到河南時娘病死了，她一個人把娘埋了，繼續往北走，走了十幾天，到了這兒。
說得平平淡淡的，就像說今天吃了什么似的。
我聽得心揪得慌。馬天磊在旁邊抽著煙袋鍋子，也不吭聲。
過了一會兒，他說：“這姑娘成分不清楚，咱不能留她在知青點。要是讓公社知道了，不好交代。”
我說：“那讓她去哪兒？外面零下十幾度，會凍死的。”
馬天磊想了想，說：“村尾有間破廟，漏雨，但好歹能遮風。先到那兒湊合兩天。這兩天我去公社問問，看看怎么安排。”
丁怡然聽了，掙扎著要下地給我磕頭。我一把扶住她，說：“你別動，好好歇著。”
那天晚上我把她送到村尾的破廟里，又抱了一床舊棉被過去。
廟里四面透風，供臺上還擺著半截快燒完的蠟燭頭。
我給她點上，燭火晃晃悠悠的，照得她影子一搖一搖的。
我臨走時，她從棉襖里掏出一個東西，遞給我。
是一塊懷表，舊得發黃，表殼上還刻著字。
“這是我媽留給我的唯一一樣東西。”她說，“你救了我的命，這塊表給你。”
我推開她的手，說：“我不要。你留著自己用，以后日子還長。”
她愣住了，眼圈一紅，把表攥在手心。
那天晚上我回到知青點，躺在炕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腦子里全是那個姑娘瘦得不成樣子的臉。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這個姑娘，會改變我一輩子。
第二天一早，我去給她送飯。
破廟的門半掩著，她蹲在角落里，拿一根樹枝在地上寫字。
我看了一眼，寫的是“丁怡然”三個字，一筆一劃，端端正正。
“你識字？”我挺驚訝。
她點點頭，小聲說：“讀書讀到初三，后來家里供不起了。”
我心里一動，把窩頭遞給她。她接過去，先掰了一小塊放在供臺上，嘴里念叨了兩句什么，才自己吃。
我好奇地問：“你跟誰說話呢？”
她說：“跟我媽。她生前說要我好好活著，我得告訴她，我活著呢。”
那天下著小雪，風從破廟的窗戶灌進來，吹得她袖子一甩一甩的。我的眼睛突然就酸了。
后來那幾天，我每天都省下自己那份口糧，給她送過去。
有時候是半塊窩頭，有時候是一碗黑面糊糊，有時候是煮土豆。
每次她都吃得干干凈凈，碗底舔得跟洗過似的。
彭芬是村里婦女主任，她先發現了這事。
那天我去送飯，她跟在后頭，等丁怡然吃完了，她才把我叫到一邊，說：“許瑞祥，你這是干啥？這姑娘啥來路你都不清楚，就把自己的口糧給她？要是讓人舉報了，你吃不了兜著走。”
我說：“我不能看著她餓死。”
彭芬嘆了口氣，說：“你這人心太軟了。行吧，我幫你瞞著，但你自己小心點。”
她說完就走了。我站在破廟門口，看著丁怡然坐在供臺前的地上，正在用一根針縫她破了的棉襖袖子。側臉映著燭光，安安靜靜的，像一幅畫。
我那時候想，這姑娘身上有股勁兒，跟別人不一樣。
02
1974年正月初五。
年還沒過完，生產隊就要去鎮上挑煤。來回二十里山路，雪沒過腳踝。馬天磊點名讓我去，說我是知青里最年輕力壯的。
我一早就出發了。路不好走，一腳深一腳淺。到鎮上時鞋里全灌了雪，褲腿凍成了硬殼子。
等我挑著兩筐煤往回走時，天已經擦黑了。腳凍得發木，每走一步都像踩在碎玻璃上。
好不容易回到村里，把煤卸了，我扶著窯洞門框往里走，腿一軟，直接坐地上了。
丁怡然正好在院子里幫彭芬洗菜。聽見動靜跑過來一看，我的臉白得跟紙似的，嘴唇發紫。她蹲下來，摸了摸我的腳脖子，嚇了一跳：“這么涼！”
她想幫我脫鞋，可鞋凍在腳上了，脫不下來。
她轉身跑進廚房，端了一盆涼水過來，把我的腳泡進去。涼水化凍，疼得我直抽冷氣。
等鞋能脫下來了，她又端來一盆熱水，把我腳泡進去。我低頭一看，兩只腳腫得跟發面饅頭似的，紫紅紫紅的。
她看著看著，突然解開自己的棉襖扣子。
我嚇了一跳：“你干啥？”
她把棉襖往兩邊一撩，露出里頭的單衣，然后把我的腳撈起來，一把塞進她懷里，貼著她肚皮上的皮膚。
“你瘋了！”我想把腳抽出來，她兩只手死死按住我的腿。
“別動。”她說，聲音不大，但特別堅定，“你救過我的命，我給你暖暖腳怎么了？”
我的腳貼在她肚子上，能感覺到她身體在發抖——冷的，也是緊張的。可她就是不撒手。
就在這時候，彭芬端著一碗姜湯進來了。
看見我倆這架勢，姜湯差點沒端住。
她愣在門口，嘴張得老大。丁怡然看見她了，臉一下子紅了，可還是沒松手，只說了一句：“彭姐，他腳快凍廢了，我不能不管。”
彭芬把姜湯放在桌上，轉身就走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這事肯定瞞不住了。
沒過兩天，全村都知道了。有人說丁怡然不要臉，有人說我在外面亂搞，反正傳什么的都有。
丁怡然走到哪兒都有人指指點點。
她去井邊打水，幾個大娘嘀嘀咕咕，她低著頭打滿水就走。
她去自留地拔菜，幾個小孩跟在后頭喊“逃荒的、不要臉的”。
她一句也沒回嘴。
有一天晚上，我爹許鐵柱從隔壁村親戚家回來，聽說了這事。他二話不說，抄起一根扁擔就來找我了。
我正坐在窯洞門口補鞋，他沖過來劈頭蓋臉就是一頓揍。我躲都沒躲，背上挨了好幾下。
“你個沒出息的東西！”他氣得臉通紅，“咱們家在村里抬不起頭了！你要是真娶個媳婦也就罷了，一個逃荒來的，成分還不清白，你跟她搞一塊兒，你以后還想不想回城！”
我沒吭聲，只是坐那兒任由他打。
丁怡然不知道從哪兒聽說了，跑過來，看見我爹舉著扁擔，一下子跪在我爹面前。
“叔，是我不對，是我自愿的，冤不得瑞祥哥。”
她跪在地上，腰板挺得直直的，眼睛看著我爹，不躲不閃。
我爹舉著扁擔，手停在半空，半天沒放下。
周圍的鄰居都出來看熱鬧。馬天磊叼著煙袋鍋子走過來，推開圍觀的人，說：“老許，打孩子也解決不了問題。這事咱關起門來說。”
我爹這才放下扁擔，轉身走了。走前丟下一句話：“你倆的事，我不管了。但以后吃虧，別找我哭。”
那天晚上，我去破廟找丁怡然。她正坐在供臺前，手里攥著那塊懷表。見我來了，她說：“瑞祥哥，要不我走吧。”
我說：“你能去哪兒？這大冬天的。”
她說：“我能走。我走了，你就不用被人說閑話了。”
我看著她瘦瘦的肩，心里一陣難受。我說：“你別走。有我在，誰也不能趕你走。”
她低下頭，眼淚啪嗒啪嗒掉在懷表上。那天晚上她在破廟的墻上用石頭刻了一行字：“1974年正月初八，不走。”
我看見了，沒說話，轉身回去了。
雪下了一夜。
03
1977年秋天，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到村里時，我正在地里掰玉米。
馬天磊騎著自行車滿村喊：“高考恢復了！知青也能考！國家說了，不管成分，只要夠分就能上大學！”
我把手里的玉米扔進筐里，心里有什么東西動了一下。
丁怡然聽到消息當晚就來找我，眼睛亮得跟兩盞燈似的。她站在我窯洞門口，喘著氣問：“瑞祥哥，你考不考？”
我說：“我初中都沒念完，考什么考。”
她沉默了一下，說：“那我考。”
我問她想考哪兒，她說：“我想回上海。不管什么學校都行，只要讓我回去。”
從那天開始，她白天干活，晚上點煤油燈看書。
我記得那時候煤油緊俏，她舍不得多用，就點一根細細的燈芯，趴在小桌上看書。
有時候看著看著睡著了，燈油燒干了也不知道。
我悄悄把自己的煤油票攢下來給她。
有一天晚上我去給她送煤油，看她趴在小桌上睡著了，手底下壓著一本卷了邊的數學書。她的手指頭都凍腫了，像個紅蘿卜。
我沒吵醒她，把油放下，又把自己的一件舊棉襖輕輕搭在她身上。
她醒了，揉揉眼睛，看見是我，笑了笑，說：“瑞祥哥，你咋來了。”
我說：“給你送油，別忘了。”
她翻開書，指著一道題說：“這道我不會，你能教教我嗎？”
我哪會。我初中數學本來就不行，放了好幾年，早忘光了。
我說我不會，她不氣餒，自己又琢磨了一晚上。
那段時間她瘦得厲害。本來就瘦，現在更瘦了，下巴尖得跟錐子似的。彭芬心疼她，有時候給她多舀半碗粥，她喝了繼續看書。
高考那天，我跟馬天磊借了輛自行車，馱著她去鎮上。二十里山路，她抱著個舊書包坐在后頭，一路上沒說話。
到考場時，她下車，腿抖得站不住。我說你緊張啥，她搖搖頭，說不是緊張，是怕考不上。
我目送她走進考場，心里比她還緊張。那場試考了一天半，我在考場外頭蹲了一天半。
考完出來時，她臉上什么表情都沒有。
我問她考咋樣，她說：“不知道。”
我說：“不知道就是還行。”
她看著我，忽然笑了。
等了幾個月，通知書來了。她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師范學校，離上海還遠，但總歸是考上了。
她捧著通知書，手抖得厲害，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可第二天，她跑來找我，眼睛紅紅的。
“政審沒過。”她說。
“為啥？”
她咬著嘴唇，說：“我爸的事……他舊社會當過保長，上頭說成分不好，不給過。”
我當時氣得想罵人。好不容易考上了，就因為一個破成分卡住了？
我說我去找公社。
她拉住我，說：“別去了，沒用的。人家說了，除非大隊肯出證明，說我在村里表現好，不然誰都幫不了。”
我說：“那我們就去要證明。”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馬天磊家。我跟他把情況說了，馬天磊抽著煙袋鍋子，半天沒吭聲。我說：“馬叔，你能不能幫這個忙？”
馬天磊把煙袋鍋子磕了磕，說：“瑞祥，這個忙不是不能幫。但你要想清楚，她成分不好，你幫她，以后可能會牽連你。”
我說：“我不怕。”
馬天磊看著我，嘆了口氣，說：“你呀，跟你爹一個樣，死犟。”
他寫了證明，蓋了大隊的公章。我拿了證明又騎了二十里路到公社，找到負責政審的干部，軟磨硬泡說了一大堆好話，就差給人跪下了。
人家看我是北京知青，猶豫了半天，總算點了頭。
那天我回到村里，已經是晚上八點多。丁怡然還坐在窯洞門口等，看見我，緊張得站起來。
我點點頭，說：“過了。”
她站在那兒，愣了好幾秒，然后蹲在地上，抱著膝蓋哭。不是小聲抽泣，是那種壓抑了很久的號啕大哭。
我站在旁邊，手伸出去想拍拍她的肩膀，又縮回來了。
后來我才知道，她那晚哭了很久，一個人跪在破廟的供臺前，嘴里念叨著什么，像是在跟她娘說話。
那封信她后來給我看了，信上寫的第一句話是：“媽，我能上學了。”
04
1977年底，丁怡然踏上了去西安的火車。
我送她到縣城火車站，她穿了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褂子，背上背著一個打了好幾個補丁的書包。
包里裝著她全部的家當：兩件換洗衣服，一雙布鞋，還有那塊懷表。
火車開之前，她從車窗探出頭來，問我：“瑞祥哥，你會給我寫信不？”
我說：“我不太會寫字。”
“沒關系的。”她遞給我一個信封，上面寫著她學校的地址，“你寫啥都行，我不挑。”
火車開走了。我站在站臺上，看著綠色的車廂越走越遠，最后變成一個小點。
那天晚上回到村里，我躺在炕上，咋也睡不著。腦子里總想起她那天晚上給我暖腳的場景，想起她狠勁兒把我腳往懷里拽的樣子。
后來她真的給我寫信了。
第一封信寫了整整二十頁紙。
她寫學校的食堂，寫宿舍的舍友，寫她第一次進教室時的緊張，寫她做夢經常夢見村里的窯洞和羊圈。
我看不懂的字就找彭芬幫我認，彭芬一邊認一邊笑，說這姑娘心細，連你那天吃飯多夾了一塊咸菜都記上了。
我沒回信。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寫什么。我覺得自己嘴笨，寫出來的東西丟人。
但她還是寫，一周一封。后來信慢慢變少了，一個月一封。
每一封我都留著，壓在我裝衣服的木箱子底下。
1981年春天，知青大返城的消息又來了。
公社分到大隊一個正式返城名額。返城就能安排工作，重新吃上商品糧。整個大隊的知青都瘋了似的搶這個名額。
我爹許鐵柱聽說了，專門從鄰村跑回來。他把我叫到屋里，關上門，說：“這個名額，你必須報。”
我說：“爹，我在這兒待習慣了。”
“習慣個屁！”許鐵柱一拍桌子，“你在這山溝溝里待了一輩子能有什么出息？回了城，你進廠當工人，吃商品糧，娶個城里媳婦，這才是正路！”
我不說話。
他急了：“你是不是還在想那個逃荒的？”
我說：“不是。”
“你騙誰呢？你把名額讓給她的事，你以為我不知道？”
我愣了：“你怎么知道的？”
“馬天磊告訴我的。他說你為了她，連返城名額都不要了。你是不是傻？”許鐵柱說著說著，眼圈都紅了，“你自己想想，你爹媽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送你來插隊，不就盼著你能有出頭之日嗎？你要是把名額讓給她，你這一輩子就交代在這兒了！”
那晚上我一宿沒睡著。
第二天我去公社報了名，填了表。許鐵柱這才放了心，回鄰村去了。
可就在報名的第三天，我聽說丁怡然也想回來要這個名額。
她寫信給馬天磊，說她舅舅在上海給她找了份工作，只要她能回去，就能上班。可她戶口還在村里，必須憑返城名額才能遷回去。
馬天磊把信給我看了，問我：“你啥意思？”
我沒說話。
那天傍晚，我去山坡上坐著，看著遠處的山梁。太陽快落山了，把整片山都染成了金黃色。村口的煙囪冒出裊裊炊煙，羊群慢悠悠地往圈里走。
這地方待了八年，說沒感情是假的。可要是在這兒待一輩子，我心里又有點慌。
我不是沒想過走。可我一走，丁怡然就徹底回不了上海了。她努力了那么久，考了學，等了那么久，就等著這張返城的“門票”。
我想起她考上大學拿到通知書時紅著眼眶的樣子，想起她跪在破廟里跟她媽說話的樣子。
當天夜里，我把填好的那張表從抽屜里拿出來，撕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公社，跟負責的干部說：“我自愿放棄名額。”
那人愣了：“你傻了？這可是最后的機會了。”
我說：“我知道，我不后悔。”
馬天磊知道后，氣得拍桌子：“許瑞祥，你是不是缺心眼？名額還能讓的？你以為你讓給她，她就一定會感激你？以后你后悔了怎么辦！”
我說：“不后悔。”
丁怡然是三天后回來的。
她坐了一夜的火車，又走了十幾里山路，到村里時天已經黑了。她直接沖到我的窯洞里，眼睛紅腫著，問：“瑞祥哥，你真把名額給我了？”
我點了點頭。
她看著我，嘴唇哆嗦了幾下，想說啥，又說不出來。然后她噗通一聲跪在地上，額頭磕在地板上，咚咚咚磕了三個響頭。
我趕緊去拉她，她死死跪著不起來。
“瑞祥哥，”她抬起頭，眼淚流了一臉，“我這輩子欠你的，真還不清了。”
我說：“誰要你還了。你回上海好好過日子就行。”
那天晚上她走的時候，一步三回頭。到村口時，又跑回來，把那塊懷表塞到我手里。
“你拿著，”她說，“等我回上海安頓好了，我再贖回來。”
她走了。
我站在村口，看著她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風呼呼地吹著，吹得我眼睛發酸。我低頭看了看手里的懷表，表殼上刻著一行小字：“一生平安”。
我握緊懷表，轉身回窯洞。
炕上還有她坐過的余溫。
05
之后32年，我一直待在村里。
娶了隔壁村的郭秀榮，生了個兒子，兒子長大后在縣城打工。日子一直緊巴巴的，種地、養羊，靠著幾畝薄田和一群羊過日子。
我不咋提丁怡然的事。郭秀榮偶爾問一句“上海那個姐現在咋樣了”，我就說“不知道”，她就不再問了。
她知道我心里有事，從不多問。
那幾年，我每年都能收到一封從上海寄來的信。
信封上寫著“許瑞祥親啟”，落款是丁怡然。
信我都沒拆。
也不是不想看，是不知道看了之后，心里會咋想。
頭幾年信來得勤，一個月一封。后來變少了，一季度一封。到了1998年以后，再也沒來過。
我沒去找她，也沒跟任何人提過。那34封信全部裝在一個木頭箱子里，壓在炕底下。
我以為這輩子就這么過了。
2005年深秋。
那天下午，我蹲在羊圈門口給羊添草料。天涼了，羊圈里有些冷，我穿著件軍大衣，手里拿著一把干草。
村口的方向傳來汽車引擎的聲音。
我一抬頭，看見一輛黑色轎車顛簸著開過來，車身上落了一層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走走停停。
車停在我家羊圈旁邊。
車門一開，下來一個中年女人。
穿深色長風衣，戴墨鏡，腳上蹬著一雙黑皮鞋，鞋跟踩在泥地上，陷進去一截。
她看了一眼鞋，皺了皺眉，還是踩著走了過來。
她站在羊圈的柵欄外頭，看著我。
我拎著草叉子站起來，瞇著眼盯著她看。她摘了墨鏡，露出一張保養得很好的臉，皮膚白，頭發燙了小卷。
我認出來了。
32年了，就是老了。臉上的皺紋多了，頭發也花白了，可那雙眼睛沒變，還是那么亮。
她見我不說話，嘴唇哆嗦了好幾下，才擠出一句：“瑞祥哥，你還住這兒啊？”
她的聲音有點顫，帶著一股上海話的尾音。
我手里的草叉子啪的一聲掉在地上。
羊圈里的羊嚇得亂竄，羊屎蛋子甩了一地。
她往前走了一步，鞋踩到羊屎上，也沒低頭看。就那樣直直地看著我。
我蹲下撿起草叉子，插到草堆里。手有點抖，我攥了攥拳頭，背過身去。
“你咋來了？”我問，聲音啞得不像自己的。
“我來看看你。”她說，聲音也跟著啞了。
這時候馬天磊從隔壁院子走出來。他老了，頭發全白了，弓著腰，拄著一根拐杖。他瞇眼看著丁怡然，又看看那輛轎車，問我：“這誰呀？”
我沒回答他。
彎下腰，拍了拍手上的草屑，轉身進屋。
郭秀榮正在灶臺前做飯，看見我臉色不對，問：“咋了？”
我沒理她，走到里屋，蹲下來，把手伸到炕底下，拖出一個木頭箱子。
箱子不大，上面落了一層灰。我擦了擦灰，掀開蓋子。
里面整整齊齊摞著34個信封。大部分都還沒拆，封口黏得死死的，信封泛著黃。最上面那封信的郵戳是1998年3月12日。
我抱著箱子走出去。
丁怡然還站在院子里。馬天磊也在，湊到轎車前頭看了看，嘴里嘀咕著：“哎呀，這車不便宜啊。”
我把箱子放到院子的石桌上，掀開蓋子。
“你的信。”我說，“全在這兒了。”
丁怡然看了一眼箱子里的信，愣住了。
然后她的臉色變了。
她從頭發白到臉，整個人像被什么東西定住了一樣。她伸出一只手，拿起最上面那封1998年的信，翻過來看了看，手指在信封上摸了摸。
“這信……”她的聲音變了調，“不是我寫的。”
“啥？”我沒聽清。
“瑞祥哥，這些信，不是我寫的。”
她抬起頭看我，嘴唇發白，眼神里滿是震驚和一種我看不懂的東西。
我看著她，腦子里嗡的一聲。
“可這些信上寫著你的地址，寫著你的名字。”我說，“不是你寫的，是誰寫的？”
丁怡然沒有回答。她低頭看著那些信，手指把信封攥得皺巴巴的。
“我不知道。”她說，聲音發顫，“可我真的，一封都沒寫過。”
屋里的郭秀榮不知道什么時候站在了門口。
院子里的風卷起地上的干草葉子，在空中打著轉。
那輛黑色紅旗轎車就停在羊圈旁，車身上蒙著一層灰。
我看著丁怡然，腦子一片空白。
06
那天晚上，我和丁怡然坐在堂屋里，石桌上攤著那34封信。
煤油燈的火苗跳著，照得信封上的字忽明忽暗。
丁怡然拿起一封信，湊到燈下看了看，又拿起另一封，接著再一封。
她看完，臉白得沒一點血色。
那34封信，她一封封都看了。看完后，她把信摞整齊，推到一邊，抬頭看著我。
“這些信不是我寫的。”她說，嗓音干澀，像是嗓子眼兒被什么東西堵著，“我手上有顆痣，你看這信紙上，沒有。我寫‘然’字最后一筆喜歡往上翹，這些信全是平的。”
“我從來沒有寫過一個字出去。”她補充道。
她說她寫了信，都寫了。可她沒寄出去。
她問我：“我寫給你的信，你就是這么收著的？”
我說：“你走后第一年，收到信。我拆過，就這么一封。后來……就不想看了。”
我老實告訴她，看了也沒用。看了更難受。
她問我是哪一封。
我從箱子底層抽出最老的那封信，1981年的，信封已經泛黃，邊角磨破了。
丁怡然接過信，手微微顫抖著，打開。
信紙上寫的字有點歪，像是寫信的人手在抖。
她念了兩行，突然不念了。
“這信也不是我寫的。”她說，聲音很輕，輕得像怕驚動什么，“可這字……像我的字，但寫得太正規了。我寫不出這么規矩的字。”
她說她寫過一封。寫完后沒寄出去，一直帶在身上。她掏出風衣內袋，摸出一個已經磨毛了的信封。
那封信保存得很好，跟新的一樣。
她把信遞給我。
我接過來，拆開。
信里只寫了一句話——
“瑞祥哥：我對不起你。你的名額讓得虧了，我爹的事后來查清了，根本不是保長，是冤枉的。政審早知道能過，你白犧牲了。我欠你的，這輩子都還不清。”
我看完信，愣在原地。
她低著頭，眼淚滴在桌面上，一滴一滴的，暈開了一片水漬。
“這封信我寫了32年。”她說，聲音很輕，“寫完沒敢寄，怕你恨我。”
我攥著那封信，手抖得不行。
這時候郭秀榮端了一壺茶進來。
她把茶壺放在桌上，給丁怡然倒了一杯，又給我倒了一杯，然后走進里屋，輕輕關上了門。
丁怡然喝了一口茶，緩了緩，說：“我后來才慢慢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
她說她回到上海后，沒有馬上找他。嫁了個男人，那個男人什么事都要管著她，寫信、收信都要經過他。她偷偷寫過信，但都被男人截下了。
“他拿我的信，不讓我寄。”
“他知道你的事？”
“知道。”丁怡然說，聲音發干，“我什么都跟他說了。可他不讓我聯系你，說不方便，也說怕壞了她家的門風。”
她一直忍著，忍著，直到男人的病拖垮了公司，男人死了，她才敢回來。
可回來的時候，已經32年過去了。
“瑞祥哥，”她抬頭看著我，眼淚順著臉頰流下來，“我不是故意不聯系你的。我是真的……沒臉見你。”
我聽著，沒說一句話。
窗外風吹過，羊圈里傳來羊叫的聲音。
煤油燈的火苗跳了一下，滅了。
屋里陷入黑暗。
郭秀榮從里屋走出來，摸黑點亮了柜子上的蠟燭。燭光昏黃，照得三個人的影子在墻上搖搖晃晃的。
“我去做飯。”郭秀榮說完，又進了廚房。
廚房里傳來切菜的聲響，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在安靜的屋子里格外清晰。
我站起來，走到窗邊，背對著丁怡然。
“還寫什么？”我說，“我這輩子，就這么過了。”
07
第二天早上，天剛蒙蒙亮。
我起來給羊添草料時，看見丁怡然的房間亮著燈。
她在燈下坐著，面前攤著一堆文件。羊圈的柵欄門半開著，風吹得燈光晃來晃去的。
我走過去，問她：“大早上不睡覺，干嘛呢？”
她抬起頭，眼圈的浮腫還沒消，眼睛紅紅的。她翻著文件，從里面抽出一沓紙，遞給我。
“這是我找人打聽的。”她說，“你們村旁邊的鎮子上，有家小食品廠，三年前關了，一直沒人接手。我把它買下來了。”
我接過文件翻了翻，土黃色的封面，蓋著紅章。
“誰要你買的？”我皺著眉。
“我買的。”丁怡然說，聲音不大，但很堅定，“廠子不大，能招二三十個人。你要是愿意，廠子寫你名字，你當老板。賺錢了算你的，虧了算我的。”
我看著那沓文件，又看了看她。她站在那兒，迎著早晨的光，干枯的頭發閃著銀白色的光。
她老了。
我心里說不出是什么滋味。
小時候，我爹告訴我，欠人錢能還，欠人情一輩子還不清。
她現在就是想還那個“人情”。
可我還讓她還嗎？
32年了，兩個人的人生都走了一大半，再算那些賬，還有什么意思？
見我不說話，她急了：“瑞祥哥，我不是施舍你。這廠子買下來，是我想在村里做點事。你不如幫我管著，我也不用天天來回跑。”
我沒說話，把文件還給她。
“我不要。”我說。
她愣住了。
“我是一個種地的，一個放羊的。管什么廠子？”
“你當年為了我，放棄了返城名額。現在我不能眼睜睜看著你一輩子受苦。”丁怡然急了，聲音發顫。
“我已經習慣了。”我說，“我兒子在縣城干活，日子還算過得去。”
“可是……”
“沒有可是。”我打斷她，“我讓給你名額，是想讓你過好日子。不是讓你回來給我做牛做馬。”
丁怡然站在原地，愣了半晌。
“你是不是怪我？”她問，聲音很小。
“我不怪你。”我說，轉過身去，“我只是不想讓這個名額，變成一個賬本。”
我走進羊圈，把羊群往外趕。
她站在羊圈門口，看著我把羊一只只往外趕。
不知道過了多久，她轉身，走到院子里的石桌前坐下。
我趕著羊上了山坡。
山上的風刮著，吹得草葉子嘩嘩響。遠處的村子升起炊煙，有人家開始做早飯了。
我坐在山坡上，看著遠處的山，看著腳下的羊。
這些年我經常坐在這兒。
一個人，一根煙，一坐就是一個下午。
那32年，我坐在這兒想什么，我自己都說不清了。
可今天，丁怡然找回來了。
我想起她寫的那封信——“你白犧牲了”。
白犧牲了。
我閉上眼睛。風刮得我這個活了大半輩子的莊稼人都睜不開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