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下國際人才政策的動向與啟示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深入發展，數字技術正以新理念、新業態、新模式全面融入人類社會各領域與全過程，數字經濟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其中，作為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最活躍、最具決定意義的能動主體，人才在我國數字經濟轉向深化應用、規范發展、普惠共享的新階段占據優先地位、發揮引領作用。近年來，全球人才跨領域流動持續加速，國際人才競爭日趨激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到2035年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建成人才強國的戰略目標；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會議提出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同時，以德國、日本、韓國為代表的各國相繼出臺一系列針對性的人才政策，分析這些政策，有助于為我國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夯實創新發展人才基礎、建設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的平臺提供有效借鑒。

國際人才政策動向

在數字化的時代背景與趨勢下，受世界政治經濟發展、國際格局變動等多方面因素影響，全球勞動力市場對具備數字技能的國際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基于自身現實情況與戰略目標，對人才政策進行調整，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國際化與技術移民制度改革兩個方面。

先來看德國。

近年來，盡管德國在吸引國際學生留學與就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成為全球排名前列的留學目的地與國際學生留存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但仍然面臨人口結構、地緣政治、技術變革、可持續發展等挑戰。為此，其針對性地調整了人才政策。

第一，利用數字化手段推動國際教育合作與交流。

為進一步提升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水平，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BMBF）與各州文化部長常務會議（Kultusminister Konferenz，KMK）通過了《德國高校國際化戰略（2024-2034）》（Internationalisierung der Hochschulen in Deutschland），旨在增強高等教育機構吸引力并提高其韌性，同時確保國際化進程的質量、公平性、多樣性與可持續性。這一戰略聚焦高等教育機構、法律與結構性框架、國際合作與數字化轉型四個核心行動領域，提出了細化的行動方案與監測體系。

具體而言，在高校層面，該戰略強化了高校作為國際流動引擎的作用，指出高校應當通過增加外語授課項目、提供更全面的學業與就業支持、結合虛擬國際化等多種形式，提升個體國際化體驗，并實現生態、學術和社會責任的平衡；在法律與結構性框架層面，該戰略提出應在簽證、居留、招生等方面采用更高效且靈活的程序方法，并推動高校人事結構的進一步多元化；在國際合作層面，該戰略強調合作的目標導向與可持續性，認為應優先加強與歐盟成員國、民主國家及“全球南方”國家的教育合作，以促進知識公平并提升抗風險能力；在數字化轉型層面，該戰略強調數字化在國際化方面的潛能，提出通過培養數字能力、完善數據系統、促進虛擬流動等方式，推動數字化與國際化深度融合。可見，德國充分重視數字化在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中的作用，致力于以數字化手段推動國際教育合作與交流，從而提升自身對海外學者與國際學生的吸引力。

第二，降低對技術人才就業與移民的法律要求。

基于德國國內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與相關技術人員不足的實際狀況，德國出臺了《技術移民法》（Fachkr?fteeinwanderungsgesetz，FEG），于2020年3月正式生效，致力于減少對第三國技術人員的移民申請限制，引入適齡外籍人口以應對相關行業的勞動力短缺問題。2023年至2024年，德國政府對FEG進行若干次修訂，對其具體措施與使用范圍進行調整，進一步降低技術人員進入德國勞動力市場的要求，從而推動技術人才流入。

經過修訂，FEG提高了對申請人專業工作經驗與他國資格認證的認可程度，首先引入積分制的“機會卡”（Chancenkarte），允許具備語言、年齡或經驗條件的申請者入境尋找工作機會；其次，允許具備兩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且在本國獲得職業資格認證的技術人員申請有效期為4年或與雇傭合同期限相同的居留許可，并在4年后開放申請永久居留許可，同時降低了“歐盟藍卡”的最低薪資標準；此外，還針對計算機技術等特定領域人才進一步放低對高等教育經歷與職業資格認證的要求。可見，德國通過營造更開放、靈活的法律環境，有效打破了原有移民制度體系在學歷認證、資格認證等方面的局限，為更高效吸引非歐盟籍技術人才提供了重要的環境基礎。

再來看日本。

在高齡化與少子化的背景下，勞動力短缺成為日本發展面臨的重要問題。同時，在新冠疫情、國際競爭的影響與傳統人才制度的限制下，日本勞動力市場呈現出“人才逆差”趨勢。為緩解這一局面，日本政府對人才制度進行了多方面改革。

第一，促進國際學生接收與本國學生輸送協同發展。

受疫情影響，不僅赴海外深造的日本學生數量顯著下降，赴日留學生在高校學生中的占比也顯著低于英、法、德等國。同時，盡管全英文授課項目有所增加，但聯合學位與雙學位項目數量在2019年后呈現下降趨勢。因此，日本政府成立了教育未來創造委員會（Council for the Creation of Future Education，CCFE），并于2022年提出了針對學生流動與國際化的“J-未來”倡議（Japan-Mobility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Re-engaging and Accelerating Initiative for future generations，J-MIRAI），通過促進本國學生與國際學生的雙向流動、增加全英文授課與聯合培養項目數量、提高中小學階段開展國際交流的比例等方式，全面提升國際化水平，推動實現至2033年赴海外深造的日本學生數量達到50萬人、來日留學生數量達到40萬人的總體目標。同時，J-MIRAI系統闡述了實現上述目標的支持措施，包括語言能力培養、獎學金設置、招生制度改革、畢業生就業服務等，強調創建多元、包容的學習環境，從而廣泛接收全球人才，發揮其作用，共同解決社會課題。

第二，設置面向國際精英人才的簽證制度。

為進一步吸引各類高精尖人才，日本政府對其人才引進政策進行了優化調整，分別針對全球頂尖大學畢業生與從事高級學術研究、專業技術活動或商業管理活動的社會人士，設置了未來創造人才制度（Japan System for Future Creation Individual Visa，J-Find）與特別高度人才制度（Japan System for Special Highly-Skilled Professionals，J-Skip），旨在簡化相關程序，更大程度地接收有意向進入日本工作與生活的國際高精尖人才。J-Find面向世界大學排名前100位的高校畢業生，要求申請者的畢業年限在5年以內且持有20萬日元資金，給予其最長2年的居留資格用于求職或創業，并允許在此期間攜帶家屬及從事兼職；J-Skip則主要面向研究、技術與管理領域人才，要求研究領域與技術領域從業者年收入在2000萬日元以上，并具備碩士學位或10年及以上的工作經驗，要求管理領域從業者年收入在4000萬日元以上，并具備5年以上的專業工作經驗，符合條件的申請者在取得高技能專業人才簽證后一年即可轉為永久居留，并享有放寬配偶就業限制、允許雇傭兩名外國家政人員及使用機場優先通道等待遇。

最后是韓國。

受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齡化、非首都圈地區人口衰減、外籍居留人士構成多元化等因素影響，韓國政府將引入海外人才作為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的重要措施，并提出了相應的人才政策。

第一，大力支持國際學生赴韓學習與就業。

以提升國際學生教育競爭力為目標，韓國政府于2023年8月出臺了“留學韓國30萬計劃”（Study Korea 300K Project），計劃在2027年實現招收30萬國際學生、成為世界十大留學強國的目標，并為實現這一目標出臺一系列有關國際學生招生、培養、就業、定居的支持政策，包括優化招生與入學流程，通過設立國際教育校區、簡化簽證程序、提供一站式服務和擴大海外宣傳等方式廣泛吸引國際學生；以就業與定居為導向，允許地方高校根據當地產業需求招收與培養國際學生；提高對新興技術領域人才的重視，通過增加財政支持、聘用海外研究人員等方式形成吸引新興技術領域國際學生的良性循環；同時通過加強海外韓語教育、建立跨部門合作體系等措施，為擴大赴韓國際學生群體規模奠定基礎。這一計劃有效回應了實際需求，有助于應對韓國國內學齡人口急劇減少與新興產業人才短缺的問題，同時提升韓國高校在教育與研究領域的國際競爭力。

第二，推進高新技術領域移民制度改革。

為進一步吸引高新技術領域的頂尖海外人才，韓國政府面向半導體、生物技術、二次電池及顯示器等領域高層次人才推出了“頂尖人才簽證”（Top-Tier Visa），要求申請者在世界大學排名前100位的高校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具備一定年限的全球500強企業或國際性研究機構工作經驗，同時年收入達到韓國人均國民總收入三倍以上。符合條件的申請者及其家屬將獲得F-2居留簽證，并能夠在居住3年后獲得永久居留。此外，韓國政府還開展了區域簽證試點項目，依據地方產業需求降低對相關領域人才的簽證要求，如首爾、釜山等地放寬對半導體、人工智能等領域國際學生的簽證與兼職限制，大邱則降低對生命科學與機器人領域專業人才E-7簽證的學歷、語言或工作經驗要求等。可見，韓國通過針對性、精準化地調整移民制度，不斷推動特定高新技術領域精英人才引入工作的深入。

國際人才政策動向對我國人才引育的啟示

德國、日本、韓國的人才政策動向表明，全球人才競爭正逐步轉向制度靈活性、教育國際化與職業發展生態等多維度的綜合博弈。面對數字化發展對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國應立足自身發展階段，借鑒國際經驗，推動青年人才儲備與技術移民制度建設并重，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制度體系。

其一，擴大國際化青年人才儲備。

加速培養具有全球市場應對能力和跨文化協同能力的新興人才，是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現實需要。德、日、韓三國均高度重視高等教育國際化對本國勞動力市場的長期作用，通過優化招生程序、完善就業服務等措施，總體提升了本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國際競爭力，并著力推動實現國際學生從生源到資源的有效轉化。因此，我國應進一步完善教育對外開放戰略策略，促進師生主體雙向流動，既通過加強“留學中國”品牌和能力建設、支持海外國家開展中文教學建設等方式廣泛吸引國際學生，又通過促進國內優秀人才赴海外研修、擴大中外青少年交流等舉措推動本土國際化人才培養，進而不斷提升全球人才培養和集聚能力，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重要教育中心。

其二，推進人才制度建設與改革。

實現精準化、差異化的人才引入與培養，是確保人才制度體系與現實發展需求相匹配的重要保障。德、日、韓三國在其人才政策改革中積極構建多層次的移民制度框架，一方面通過細化調整申請條件與出臺配套支持措施，推動人才評價多元化發展，廣泛吸引技術領域海外人才，從而形成靈活、高效、適應數字經濟時代特征的人才體系；另一方面，通過設置產業針對性與區域差異性的簽證類別，推動人才鏈、產業鏈與創新鏈的深度融合，有效緩解人才供給與產業需求間潛在的結構性錯配問題。因此，我國應當持續深入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確立以市場需求、實際技能和創新貢獻為核心的人才評價導向，圍繞國家重大戰略布局和區域產業特色，積極探索高效靈活的人才引進、培養、評價及激勵政策。（作者段世飛系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生導師、特聘研究員，鄭舒陽就讀于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學專業）

來源：《神州學人》（2026年第7期）

作者：段世飛 鄭舒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