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臥底潛伏長達五十一年終被捕,臨刑前請求陳賡作證,卻沒想到陳賡回信出人意料!
1931年4月的上海法租界,濕冷的風裹著霉味從街角灌進小咖啡館。鮑君甫坐在窗邊,一句輕不可聞的日語口令,讓對面的青年悄悄放下一只信封。那一刻,距他受命潛入國民黨情報系統已三年,而暴風雨才剛剛開場。
少年時代的鮑君甫曾是典型的“洋學生”。1919年,他從早稻田大學回國,帶回一口流利的日語和一肚子西方政治學說。五四運動的浪潮讓這位香山子弟意識到,“舊路走不通,得換條生路”。在上海灘,他與同鄉陳養山頻頻往來,逐漸對正在悄聲壯大的共產黨產生興趣。1927年“四一二”后,左派被追捕,昔日同窗或隱或逃,鮑君甫卻因深得上海商界與租界巡捕房的信任,反被國民黨黨務調查科吸納,成了“自己人”。這恰是中共中央特科需要的突破口。
1928年初夏,陳賡在霞飛路一家裁縫鋪的后院見到鮑君甫,兩人只是四目一對,已心照不宣。陳賡遞上一張小紙條,上面只寫了四個字:“潛伏至要”。鮑點頭應道:“今后,你有我。”就這樣,他被視為特科在國民黨情報機關里的第一塊基石。為了掩人耳目,他掛牌“楊登瀛辦事處”,白天補報表、夜里換暗號,手里卻握著中統進出文件的鑰匙。
真正的考驗來自行動。1929年,他將錢壯飛安插進南京總臺,又把李克農、胡底一并推到情報鏈條中。這幾位后來成為新中國情報系統脊梁的人物,當年都得靠鮑的簽字才能順利“報到”。一次中統例會后,鮑拎著公文包悄悄對錢壯飛說:“假名單我放左側,你自己看著辦。”輕描淡寫,卻決定了好幾條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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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春,關向應在巡捕房落網。鮑得知后連夜趕去,以特派員身份要求查閱扣押物品。趁值勤人員打盹,他把關向應攜帶的密報換成普通文件,僅留下無關痛癢的信札。關向應得以逃出生天,而鮑也在暗處贏得一次硬仗。可沒多久,顧順章叛變風聲傳出,大批地下網絡曝光。鮑被秘密押往南京憲兵司令部,與陳賡成了獄中鄰舍。夜半,他低聲自嘲:“這局,比東京的論文答辯難多了。”陳賡回以一句:“守住口,比守住命更要緊。”兩人相視苦笑。
關押近一年,張道藩幾經疏通,鮑被無罪釋放,卻與特科失去聯絡。他表面調至中央反省院任副院長,暗地仍盡力關照關押的進步青年。有時深夜,他會翻看當年的舊暗號本,輕嘆一句:“燈滅了,但火星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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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天安門禮炮響起,舊檔案卻開始倒灌。1951年春,鎮反風聲緊,南京公安在陳年卷宗里翻出“鮑君甫”三字,立即逮捕。審訊席上,他只說一句:“請陳賡上將作證。”審判長沉默片刻,搖頭示意記錄員繼續,但那句話還是寫進了案卷。
三個月后,一封從云南調往前線的加急電報到了南京中級法院。陳賡在信里確認:“鮑君甫曾為我方獲取多項重要情報,功不可沒;然其后與組織失聯,表現尚需歷史評議。”語氣克制,卻字字沉甸甸。法庭據此改判管制一年。離開看守所時,老看守遞煙給他:“鮑先生,命硬。”他擺手:“不是命硬,是有人記得早年的信義。”
1956年3月,南京軍區工作人員陪他北上與舊部團聚。晚宴上,錢壯飛舉杯道:“若無當年那只調包的公文包,也不會有咱們今天。”鮑笑而不語,只把酒一飲而盡。其后十余年,他淡出人前,在北京西山一處僻靜小院里讀書、種花,偶爾去人民大學旁聽國際關系講座。1969年冬夜,他在書桌前伏案而逝,身旁攤開的是那本早稻田舊筆記,封面邊角已被歲月磨得發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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