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西安事變親歷記》、百度百科《西安事變》《張學良》《趙一荻》詞條、《文史資料選輯》第121輯、《回憶西安事變》（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張學良口述歷史》（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遼寧文史資料》第17輯、《張學良年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部分章節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請理性閱讀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五時。
陜西臨潼，驪山腳下。
華清池，那座依驪山而建、背山面渭的唐代行宮舊址，在民國年間被整修為高規格招待所，由中國旅行社經營管理。
就在這座建筑里，蔣介石在隨行人員的護衛下已經住了將近十天。
一切在表面上都顯得平靜。
秋收剛過，驪山的樹葉已經落得七七八八，夜里的寒風順著山溝往下灌，吹得池邊的蘆葦沙沙作響。
華清池內道燈還亮著幾盞，守夜的士兵偶爾走動，腳步聲在石板地上回蕩。
蔣介石住在五間廳正中那間，侍從秘書蕭乃華在最西邊那間，侍從室主任錢大鈞在最東邊那間，中間幾間或是辦公室，或是會客室，隔著薄薄的板壁，彼此距離不過幾步之遙。
這一夜，他們誰也沒有想到，睡下去，再醒來，天地就不一樣了。
凌晨四時剛過，東北軍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奉命率領步兵連向華清池頭道門發起進攻，開槍打響了西安事變的第一槍。
槍聲在驪山的夜色里炸開，帶著回響，一層一層往山上傳去。
蔣介石從睡夢中驚醒，穿上了睡衣，踏著拖鞋沖出臥室。
前院槍聲密集，他沒有別的路，只能往后墻跑。后門的門鎖打不開，在侍衛的幫助下，蔣介石才勉強爬上墻頭，慌忙之下一腳踩空，跌落到了墻外七八尺深的亂石溝里，摔傷了脊梁骨，手腳也被枯草劃破，慌亂中拖鞋也丟了一只。
他強忍著疼痛，跌跌撞撞地向山上跑去，在一塊大巖石旁找到了一個可以藏身的小山洞，便藏了起來。
就在蔣介石蜷縮在那處山洞里的時候，華清池內的戰斗還沒有停歇。侍從室主任錢大鈞在激戰中肋部中彈，子彈從左肩穿出，受傷嚴重。
侍衛官蔣瑞昌、衛士隊區隊長毛裕禮、衛士張華、洪家榮、特務員湯根良等都在抵抗過程中斃命。
這些隨蔣介石入陜的侍衛，大多來自浙江奉化，是蔣的同鄉子弟，跟了他多年，平日里寸步不離。這一夜，蔣介石的17個貼身侍衛全被打死，東北軍也傷亡了一百多人。
這就是后來被載入史冊的西安事變的第一夜。
而它的締造者，三十六歲的張學良，彼時坐鎮西安新城楊虎城公館，等待驪山方向的消息傳來。
八十多年后，歷史學者帥化民寫下了一句話，擲地有聲——
"張學良被軟禁大半輩子，一點都不冤。"
這句話落地的時候，引發的爭議遠比想象中大。有人拍案叫好，有人當場反駁，有人不置可否。但帥化民的判斷不是憑空而來，它的背后，是一段從1928年一直延伸到2001年的漫長歷史。
【一】從沈陽到西安：一支軍隊的流離歲月
要把西安事變說清楚，先要把張學良和他的東北軍這條線拉直了看。
張學良，字漢卿，號毅庵，1901年6月3日生于奉天省海城縣，是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的長子，人稱"少帥"，為"民國四公子"之一。
1928年，張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關東軍暗殺后，他以"東北少主"的身份迅速接替并掌握了其父領導的奉系軍閥，并宣布東北易幟，使北洋政府走入歷史。
張作霖的死，給張學良留下了一個家仇，也留下了一套沉重的家業。
張作霖多年苦心經營東北，逐步控制東三省軍政大權，將部隊擴編到總數三十萬以上，海、陸、空三軍編制齊備，是當時中國實力最強的軍閥之一。
三十萬人馬、兵工廠、航空隊、海軍艦隊，這些都裝進了張學良年輕的手心里，沉甸甸的。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東三省及熱河省易幟，與南京政府實行統一合作，東北地區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
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并特任張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東北軍，由此正式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
但這支軍隊好日子沒過幾年。
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張學良的東北軍在他下達的"絕對不準抵抗"的命令下，三十萬人馬面對日軍一萬余人，沒有組織起有效抵抗，東三省在極短時間內落入日軍之手。
這件事成了張學良此后一生都無法洗清的污點，也是東北軍全體將士心里那根永遠拔不掉的刺。
三千萬東北父老在一夜之間成了亡國奴，大量流民涌入關內，東北軍將士的家眷分散各處，家鄉的田地、房屋、親戚，全都成了回不去的過去。整整一支軍隊，變成了沒有根的浮萍。
丟失東北之后，東北軍入關，輾轉駐扎華北。蔣介石借此機會，調整部署，將他們從華北調往西北，名義上是"剿共"，實質上也是在消耗、分化這支不完全聽話的隊伍。
1935年秋，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后，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總"，任命張學良為副司令，調東北軍入陜甘"剿共"。
東北軍此時兵力剩下十六萬左右，與紅軍作戰過程中，經歷了勞山、榆林橋、直羅鎮三次戰役，又損失了近三個師。
一仗接一仗，師與師之間的番號被取消，部隊的骨頭越打越薄。東北軍的將士們憋著一口氣，東北沒了，家沒了，如今還要在陜甘的黃土地上消耗自己。打的又不是日本人，是同為中國人的紅軍。這口氣，往哪兒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36年4月9日，中共代表周恩來與張學良在延安城內基督教堂舉行了秘密會談，雙方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達成停戰、通商、合作等項協議。
張學良開始悄悄改變部隊的方向，停止對紅軍的進攻，暗中與紅軍通商，讓士兵得到了糧食和喘息的機會。
與此同時，1936年6月，"西北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在西安成立。張學良在西安城里公開表達抗日立場，甚至組建了學兵隊，從平津招募愛國學生，培養抗日骨干。
這支軍隊，在思想上已經悄悄轉了個彎，只是蔣介石還沒有意識到，或者說，意識到了，但沒有當回事。
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處境和東北軍大同小異。
楊虎城及其所轄的第十七路軍在陜西經營多年，但中央軍不斷向西北滲透，地盤越來越難以守住，雙方之間的隔閡日深。
兩支處境相似、心里都憋著氣的部隊，在西北的黃土地上碰在了一起，彼此之間的默契越來越深。
事變的根子，就扎在這片土地里。
【二】1936年12月初：四諫與最后的通牒
1936年12月初，蔣介石飛抵西安。
他這次來，態度異常強硬。蔣介石要挾張、楊：如不加緊"剿共"，即將張、楊兩部分別調往安徽、福建，由中央軍進駐西北。這句話等于是在告訴張學良和楊虎城：你們不聽話，就走人，陜甘這塊地盤我要另派人來管。
對張學良來說，這道命令的殺傷力遠比槍炮更大。
東北軍離開東北已經五年，在西北駐扎期間，好不容易和當地民眾建立了一點關系，也和紅軍形成了"三位一體"的局面。
一旦調離西北，東北軍就真的成了無根之木，最終的命運只有被一點一點蠶食、消化、收編。
張學良決定最后再試一次。
他來來回回，四次向蔣介石當面陳情。
第一次是在洛陽借為蔣介石祝壽之機勸蔣聯共抗日，遭蔣申斥；
第二次是1936年11月27日，張學良給蔣介石遞交《請纓抗敵書》，要求率部開赴綏遠抗戰，"為個人盡一分之前愆，為國家盡一份之天職"，蔣以"時機尚未成熟"嚴加拒絕；
第三次是12月4日，蔣介石第三次由洛陽赴西安，張學良與楊虎城再次進諫，遭蔣拒絕；最后一次是12月7日，張學良在華清池宴會上見到蔣介石，再三苦諫，依舊被痛斥。
四次，一次比一次誠懇，一次比一次被拒絕得更干脆。
與此同時，西安城里的氣氛也在發酵。12月9日，西安城內1萬余名學生為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舉行請愿游行，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準備前往臨潼華清池蔣介石住地請愿。
蔣介石指令張學良實行武力鎮壓。張學良趕到灞橋勸阻學生，他為慷慨陳詞的學生們的愛國熱忱所感動，答應在一星期內用事實回答他們的要求。
一星期，張學良在這批學生面前說出了這個期限。三天后，西安事變爆發了。
12月11日，蔣介石在西安做出最后的人事部署，他的這些部署，既是為了大舉"剿共"，同時也是準備解決張、楊的問題。
張學良在12月10日、11日又兩次向蔣介石進諫，竟被蔣介石斥為"犯上作亂"。張學良、楊虎城感到除發動"兵諫"以外，已別無出路。
五個字——"已別無出路"。
這五個字，是整個西安事變最核心的歷史邏輯。不是一時沖動，不是蓄謀已久的野心，是被逼到了墻角，退無可退，才選擇了破釜沉舟。
【三】12月11日午夜：新城楊虎城公館內的部署
12月11日午夜，西安新城楊虎城公館燈火通明。
張學良與楊虎城就兵諫問題交換了意見，便分頭召集緊急會議，下達行動命令，并在西安新城楊虎城公館設立臨時軍事指揮部，坐鎮指揮臨潼驪山扣蔣和西安城內的戒嚴行動。
這場會議，是西安事變正式啟動的最后一道關口。
張楊兩人商議決定，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必須同時行動，兩支部隊必須在凌晨3時前集結部署完畢，5時開始行動，三個小時內必須解決戰斗，這樣到了上午十點就可以恢復西安城內外的正常秩序。
三個小時，這是整個兵諫計劃的時間窗口，容不得半點拖延。
整個行動方向分成兩塊。臨潼方向，針對華清池，由張學良的東北軍負責；西安城內方向，針對西京招待所里的南京大員，由楊虎城的十七路軍負責。
東北軍方面參與這次行動的有：擔負全面指揮的劉多荃，一○五師二旅旅長唐君堯，騎六師師長白鳳翔、團長劉桂五，張學良的衛隊第二營營長孫銘九及第七連連長張萬山和全連官兵，另外還有負責外圍指揮的一二九師師長周福成，這是為了防止蔣的衛隊突圍，并在必要時支援內線。
在向東北軍下達命令的時候，劉多荃特別交代了一條原則：兵諫的目的是逼蔣抗日，只能把人扣押起來，不準傷害蔣介石。但參加行動的東北軍士兵，當時并不知道行動的真相。
指揮官們對士兵詐稱：副司令張學良被扣押在華清池，趕快前去營救，要活捉蔣介石——只有扣了蔣介石，才能救張學良，東北軍才能生存。
就是靠著這個說法，那些離開故土多年、一腔憤懣無處安放的東北子弟，在深夜里爬上卡車，頂著驪山的寒風，往臨潼方向去了。
與此同時，另一路行動同步展開。凌晨2時許，東北軍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只身騎上三輪摩托，急速駛出西安城東門。
他先到十里鋪，找到騎兵連長邵興基，傳達捉蔣命令，令其立即包圍華清池外圍地帶；又趕到灞橋鎮，令手槍排長金萬普迅速把他那一排人帶到華清池去；
最后趕回到華清池外的步兵第一連，令少校連長王世民把排長馬體玉、匡德潤、王金銘等找到一起，部署捉蔣事宜。
王玉瓚的衛隊一營，此前奉命在華清池頭道門負責蔣介石行轅的外圍警戒工作，名義上是保護蔣介石，實際上對華清池的地形、布防、人員分布了如指掌。
這道內線，給整個行動提供了決定性的便利。
【四】凌晨華清池：奉化親衛的最后一戰
華清池內，蔣介石侍衛的布防分為幾層。
蔣介石住在華清池內的五間廳：由東至西第一間是侍從室主任錢大鈞住室，第二間是蔣的辦公室，正中的那間是蔣的臥室，第四間是會客室，蔣的侍從秘書蕭乃華住第五間。
由隨身侍衛們擔負二道門和五間廳的警衛工作。五間廳就是連在一起的五間房，蔣的貼身侍衛日夜守在附近，隨時待命。
事先摸清的蔣介石衛隊兵力是：院內約80人；院外禹王廟附近有憲兵70人左右。
這批侍衛，裝備并不差。蔣介石的侍衛全員配輕機槍，還有重武器，又提前占了華清池的制高點。
凌晨四時左右，東北軍悄悄摸到二道門前，只見蔣的一個哨兵持槍來回走動。營長王玉瓚舉起手槍，對準那個哨兵連打三槍，這也是西安事變打響的第一槍。
頓時，槍聲大作，蔣的侍衛雖然人不多，但用的都是自動步槍，憑借門窗作拼死抵抗。
槍聲一響，整個華清池都動了起來。
蔣介石侍衛長錢大鈞在日記中記錄下了那一晚的情景——他在槍聲中驚醒，隨即沖到前院試圖組織衛隊抵抗，話還沒說完，一顆子彈穿透了他的肩膀，貫穿肺部，他倒在了轉角處的墻邊，后來才靠自報身份，被東北軍士兵送去醫院救治，算是撿回一條命。
五間廳的正面戰斗打得極為慘烈。孫銘九帶人沖了好幾次都沒沖下來。就趁著雙方對打的空檔，蔣介石偷偷翻墻逃出了華清池。后來孫銘九帶隊繞到側門，從侍衛的側后方發起進攻，才徹底打開局面。
侍衛官蔣瑞昌、衛士隊區隊長毛裕禮、衛士張華、洪家榮、特務員湯根良等都在抵抗過程中斃命。幫助蔣介石翻墻逃脫的侍衛官施文彪、竺培基也身中數彈。
這批侍衛里，有一個人的身份格外特殊。蔣孝先，浙江奉化人，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后任北平憲兵副司令，1935年調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任第三組組長，1936年10月5日晉升為少將，是蔣介石身邊的核心心腹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蔣孝先并非死在華清池正面戰斗中。12月12日凌晨，蔣孝先搓完麻將從西安驅車返回臨潼，車行中途，遇第二批趕往臨潼抓蔣的東北軍攔住盤問。
蔣孝先不知發生兵諫，仍按慣常自報官職姓名，隨即被押往臨潼交給劉多荃。劉多荃當即下令將他就地槍決。
據當時在場統計，在這場西安事變中，蔣介石身旁服侍的人員共有9人遇難，憲兵則有16人死亡，超過21人受傷，其中職務最高的是中校秘書蕭乃華。
另有史料記載蔣介石的17個貼身侍衛全被打死，東北軍也傷亡了一百多人。這些侍衛大多是蔣介石奉化老家的同鄉，還有不少是蔣家的自家子弟，這一戰打下來，蔣介石身邊的蔣家子弟直接元氣大傷。
蔣介石的逃跑路線，在多份史料中有詳細記錄。槍聲一響，蔣介石從睡夢中驚醒，他以為是共軍打過來了，嚇得瑟瑟發抖，披了件睡衣穿著拖鞋就沖出門外。
當時前院正在發生激烈交火，他只能向后門跑去，但是后門的門鎖怎么也打不開，在侍衛的幫助下，蔣介石才勉強爬上墻頭，慌忙之下一腳踩空，跌落到了墻外七八尺深的亂石溝里，摔傷了脊梁骨，手腳也被枯草劃破了，慌亂中拖鞋也丟了一只。
他強忍著疼痛，跌跌撞撞地向山上跑去，在一塊大巖石旁找到了一個可以藏身的小山洞，便藏了起來。
蔣介石藏進山洞的時候，那里就是一處普通的石縫，寒風從山坡上吹下來，他就穿著睡衣，裹著從侍從那里借來的一件外套，在石頭縫里蜷著。假牙留在了床頭柜上，鞋子只剩一只，脊背還在隱隱作痛。
搜山的部隊很快發現了他。藏匿于山中的蔣介石，正是在這里被搜山部隊發現后扶掖下山，送往西安城。
至于到底是誰先找到蔣介石，這個"捉蔣英雄"的爭議在此后數十年間從未停過。歷史最終證明，打響西安事變第一槍、率部最先進入華清池的是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
孫銘九在接受英國記者采訪時，歪曲了"捉蔣"過程中的一些事實真相，但在1981年12月的專題座談會上，經過當事人一條條對質辯論，最終承認了王玉瓚率先行動的歷史事實。
不管是誰打響的第一槍，這一夜對華清池里那批奉化親衛來說，都是生命的終點。
蔣介石在驪山上的山洞里，失去了他最忠心的那批同鄉子弟。
【五】十三天與一個決定
蔣介石被押送西安城內后，張學良、楊虎城宣布取消"西北剿匪總部"，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張、楊任正副委員長，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實行民主政治等主張。通電發出的那一刻，舉國震動，海外嘩然。
南京政府的反應，內部并不統一。
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主張進攻西安，借機擴大事態，奪取蔣介石的統治權力，進一步與日本妥協。
英、美帝國主義及親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則希望事變和平解決，以維護蔣介石的統治地位和英美在華利益。
宋子文、宋美齡委托英籍顧問端納飛西安探視情況。16日，何應欽就任"討逆軍"總司令，并相應作了軍事部署，派飛機轟炸西安臨近地區。
與此同時，共產黨方面做出了出乎很多人意料的選擇。
中共中央分析了國內外形勢，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事變的方針。
12月17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懇切會談，并接見各方人士，力爭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道理很簡單。蔣介石死了，南京內戰必起，日本人坐收漁利，局面只會更亂，抗日就更無從談起。
談判從12月17日周恩來抵達西安開始，一直持續到12月24日。
經過兩天的正式談判，同宋子文、宋美齡最后達成六項條件：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
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
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
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的關系；實行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
12月24日晚，周恩來在張學良的陪同下，當面向蔣介石說明救國政策。蔣介石表示同意議定的六項條件，但不簽字，愿以"領袖人格"擔保，實現自己的諾言。
六項條件，蔣介石口頭答應了，但拒絕簽字。
口頭承諾，沒有白紙黑字，沒有第三方見證簽署，完全靠蔣介石的個人信譽來擔保。
12月25日，蔣介石將于當天離開西安，返回南京。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張學良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決定。
此言一出，在場的部下與幕僚幾乎齊聲勸阻，有人條分縷析地講述此行的政治風險，有人援引各種前車之鑒，有人幾乎以哀求的姿態請他三思而后行。
楊虎城在場，東北軍的將領們也在場，沒有一個人支持這個決定，沒有一個人覺得張學良去了還能回來。
然而張學良心意已決。他說，他是軍人，自己做的事自己負責任，沒有別的想法，同時反對內戰，為了停止內戰，他決心犧牲自己。
12月25日，張學良在沒有告知周恩來的情況下，陪同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抵洛陽，并于26日到達南京。
飛機起飛的那一刻，停在跑道邊上的東北軍將領們目送機尾消失在云層里，沒有人說話。
張學良，將他的整個后半生，押在了那架飛機上。
飛機落地南京，1936年12月26日。
蔣介石下了飛機。張學良也下了飛機。
蔣介石飛回南京后，立即把張學良拘禁了起來。速度之快，幾乎是在落地的同時就完成了。
沒有歡迎，沒有緩和，只有等候在機場的軍統人員和憲兵，以最高效、最冷靜的方式接收了這個人。
1936年12月31日，南京軍事法庭以"首謀伙黨，對于長官施以強暴脅迫"之罪，判處張學良有期徒刑十年，剝奪公權五年。
判決下達數日后，國民政府頒布特赦令，免除其刑期執行，但同時宣布將其交由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
"嚴加管束"，這四個字寫進了公文，從此便成了張學良命運的全部注腳。
在軍事法庭上，負責主審的李烈鈞問："你脅迫統帥，是受人指使呢？還是你自己策劃的呢？"
張學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做事一人當，我所做的事，我自當之。我豈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呢？"
他還拿李烈鈞發動"二次革命"的歷史反問審判長："審判長在江西起義討伐袁世凱，為的是反對袁世凱的專制與稱帝，對嗎？"
然后說："我在西安的行動，為的是諫止中央的獨斷專行。"
這個回答，鏗鏘有力，沒有服軟，沒有求饒，但也沒能改變任何結果。
1937年1月，張學良被送往浙江奉化溪口，軟禁生涯就此拉開序幕。
此后隨著戰局變化，他先后被輾轉移送至安徽黃山、江西萍鄉、湖南沅陵、貴州修文、貴州桐梓、貴州開陽、重慶等地，每到一處皆有專人警戒，行動受到嚴格限制，通訊往來全面受控，與外界幾乎完全隔絕。
帥化民說的那句"不冤"，落點就在這里——那一夜，華清池內的奉化親衛被打得非死即傷，連蔣介石的同族子侄蔣孝先也死在了臨潼的菜地邊上。
那些年隨蔣奔波、日夜護衛的浙江子弟，就這么折在了驪山腳下，一個接一個，再也沒有站起來。
這筆賬，蔣介石記下了，一字不差，一筆不少，記了整整五十四年。
然而，蔣介石的記仇固然是軟禁延續的原因之一，但這段歷史更深處的邏輯，遠比"個人恩怨"復雜得多。
歷史學者帥化民所說的"不冤"，指向的其實是這樣一個現實：張學良在華清池那一夜親手打碎的，不只是蔣介石的一批親衛，還有他自己此后安身立命的全部可能性——而當那架載著他和蔣介石的飛機降落在南京時，等在跑道盡頭的，是所有人都已經預見到、唯獨張學良自己選擇忽視的結局。
蔣介石打開了那份軟禁令，簽上名字，合上文件。那一刻，沒有任何人知道，這份文件會跟隨張學良走過浙江、安徽、江西、湖南、貴州、重慶、臺灣，整整五十四年，直到他九十歲，才畫上句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