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百度百科《傅冬菊》詞條、維基百科《傅冬》、《崔月犁：爭取傅作義起義》（中國共產黨歷史網，2015年）、周俊芳《同鄉傅作義》、崔增印《我所知道的傅冬菊》、人民網黨史頻道《北平和平解放過程中的中共地下黨員》（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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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冬天，北京城里寒風刺骨。
某醫院的一間病房里，暖氣燒得很足，白色的床單，白色的墻壁，消毒水的氣味彌散在空氣中。病床上躺著一個須發皆白的老人，身上插著各種管子，呼吸已經越來越淺。
家人們輪流守在床邊。大家都知道，這一關，怕是很難過了。
平日里話不多的老人，那天卻突然抬起了眼皮，嘴唇翕動。守在旁邊的家人趕緊俯下身，把耳朵湊近，想聽清楚他到底說了什么。
沒有囑托，沒有交代，沒有對子孫的叮嚀，也沒有對這一生的感慨。
老人顫顫巍巍地說出了一個名字，聲音里帶著幾十年都未曾消散的恨意——
"傅冬菊……"
就這兩個字，后面跟著的，是一句讓在場所有人都沉默下去的話。那句話的意思，是這個名字的主人，害了他們這一家人。
傅冬菊，對于許多不熟悉這段歷史的人來說，這個名字或許只是一個陌生的符號。
可在這個老人的生命里，這個名字是他幾十年都放不下的一道坎，是他這一生郁郁寡歡、終身未娶、孤獨終老的根源所在。
這個病床上的老人，叫傅瑞元。
他是傅作義的兒子，傅冬菊的親弟弟，同母所出的骨肉至親。
兄妹之間，究竟發生過什么，讓他在生命走到盡頭的那一刻，還念念不忘地要把這個名字從心底里扯出來？
這背后的真相，要從1924年說起，要從一個在山西太原出生的女孩說起，要從1948年那個風雪交加的冬天說起。
【一】將門長女，走上另一條路
傅冬菊原名傅東菊，1924年12月30日，生于山西太原。
那時候的傅作義，還只是閻錫山麾下的一個營長，遠沒有后來的威望和地位。傅冬菊的母親張金強，是傅作義的元配夫人，兩人1909年成婚，育有傅冬菊、傅西菊、傅瑞元三個子女。
傅冬菊是傅作義的第一個孩子，父親給她取名"冬菊"，寄托的是希望她像冬天的菊花一樣，美麗而堅韌，經得起風吹霜打。
傅作義后來又娶了劉蕓生為繼室，與劉蕓生育有傅恒、傅立、傅克莊、傅克誠、傅克謹、傅克莉兩子四女，這六個子女后來均考入名校，其中四人考入北京大學，兩人考入清華大學。
但這些，都是后話。
傅冬菊幼年的記憶，是在太原城里度過的。太原是山西的腹地，從她懂事起，這片土地上就從沒真正安寧過。
1937年抗戰爆發，日軍從北平打到娘子關，太原眼看就要淪陷，張金強帶著幾個孩子輾轉出逃，先到西安，又一路顛沛到了重慶。
在重慶，傅冬菊進入南開中學讀高中。那個年代的重慶，是國民政府的陪都，也是國共兩黨政治勢力交匯最激烈的地方，各種進步思潮在年輕人之間激蕩流傳。
1941年，還在讀高中的傅冬菊，加入了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下的進步青年組織"號角社"。
"號角社"的成員，許多都是國民黨高級官員的子女，傅冬菊在其中教工友們識字，向身邊的人宣傳抗日民主思想。從這個時候起，她就開始把自己從父親處了解到的一些情報，經中共地下組織輾轉轉交給周恩來。
傅作義當時并不知道這些。在他眼里，這個大女兒聰明懂事，是自己最貼心的孩子。
1942年，18歲的傅冬菊考入昆明國立西南聯大，攻讀英語專業。
西南聯大在那個年代是無數熱血青年的精神圣地，匯聚了來自北大、清華、南開的師生，思想氛圍極為自由開放。傅冬菊在校期間，進一步深入接觸各類進步組織，經常利用課余時間給學校工友們講課，宣傳抗日民主思想。
1945年12月，傅冬菊在昆明加入了中共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盟"。
1946年夏，從西南聯大畢業的傅冬菊，進入天津《大公報》社擔任副刊編輯，先后主持"時代青年"和"家庭"兩個副刊版面。
她沒有署真名，用的是筆名"傅冬"，此后這個筆名伴隨了她一輩子，知道"傅冬"是傅作義長女的人，反而越來越少。
《大公報》的副刊在傅冬菊主持期間，時常刊登一些別人不敢發的進步文章。傅作義看到了，覺得有些異樣，心里起了疑，讓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幫女兒辦了出國護照，勸她出國留學。傅冬菊拒絕了，她對父親說："在國內，我可以為國家做許多事情。"
父親嘆了口氣，沒有再說什么，她也就留了下來。
1947年11月，傅冬菊由地下黨員王漢斌、李定介紹，在天津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那一年，她23歲，父親傅作義還不知道，自己最喜歡的大女兒，已經走上了與他截然不同的另一條路。
弟弟傅瑞元，比姐姐小許多歲，跟著母親張金強，在這個家里慢慢長大。那時候他還小，不懂這些事，只知道大姐很能干，很有主見，父親也疼她。
這個家，表面上看起來，還是完整的。
【二】秘密回到父親身邊
1948年秋天，解放戰爭的形勢已經急劇變化。遼沈戰役在東北激烈進行，國民黨的東北野戰軍主力相繼被殲，錦州失守，沈陽失守，整個東北的局面已成定局。
這個時候的傅作義，是華北"剿總"司令，坐鎮北平，手握六十萬大軍，指揮晉、察、冀、熱、綏五省軍事。
從外人眼里看，這還是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但傅作義自己清楚，東北一旦完全落定，林彪的百萬大軍就會揮師入關，整個華北的局勢，將不可能再有轉機。
晉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長劉仁，在這年秋天派人秘密進入天津，找到正在《大公報》工作的傅冬菊，傳達了上級的意圖：希望她即刻回到父親身邊，做傅作義的思想工作，爭取北平和平解決。
1948年10月上旬一個周日的上午，中共平津南系學委領導在前門東站攔住了正準備返津的傅冬菊，明確告知了組織的安排。傅冬菊當即答應，返回北平，不久之后住進了父親在中南海的寓所。
在這之前，北平中共地下黨的工作已經鋪開了相當的基礎。
劉仁指示北平地下黨學委，通過各種社會關系，廣泛接近傅作義周圍能夠"說上話"的人，當時圈定的幾個關鍵人物中，包括了傅作義的恩師、中將總參議劉厚同，傅作義的結義兄弟、副總司令鄧寶珊，以及傅作義的大女兒傅冬菊。
北平中共地下黨學委秘書長崔月犁，成為這一階段與傅冬菊直接聯絡的負責人。與其他人不同，崔月犁和劉厚同一周只見兩次面，和傅冬菊卻是每日上午都要見一次，在那段時間里，這幾乎成了一條雷打不動的規律。
崔月犁的任務，是指導傅冬菊：了解傅作義每天的心理活動，觀察他情緒上的每一處細微變化，把掌握到的情況，通過中共地下電臺，迅速轉發給解放軍平津前線指揮部。
這條信息傳遞的鏈條，精準而隱蔽。
傅冬菊以女兒的身份，留在父親身邊，陪著他吃飯，陪著他散步，聽他講軍務上的煩惱，看他對著空氣發脾氣。與此同時，她把父親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甚至他深夜里輾轉難眠的情緒起伏，都悄悄地傳遞出去。
那段時間里的傅作義，處境極為兩難。
遼沈戰役之后，大勢已非常明顯，可要他親手把經營多年的軍隊和地盤拱手相讓，那種內心的煎熬，是普通人難以想象的。史料記載，那段時間傅作義"有時唉聲嘆氣、發脾氣、咬火柴頭，甚至想自殺"。
他在中南海寓所的客廳里來回踱步，讓人不敢靠近。
參謀長李世杰有一次來見傅作義，傅作義踱著步，忽然開口問他："你說說，咱過去的歷史就全完了嗎？"
李世杰還沒來得及想好怎么回答，傅作義又問："和談是不是投降？"一個問題連著一個問題，仿佛是在自言自語，并不真的期待答案。
而這一切，都被傅冬菊一一如實地報告了出去。
崔月犁后來在《爭取傅作義起義》一文中明確寫道，傅冬菊將傅作義"思想矛盾的焦點和舉棋不定的疑慮，甚至有過自殺的念頭，以及華北'剿總'的軍事部署、與南京蔣介石的聯系和爭議等等"，都密報給了他，再由他通過地下電臺轉送到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工部和解放軍平津前線指揮部。
1948年11月，傅作義赴南京開會，這次會議傅冬菊估計與平津戰局密切相關。
趁父親回來之前，她向崔月犁請示，隨后向父親轉達了中共希望和談的意圖，并告訴父親，是"偉人派來的人"。傅作義聽完，沉默了很久，說："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思考后才能答復你。"
父女之間，就這樣在中南海寓所的某個夜晚，開始了一場旁人難以想象的拉鋸。
【三】三輪和談，北平得保
從1948年12月中旬，到1949年1月中旬，傅作義與解放軍方面進行了三輪秘密談判。
第一輪談判在1948年12月，由傅作義的代表崔載之，趕赴解放軍方面與東北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等人會面，雙方開始初步接觸。
第二輪談判在半個月后，地點在北平近郊的八里莊，由傅作義代表華北"剿總"民事處長周北峰出面，解放軍方面多位負責人參與，談判過程幾經波折，時斷時續。
第三輪談判是1949年1月14日，在北平五里橋，傅作義方面以副總司令鄧寶珊為代表，林彪、聶榮臻等參加了談判。
談判期間，解放軍于1948年12月25日公布了國民黨戰犯名單，傅作義赫然在列。這一消息對傅作義打擊極大，他當即將桌上的電話、茶杯、文件橫掃在地，跌撞走向臥室，一頭撞到門框，摔倒在地。
傅冬菊聞聲趕來，將父親扶到床上，守在一旁。那一夜，父親唉聲嘆氣，傅冬菊一直陪到很晚，反復勸說他，相信談判還有余地，不要輕易放棄。
傅冬菊也沒閑著。那幾個月里，她把解放區出版的報刊和宣傳材料不時放到父親的辦公桌上，讓父親自己看，自己想。崔月犁則在每次見面后，把要傳達給傅作義的信息，口述給傅冬菊，讓她見機行事。
1949年1月14日凌晨，解放軍對天津發起總攻，僅用了29個小時，便全殲守敵13萬人，活捉國民黨警備司令陳長捷及多位高級將領。天津的快速陷落，讓傅作義徹底看清楚了眼前的局勢。
1949年1月21日，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與國民黨華北總部正式簽署《關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協議》，由華北"剿總"政治部王克俊代表傅作義在協議上簽字。
1949年1月31日，解放軍先頭部隊由西直門開入北平城內。
北平，這座擁有三千年歷史的古都，就此完整地保存下來。故宮的朱紅宮墻、天壇的藍色穹頂、長城的烽火臺、胡同里的青磚灰瓦，無一受到戰火波及。
那一刻，城里兩百萬市民的生命財產，以及無數代人留下來的珍貴歷史建筑，就此完好無損地留存下來。
聶榮臻后來在回憶錄中，對傅冬菊在這段歷史中發揮的作用給予了明確的肯定。
那是1949年的冬天，傅冬菊完成了她此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可就在這件事完成之后沒多久，裂縫出現了。
1949年2月1日，即解放軍入城儀式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一封解放軍方面此前發給傅作義的公函。
這封信在措辭上對傅作義及其部隊的態度頗為強硬。傅冬菊在收到此信之初，曾暗中擱置，壓在父親桌上一摞文件的下面，直到《人民日報》公開刊發后，才把原件交給了父親。
傅作義看完，當場大發雷霆，痛罵傅冬菊"不忠、不義、兩姓家奴"。他不是后悔簽署協議，而是不能接受以那種態度蔑視他和他的部隊。那是他作為一個軍人最后的自尊，被這封信戳得體無完膚。
父親罵了她，這是第一次，也是那樣激烈的一次。傅冬菊理解父親的心情，卻沒有太多辯駁，沉默著接受了。
而弟弟傅瑞元，就在這個家里，看著這一切發生。
北平和平了，城墻還在，故宮還在。
可傅家的那道裂縫，從這一刻起，再也沒有愈合過。
很多年后，人們只記得1949年1月31日那天，解放軍從西直門開進北平，城里的百姓站在街道兩旁，古老的城市安靜地迎來了新的一頁。很少有人去追問，這一切背后，那個坐在父親中南海寓所里，日復一日傳遞著情報的女兒，在完成了那件事之后，她的家人又過著怎樣的日子。
傅冬菊走了，隨劉鄧大軍南下，當上了戰地記者，后來進了《人民日報》，又去了香港，一路走得很遠。
留在北平城里的，是弟弟傅瑞元，是母親張金強，是這個家庭在那個時代里留下的另一副面孔。
父親傅作義以起義將領的身份，得到了政治上相當的保障，出任首任水利部部長，在這個位置上一坐就是二十三年，始終受到相當的待遇和保護。
可傅作義的兒子傅瑞元，身上貼著"國民黨高級將領子弟"的標簽，在那個出身決定命運的年代里，這個標簽的重量，壓在他肩上，一壓就是幾十年。
他讀了北京大學，畢業后的歲月里，那些年的風浪一波接一波。他在漩渦邊緣跌跌撞撞，終身未娶，孤身一人，一直到1974年父親去世后才調回北京，進入《體育報》工作，安安靜靜地把余生過完。
半個多世紀后的2003年，他躺在病榻上，生命的最后時刻，沒有念起故鄉的山，沒有念起一輩子的遺憾，脫口而出的，是那個名字。
然而，當知情者翻開那段塵封已久的歷史檔案，真正弄清楚傅冬菊究竟做了什么、又經歷了什么之后，所有人都沉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