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的午后,陽光原本剛好能透過出租屋那扇半開的窗戶,斜打在我的書桌上。我正對著電腦屏幕核對上個月的賬單,盤算著距離在這個城市買下一個屬于自己的小開間,還差多少首付。
手機的震動聲打破了這份難得的平靜。屏幕上閃爍著“二姨”兩個字。
我深吸了一口氣,按下接聽鍵,習慣性地喊了一聲:“二姨,周末好。”
“林子啊,忙不忙?二姨跟你說個事兒。”電話那頭的聲音依舊是記憶中那種不容置疑的高亢,甚至沒等我回答忙或不忙,她就直接切入了正題,“你表弟浩宇下個月要定親了,女方那邊非說要一輛二十萬的車。家里湊了湊還差個缺口,你現在這幾年在城里混得不錯,你先拿八萬塊錢過來應急。”
她的語氣不是在商量,也不是在請求,而像是一個來結賬的債主,理所當然地下達著通知。
我握著手機的手微微收緊,視線落在電腦屏幕那張寫滿密密麻麻開銷記錄的表格上。八萬塊。對于在這個二線城市里做著普通行政工作、每個月精打細算甚至不敢輕易點外賣的我來說,這不是一筆小數目。這是我整整三年,熬了無數個大夜,省下了無數件衣服和無數頓大餐,才一點點攢在卡里的底氣。
“二姨,八萬塊錢不是個小數目。”我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穩,“浩宇買車,大概什么時候能把這錢周轉回來還我?”
電話那頭突然安靜了兩秒鐘。
緊接著,是一陣帶著幾分不可思議,又夾雜著幾絲慍怒的笑聲:“還?林子,你跟二姨說還?你浩宇弟弟這是要結婚,是咱們老李家的大事。你作為當姐姐的,添磚加瓦不是應該的嗎?我壓根就沒想過這錢還要他還!”
那句“壓根沒想過還”就像一根冰冷的刺,精準地扎進了我的鼓膜。
那一瞬間,我沒有憤怒,只有一種說不出的荒謬感和深切的疲憊。我看著窗外漂浮的灰塵,語氣冷靜得連我自己都感到意外:
“二姨,既然你沒想過還,那我也沒想過借。”
電話那頭的呼吸聲瞬間粗重了起來,二姨的聲音陡然拔高了八度:“你說什么?你這丫頭良心被狗吃了?你忘了當初你爸生病住院,是誰大半夜拿了一萬塊錢送到醫院的?沒有我那一萬塊錢,你家能挺過那個坎兒?現在你出息了,六親不認了是不是?”
“那一萬塊錢,我爸媽當年連本帶息加上這十幾年的逢年過節,早就還清了。我沒忘,但我也不能因為那一萬塊錢,把我自己搭進去。”我不想再聽她接下來的歇斯底里,直接按下了掛斷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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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里恢復了死一般的寂靜,只有電腦機箱發出嗡嗡的低鳴。
二姨口中的那一萬塊錢,是我家頭頂上懸了整整十五年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十五年前,我爸在工地上出了意外,急需手術費。那時的十萬火急中,二姨確實拿了一萬塊錢出來。這份恩情,我爸媽記了一輩子,我也記在心里。
可是,這份恩情的利息,未免太高昂了。
自從借了那筆錢,我爸媽在二姨面前就再也抬不起頭來。哪怕兩年后我們家省吃儉用把那一萬塊錢還上了,二姨依然以“救命恩人”自居。逢年過節,我家送到二姨家的禮品永遠是最貴重的;二姨家農忙,我爸媽哪怕請假扣工資也要去幫忙。
浩宇考不上高中,二姨一通電話,我爸就得厚著臉皮去求爺爺告奶奶找關系;浩宇來城里找工作,在我家那個原本就擁擠的兩居室里白吃白喝住了大半年,走的時候連句謝謝都沒說,反而抱怨我家伙食不好。
這一切,我爸媽都忍了。他們常掛在嘴邊的話是:“人得知道感恩,你二姨當初幫過咱們。”
感恩是對的,可感恩不該是一場無休止的道德綁架,更不該是一張永遠填不滿的無底洞。
不出我所料,二姨的告狀電話很快就打到了我媽那里。
半小時后,我媽的電話打了過來。接通后,是一聲長長的嘆息。
“林子,你二姨剛才打電話過來,哭天搶地的,說你白眼狼。”我媽的聲音里透著濃濃的無奈和疲憊,“我知道你一個人在城里攢錢不容易,可她畢竟是你二姨,浩宇也是你看著長大的。要不,你就當借給媽,媽以后慢慢還你?你手里要是寬裕,就先拿給她吧,不然親戚都沒法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