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走的那天,殯儀館里很冷清。除了我和我爸,以及幾個平時走動頻繁的鄰居和朋友,大廳里空蕩蕩的。沒有震天的哀樂,也沒有成群結隊的親屬。
我媽有六個兄弟姐妹,加上她,一共七個人。在這個講究多子多福、開枝散葉的傳統大家族里,她的葬禮本該是擁擠而喧鬧的。
可是直到告別儀式結束,骨灰盒被妥善安放,那六個人里,連一個露面的都沒有。甚至連一個托人送來的花圈、一個例行公事的慰問電話都沒有。
不知道內情的人,大概會覺得凄涼。但我知道,如果我媽泉下有知,她一定會覺得輕松。因為早在三十年前,她就已經當這六個人死了。
從那時起直到她閉上眼睛,他們七個一母同胞的親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甚至同一個區,卻再也沒有過任何來往,真正做到了形同陌路。
事情走到這一步,不是因為什么驚天動地的血海深仇,而是歲月里無數個日夜的偏心、算計、冷漠和壓榨,一點點把血緣里的那點溫情熬干了。
我外公外婆生了三個兒子,四個女兒。我媽排行老三,上面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下面有兩個弟弟、兩個妹妹。
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生養七個孩子,意味著家里永遠在為一口吃的發愁。在這樣的家庭里,愛和資源一樣,是不可能平均分配的。
大舅是長子,自然承擔了外公外婆最多的期盼,從小就享有絕對的權威。四舅和六舅是男孩,更是外婆的心頭肉,尤其是四舅,作為中間最小的兒子,幾乎是被溺愛著長大的。
二姨和小姨因為嘴甜,也總能討得大人們的歡心。唯獨我媽和五姨,夾在中間,成了最不受重視的存在。
五姨性格潑辣,從小就知道護食,凡事都要爭個高低。我媽卻是個老實本分的性子,或者說,她是被那種環境規訓成了一個習慣于犧牲的人。家里缺錢,我媽剛讀完小學就被勒令輟學,去鎮上的糊紙盒廠做童工,賺來的錢全部上交,用來供大舅和四舅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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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外婆總是先緊著三個兒子,剩下的再分給其他幾個姐妹。我媽永遠是吃得最少、干得最多的那一個。冬天天沒亮,是她起來生爐子;晚上一大家子人的衣服,是她在冰冷的井水里洗出來的。
那時候她總覺得,只要自己多干一點,懂事一點,父母總會看到她的好,兄弟姐妹也會記她的情。可惜,她錯了。在畸形的家庭關系里,懂事的人往往只會被理所當然地剝削。
各自成家后,這種隱秘的不公逐漸演變成了明面上的算計。大舅仗著長子的身份,總喜歡在家里發號施令,誰家有點什么事,他都要插手管一管,但他只出嘴,從來不出力。四舅結婚時,女方要的彩禮高,外婆拿不出,大舅便張羅著開家庭會議,要求幾個出嫁的女兒必須“支援”弟弟。
當時我爸剛下崗,我還在生病,家里連幾百塊錢都湊不出來。我媽硬著頭皮跟外婆訴苦,外婆卻冷著臉說:“你弟弟打光棍,你這個當姐姐的臉上有光嗎?你去借,也要把錢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