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印記·從1921走來丨瑞金：寫在紅土地上的法治史

六七月的贛南，雨后微熱。

站在江西瑞金沙洲壩，風從舊址群的青磚灰瓦間穿過，吹動一棵老樟樹的葉子。幾十米外，刻寫著“吃水不忘挖井人”的紅井依舊清澈。再往前，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建設紀念館。時間在這里似乎被折疊——一邊是20世紀30年代的土墻祠堂，一邊是新時代法治中國的展陳長廊。

紅井舊址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之際，重新走進瑞金，人們會發(fā)現(xiàn)：從1921年南湖紅船啟航，到今天全面依法治國的宏闊實踐，中國共產黨關于“如何治理國家”的探索，許多重要印記，早已寫在這片紅土地上。

而瑞金，是其中無法繞開的重要起點。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江西時指出：“要從瑞金開始追根溯源，深刻認識紅色政權來之不易、新中國來之不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之不易?！?/p>

“憲法大綱”，

第一部憲法性文件誕生

1931年11月，瑞金葉坪。

深秋的空氣里帶著涼意。來自各蘇區(qū)、紅軍部隊、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的610名代表，翻山越嶺來到這個贛南小村。那一年，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舊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舊址）

在今天仍保存完好的舊址中，人們依然能看見當年的會場：木椅、油燈、斑駁墻壁，一切都樸素得近乎寒酸。但正是在這里，一件后來影響深遠的大事發(fā)生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通過。

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制定的第一部憲法性文件，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治國理政的重要法治探索。與此同時，一個新生政權開始嘗試用制度和規(guī)則管理社會，司法、工農檢察等機構逐步建立。

今天回看，即使在戰(zhàn)火紛飛、物資匱乏的年代，中國共產黨依然在思考一個問題——國家治理不能只靠熱血和號召，還要靠制度。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復制品）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舊址群里，仍保留著不少關于法治實踐的細節(jié)。彼時中央蘇區(qū)不僅制定了土地法、勞動法，還頒布婚姻法，對包辦婚姻、童養(yǎng)媳制度等舊習俗進行變革，中央蘇區(qū)時期累計制定法律法規(guī)120余部。

對今天的人們來說，這些法律文本或許只是展柜中的紙頁；但對當年的普通百姓而言，它們意味著切身命運的改變。

一位法治先驅，

播下共和國司法行政的火種

1931年11月，瑞金。一位32歲的浙江人走進這座正在被歷史迅速點亮的贛南小城。

他叫梁柏臺。

在今天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建設紀念館里，他的名字與一份份泛黃的法律文獻、一張張珍貴的歷史照片一起，被靜靜陳列，共同構筑一段被時光壓低的回聲——關于中國早期法治建設的探索。

彼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司法人民委員部作為臨時中央政府“九部一局”之一同步設立，負責全國司法行政工作。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司法人民委員部舊址（沙洲壩）

作為司法人民委員部的重要負責人，梁柏臺是起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的核心執(zhí)筆人，此后還主持起草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司法程序》《看守所章程》等一系列法律法規(guī)。

一個更具時代意味的問題也由此浮現(xiàn)：法律究竟應該如何被看見？它是停留在紙面上的規(guī)范，還是能夠真正進入人們的生活，并成為他們可以依賴的解決方式？

在中央蘇區(qū)的土地上，這個問題沒有被理論化討論，而是通過一項項具體制度和實踐給出了答案。

深化法治實踐，

新時代“楓橋經驗”扎根紅土

在梁柏臺的帶領下，裁判機構在戰(zhàn)火間隙中建立，司法干部在實踐中訓練，法律宣傳被帶進田間地頭。一個尚不完整的司法體系，就這樣在困難條件下緩慢成形。

它的邏輯并不復雜，讓規(guī)則抵達基層，讓秩序回應現(xiàn)實，讓公平觸手可及。

多年過去，這種治理理念，并未停留在歷史之中，而是在新時代煥發(fā)出新的生命力。

離開舊址群，今天的瑞金，另一種關于法治的敘事正在繼續(xù)。

在瑞金、尋烏等地，司法所、調解室、公共法律服務站點星羅棋布。能進“祠堂”不上“公堂”成為群眾的共識——很多矛盾，在村口的祠堂、調解室里，就有了答案。

“紅·勇”調解工作室調解員蘭宏勇調解群眾矛盾糾紛

近年來，贛南地區(qū)持續(xù)深化“紅色法治+鄉(xiāng)村治理”實踐，把宗祠文化中重鄉(xiāng)情、講公序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法治調解機制結合起來，讓基層治理既有法理，也有情理。

在尋烏，當地全面推行“單位聯(lián)村、干部聯(lián)戶、法治聯(lián)基”工作機制，推動司法力量、普法資源和基層治理深度融合，探索形成矛盾糾紛多元化解路徑。創(chuàng)新基層社會治理的“尋烏經驗”，獲評“新時代江西十大法治事件”。

某種意義上，這與九十多年前的中央蘇區(qū)形成了一種微妙呼應。

1931年的葉坪，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祠堂里召開，新中國早期法治探索由此啟航；九十多年后，同樣是在贛南，一些群眾矛盾糾紛，又在祠堂里得到化解。變化的是治理方式，不變的是一條樸素邏輯——法治，最終要落到百姓身邊。

從“紅色法治基因”

到新時代法治中國

走出贛南鄉(xiāng)間的祠堂，再回望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建設紀念館，館內那些陳列的文物、文獻與復原場景，仿佛忽然有了更鮮活的意義。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建設紀念館

有人說，這里是一部立體黨史。

更可以說是一部法治史。

那些泛黃的法律文本、斑駁的辦公舊址，以及留存在檔案里的制度探索，共同指向一個穿越百年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為什么始終強調法治？

答案，其實早已寫進歷史深處。

從瑞金葉坪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到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不斷完善；從祠堂里的簡陋法庭，到創(chuàng)新基層社會治理的“尋烏經驗”；從蘇區(qū)群眾“有地方說理”，到新時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這條路，走了將近一個世紀。

紅井革命舊址群航拍圖

站在紅井革命舊址群前，總會讓人想起一句話：歷史從不只是過去，它一直在塑造今天。那些舊址并不會說話，但磚瓦沉默中，依然保存著時代的體溫。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之際，回望瑞金，人們或許會更加理解：為什么法治，能夠成為一個百年大黨的堅定選擇。

因為所有偉大的事業(yè)，都需要秩序護航；所有長治久安，都離不開規(guī)則支撐。

而法治中國的印記，早在風雨如晦的年代，就已經深深刻進這片紅土地。

從1921走來，法治從未缺席。

來源：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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