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赴一場高原之約

從新疆回來已經好些天了。高原反應帶來的頭痛和眩暈早已散去，但有些東西一直堵在胸口，沉甸甸的，怎么也散不掉。

我們這次的采訪任務是去新疆和田地區和安縣、和康縣，這兩個縣是2024年12月才獲批設立的，也是中國最年輕的幾個縣。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60年前，這里曾是戰場；60年后，河南的援疆隊伍來了——他們帶著技術、帶著規劃、帶著供氧設備，來到了中國海拔最高的縣城。他們常掛在嘴邊的就是：缺氧不缺精神。。。

但我想記錄的不止這些。

一條路，顛覆了我所有的認知

出發前，和康縣宣傳部副部長蒿鵬飛聯系我，說他從和康開車到和田來接我們。出于對拍攝環境的陌生，我提出先見個面聊聊拍攝安排。他婉拒了：張老師，咱們第二天見面再說吧，我到和田都晚上12點了。

我當時心想，12點在新疆也不算晚啊。就沒再堅持。

那會兒我完全沒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600多公里山路，一個人開十個小時，到和田已是深夜。而我輕描淡寫地覺得"12點也不算晚"。后來回想起來，這種無知本身就說明了一切：我們對那片高原的所有想象，都太輕了。

第二天見到鵬飛，他看起來年齡太小了，稚嫩的臉龐上帶著兩團明顯的高原紅，像是剛從大學校園里走出來的學生。聊天時才知道，他也是河南老鄉，新鄉人，作為新疆內招生分到和康，已經兩年了。

說話間我無意中瞥見他的手指——指甲是凹陷的，一個個往里扣著，像小勺子。他擺了擺手，笑著說："高原呆久了就會這樣。"

語氣很淡，像在說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我很難把眼前這個"小孩"和"一個人開十小時險路來接我們"這件事聯系在一起。

"咱們出發吧，上山。"他說。

當地人管去和康叫"上山"。從和田到和康，606公里。我驚訝地問："不是才600公里，怎么要那么久"

他沒回答，只是笑了笑。很快我就明白了。

雙向車道，路窄到多一輛自行車都無法并排行駛。路上基本上都是工程車，雙車交匯時，心頭總會一緊。時不時有碎石從山壁上滾落，U型大彎連轉彎鏡都沒有，封路一等就是二十分鐘起步。

本想在車上瞇一會兒，但路況讓我全程保持清醒——不是不想睡，是不敢睡。

鵬飛似乎察覺到了我們的不安，一路上反復強調著同一句話："我是四個部門里開車最好的。"我開玩笑說："四個部門不會就你一個人吧？"他笑了笑，沒有否認。

更嚴峻的考驗隨著海拔的攀升接踵而來。頭開始發脹，眼睛像被人從后面按壓，心跳不受控制地加速。打開手機一看——海拔已經過了3000米。攝像劉棟上車前還信心滿滿，笑著說"沒問題，拿捏！"到了4000米，他已經開始不停地吸氧，臉上一句話都不想多說。

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海拔不是一個數字，是一種有重量的東西，一點一點壓在你的胸口、你的太陽穴、你的每一次呼吸上。

“生命禁區”里那些我不知道的事

初到和康，崎嶇不平的土路，塵土飛揚，一眼能看到頭的小門頭房——這是我對和康縣的第一印象。

說實話，這條件和河南的鄉鎮都沒法比。

鵬飛說，山上的基礎設施建設成本是山下的3倍，缺氧和運輸是這個地方要面臨的兩大難題。連一棵樹都很難活下來的地方，你想建一座城，每一塊磚、每一袋水泥都得從山下拉上來，翻過那些碎石滾落的山路。

第二天一早，我見到了和康縣的縣委書記。聊天中得知他是從伊犁來的——伊犁是什么地方？水草豐美、瓜果飄香，是新疆最富庶的地方之一。從那樣的地方來到這個高海拔、四處荒涼的縣城，我很詫異，

直到我看見他帶著全縣的干部一起種樹，一種就是幾千棵。他跟我講大棚蔬菜，講親自搭建的老式水車，滿眼都是自豪和驕傲。他說他當過兵——"這點苦根本不算什么。"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一絲一毫的敷衍和抱怨。只有提起建設和康時，那雙異常堅毅的眼睛。

那一刻我才意識到，我以為的"政治任務"，對人家來說是使命。他從伊犁來，不是因為被派來，是因為這里需要他。而他的精神也影響著在這的每一個干部。

在和康，"上班"要不停地吸氧。

我見到的每一個援疆干部，眼睛都是紅腫的。失眠是常態，吸氧是標配。嘴唇干裂、皮膚粗糙，每個人都帶著高原刻下的痕跡。他們的宿舍里有供氧設備，吸氧就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問他們：后悔嗎？考慮回去嗎？

沒有一絲猶豫。"不后悔。和那些戰士比起來，咱們這算什么？"

他們口中的"戰士"，我很快就見到了。

鵬飛帶我們去了被稱為離天堂最近的康西瓦烈士陵園，海拔4280米。

說來慚愧，在去之前，我一直不知道1962年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是在新疆打的，也不知道2020年的加勒萬河谷沖突是在新疆。很多人和我一樣，分不清北疆和南疆的區別，北疆是草原、是雪山、是喀納斯湖的旅游大片；南疆是戈壁、是荒漠、是邊境線上的硝煙。我們對新疆的想象，大多停留在北疆的風景里，卻不知道南疆的邊境線上，有多少人用生命守在那里。

到了康西瓦，一股強大的悲壯和孤獨感撲面而來。常年8級左右的大風，刮得人站不穩腳。

115座墓碑，整整齊齊地排列著，全部朝著一個方向——勝利溝的方向。那是他們當年戰斗過的地方，也是他們永遠守望的方向。

一塊一塊墓碑看過去，生辰年份集中在1942到1944年之間。如果他們還活著，現在應該是80多歲的老人了，有兒孫繞膝，有人間煙火。但他們永遠停在了十八九歲，停在了昆侖山的風里。

康西瓦一共安葬著115位烈士，其中27人來自河南。

鵬飛說來這里沒有不哭的。我哭得稀里嘩啦，鵬飛在旁邊小聲說："姐，你可別哭了，缺氧會缺得更厲害。"

從1962到2020，兩代河南兵，同一條邊境線。而我，站在他們面前，除了眼淚什么都說不出來。

我們跟著援疆干部去了其中一個邊境村看望護邊員。5200多米，而這還不是海拔最高的邊境村。那天從村里回來，攝像劉棟和跟我們一起的援疆干部同時開始上吐下瀉，發起高燒。

我第一次意識到——面對大自然，人類多么渺小。很多困難可以克服，但自然環境對人的打擊，是無差別的、不講道理的。你意志再堅定，身體扛不住就是扛不住。高原不跟你談判，它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讓你自己選擇是留下還是撤退。

為了劉棟的安全，我讓他留在和康休整。

第二天一早，我一個人帶著Pocket，繼續上路。

只剩我一個

目的地：和安縣，平均海拔5400米。比珠峰大本營還高。

沿著219國道再走132公里，空氣越來越稀薄，路越來越難走。緊張，害怕，感覺心要跳出來。每一次呼吸都在提醒我：這里離天空很近，離家很遠。

在海拔4800米的苦水湖拍攝時，湖面平靜得像一面鏡子，倒映著昆侖山的雪峰。

援疆干部開玩笑說："這景太美了，你說會不會大家覺得我們來旅游了？"

我看著那片湖，心里想：再美的地方，如果失去了人類賴以生存的氧氣，你還有心情欣賞這里的美景嗎？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守在這里、建設這里，有多少人會愿意來？

當地人跟我說："你知道為什么這里叫生命禁區嗎，這里的雞一年半才長一斤，生的蛋跟鴿子蛋一樣大。"

但這里是中國的領土，自古以來都有老百姓居住在這里。

忘記是哪個援疆干部跟我說："到祖國最需要我的地方去，我覺得這里就是。"

有人用生命守在這里，也有人從萬里之外趕來，守在這里。

采訪中，和安縣紅柳鎮的黨委書記蘇義軍跟我講起了一個人。

他說，"我沒去過河南，我們這地方是全疆海拔最高的縣城，現在通過我們這幾年的改建，還是人定勝天吧，焦裕祿精神也在鼓勵著我們扎根在這地方，不然的話，到這地方四年，也是堅持不下的。"

那一刻我特別感慨。焦裕祿在蘭考治沙，他們在昆侖山上扎根。一個在平原，一個在高原，相隔萬里，但精神是相通的——都是在最艱苦的地方，干最不容易的事。和康這個地方從1877年左宗棠平定新疆后設下哨卡起，就擔負著守護邊疆的重任。一百多年過去了，守在這里的人換了一茬又一茬，但那股子韌勁從來沒變過。

咱們河南人特別能吃苦、特別能耐勞的精神，在這里體現得淋漓盡致。從1962年河南籍戰士在這片土地上流血犧牲，到今天河南援疆干部在這片土地上扎根建設——60多年過去了，來的還是河南人。從犧牲到建設，從守護到發展，這是一條路的兩個方向，但通向的是同一個地方。

我們的視頻發出后，一個新疆網友的留言讓我深受觸動：

"感謝你們能夠讓更多的人知道我們這里，知道我們的艱苦，才有人愿意來幫助我們。"

很多人不知道北疆和南疆的區別，不知道邊境沖突在新疆，不知道這片土地上有多少人在默默付出。了解歷史，才能理解現在——這就是我們來的意義。

我又一次體會到了媒體人肩上的責任——不只是記錄，是讓那些不被看見的堅守被看見，讓那些不被聽見的聲音被聽見。如果我們的報道能讓多一個人知道和康、知道和安、知道康西瓦，知道在中國海拔最高的縣城里有一群人在吸著氧種樹、建大棚、修路——那這趟罪就沒白受。

返程的路上，我坐在車里看著窗外。戈壁灘上又刮起了大風，沙子無孔不入。

我突然想起一個問題，一直沒問鵬飛——從和康開車到和田，10個小時，一個人，一條險路。他累不累，害怕嗎？

但我覺得我已經知道答案了。

他說過一句話，我一直記著：開開心心地上山，健健康康地下山。

就這么簡單。就這么難。

致敬，所有在高原上堅守的人。

(河南廣電大象新聞記者 張霞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