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貴港市覃塘區三里鎮石社村朱砂屯,洪水圍村兩天。村口的積水依然深達兩米多,蒙婷父親退守的房子里“水有兩米”,一樓幾乎被淹沒,父親守在二樓。更致命的是斷水、斷電和斷糧。蒙婷的父親患有糖尿病,同時伴有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我爸已經餓了兩天兩夜了”。
朱砂屯并非孤例。7月4日至6日,受臺風“美莎克”影響,廣西遭遇持續強降雨,南寧、貴港、欽州等地降雨量均超過600毫米。洪水淹沒多個鄉鎮,大量群眾被困,斷水斷電,通信中斷。截至7月9日,廣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聯。
災害發生后,應急管理部調派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1372人、270車、140舟艇,組織中國安能、中國中鐵、中交集團、中國鐵建、中國建筑等中央企業工程救援力量2200余人攜專業裝備在廣西行動。多地民間救援隊、無人機飛手、戶外運動志愿者等社會力量也自發前往或響應號召參與救援。
但救援面臨重重阻礙。洪水阻隔之下,道路中斷、通信癱瘓,物資運送面臨“最后一公里”難題。當極端天氣逐漸成為常態,現有救援體系能否跟上災害升級的速度?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應急管理研究院教授游志斌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現代大體量災害救援對指揮體系的專業性要求較高,“這不僅是對個體素質的考量,更要求整個系統能力的建設”。
7月9日,在廣西貴港市西江教育園區,救援人員使用動力舟橋轉運被困學生。圖/新華
難進入的“孤島”
洪水圍村兩天后,蘇溪依然在為受困的父母向外求助。父母六十歲,居住在貴港市港北區貴城街道西江農場第五隊,自7月6日洪水進村以來,當地電力中斷,信號幾近癱瘓。兩天內,電話只打通過兩次,父親的聲音在嘈雜中斷斷續續,留下一句“正在往三樓搬東西”便失聯了。
五隊處于江面阻隔的深水區,一時之間成為“孤島”。“救援隊進不來,沒有信號也等不到物資,村里人只能自己想辦法自救。”蘇溪說,一位擁有鐵船的村民自發承擔起在水上探看和聯絡的任務,劃著小船穿梭在沒頂的屋檐與街巷間,隔空喊話確認了蘇溪父母的安全。
在社交媒體上,蒙婷、蘇溪的經歷并非個案。救援隊之所以難進入,與洪水淹沒道路并在水下形成障礙有關。7月8日晚,貴港市覃塘區三里鎮,柳州市龍城先鋒救援隊連夜轉移三百多名村民,沖鋒舟壞了三艘。該隊隊員陸帆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這里的救援難度比城區大得多,“水下面全是倒塌的電線桿和水淹的農作物,有些還掛著鐵絲網”。在一片渾濁里,開著沖鋒舟穿行“好像在排雷”,一不留神就會被水下不明物絆住。
廣西桂林臨桂藍天救援隊隊員王亞巍也有同感。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7月6日22時,他們要前往貴港市三里鎮政府,導航顯示有11公里。平時,水面開船并不會消耗太多時間。但當時,原本的公路與農田全部被洪水淹沒,折斷的樹木和建筑是水下的最大陷阱。王亞巍和隊友只能憑信號對準三里鎮的大方向,然后靠感覺往深處開去。
“為了不迷路,請了附近村子沒有受災的村民做向導。”王亞巍回憶,實際進入后他們發現,由于原本的道路、路標和常規參照物大都被淹沒,本地人也難以認清方向,最后花了大約三個半小時才開到三里鎮政府。
即便是洪水沒有完全淹沒的區域,道路同樣有問題。南寧市汽車摩托車運動協會會長周燕青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她在后方調度時注意到,基層干部只能靠兩條腿進入受災村落。村落距離遠、泥濘難行,“一個來回三四個小時”。救援急需借助摩托車的機動性能,把干部送到村里,并給斷路村莊運送物資。
然而,持續下雨引發了山體滑坡,前一天剛搶通的道路,第二天又癱瘓。7月10日,嘗試載物進山的騎手,“只走了2公里又出來了,根本沒辦法動”。協會只能叫停騎手,等道路疏通后再進去。
此次救援中,無人機被廣泛應用。“發生洪災會路不通,但天空的航線能通。”飛手陳靈峰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小型偵察無人機是眼線,飛手先派小飛機升空掃圖,探明被困人員位置,再通過畫面給下方的水上救援隊導航。同時,重型無人機也可以發揮運力價值,“吊著物資定點空降到房頂上”。
不過,空中投送有物理限制。陳靈峰說,如果飛往兩公里以內的村莊,單次最多可以掛載約200斤;如果目標村莊距離拉遠,為了給往返飛行保留電量,單次載重需要降到100斤左右,實際極限作業距離通常在7到8公里。
現場作業幾乎飛完一趟就得換電池。在災區未通電的情況下,團隊只能依靠車載發電機充電。飛手韋傳樂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連同車輛行駛加上給無人機電池充電,一臺無人機配套一輛車,一天油費接近1000元。”
災區往往還面臨基站受損的問題,遙控無人機的信號較差,有時甚至會突然斷開。韋傳樂看到,有多架民用無人機因信號干擾或局部強對流天氣失聯墜入水中。飛手程遠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如果只靠常規衛星信號,無人機飛到幾公里外脫離肉眼視線后,遙控器就很難準確控制機身。另外,如何讓無人機具備穩定的遠距離航行能力,且能自動返航,也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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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廣西貴港市,盛世嘉園小區業主自發組織搭建的“防水墻”圍住了車庫出入口。圖/中新
“給救援力量帶來很大挑戰”
“最后一公里”難以抵達,遠不止水深路遠。游志斌認為,本次洪災屬于“大面積的散點救援”,一些水庫潰口,“給救援工作帶來了極大沖擊和挑戰”。從現場的居民避險轉移到后續的人員組織和救援過程,都與致災條件、孕災環境有直接關系。
多個鄉鎮同時被淹,救援力量需要在多個點位同時展開作業,“這種情況在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和涿州洪災中也曾出現,給裝備、人員等救援力量帶來很大挑戰,留給救援的準備時間很少,幾乎沒有”。
尤其是裝備。江西瑞斯科救援科技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陳亮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隨著城市內澇發生頻率增多,現在的救援一線需要的是單人快速投放甚至無人化操作的輕量化設備。
陳亮所在公司的產品主要面向省級消防總隊的招標采購。她觀察到,近兩年,部分應急、消防單位的采購物資逐漸向水域救援裝備傾斜,不過整體采購數量依然較少,在廣大的基層救援一線,智能水域裝備還是很少看見,比如水面救生機器人、自主導航無人船、高精度聲吶探測機器人、智能救援機器人等。“可能總隊會配,但支隊、大隊就很難把這些產品配備齊全。”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此類產品價格較高。“水域救援要求高,我們要在技術研發上攻克很多困難,產品的成本不低。”她表示,無法大幅壓降的研發與生產成本,給下游帶來了采購壓力。在有限的預算下,基層單位往往只能買一些基礎設備,高效的智能救援裝備配得較少。民間救援隊更是如此,“設備單價超出了大多數民間救援隊伍的承受范圍”。
臨沂先鋒應急救援隊莒南服務隊隊長莫永杰曾帶隊參與過北京房山、河北涿州以及河南新鄉等多次水域救援。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此次廣西救援中,隊伍帶去的只有輕型無人機,在沖鋒舟進不去的地方,用它來升空偵察路線和進行熱成像搜救。但如需投送物資,輕型無人機無論是載重還是功能都無法完成調運任務。“之前我們有想到要用大型專業無人機,但我們隊伍比較窮,沒有這些裝備。”
王亞巍也坦言,隊伍最想購買大型專業無人機,“尤其是自帶紅外線熱成像功能的那種”。但這類設備售價在幾萬元到十幾萬元不等,“我們隊伍目前還沒有足夠資金采購”。
在此次救災中,以翼龍無人機、動力舟橋為代表的科技裝備展現出了應急價值。
但陳亮坦言,這些高精尖產品的功能和使用技能,相對普通產品會復雜煩瑣一些。如果操作培訓跟不上,即便設備到了現場,也很難快速、充分地發揮出應有的救援作用。
另外,新裝備對使用環境有要求,以動力舟橋為例,其承重環境、展開區域、作業水面有嚴格限制,拼裝與航行依賴開闊的水域和作業空間,在道路狹窄、水下障礙物復雜的村莊,這類裝備難以展開。
游志斌認為:“我們講‘全災種、大應急’,但目前實踐積累很難適應這種多災種的戰略部署要求。”裝備應用與理論研究脫節的問題在現實中依然突出。游志斌坦言,目前對裝備開發和典型災害場景的結合研究不夠深入,一些課題缺乏針對性。他建議,未來應對“多災種”的復雜場景,需要把現場經驗轉化為長期制度,建立起系統的救援器材庫與場景資源庫。
如何組織大規模救援?
“我們統一接受當地政府指派。”廣東省汽摩聯公益越野救援總隊隊長陳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隊伍到達貴港市覃塘區后,直接前往區應急局進行對接,并領取救援物資,隨后按照區應急局的指令前往指定鎮村。
不過,多位救援隊員反映,進入受災村鎮后通信信號中斷,后方指揮部聯系不上,被困村鎮的干部也出不來,雙方無法對接,哪里的情況最緊急、物資該優先送往哪里,一時難以判斷。
在中國災害防御協會應急救援服務分會副理事長郝南看來,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后方調度有一些困境,水域救援的指揮協調至今沒有成體系的標準。
郝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國內水域救援在舟艇駕駛、激流技術等操作層面已有相對成熟的標準,但“如何合理地將受災區域劃分片區,每個隊伍認領哪個任務,作業區之間怎么協同,人員被困信息怎么轉譯為任務、分發給技能合適的隊伍,這些都沒有標準化、流程化”。
“統一指揮體系不能夠停留在紙面上。”游志斌也提到,大規模防汛救災指揮工作,短時間內匯聚眾多機構和人員,統一指揮需要有要素支撐——指令能夠順暢下達,指揮的專業性能夠覆蓋所有參與力量,同時還要實現對現場力量的全面掌控。
尤其是,面對大規模散點救援,僅靠體制內常備隊伍難以覆蓋大規模救援需求。游志斌介紹,全國消防救援力量主要包括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和地方專業隊伍,僅約47萬人。而在本次救援以及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涿州等災害現場,“巨災條件下大面積散點救援的需求非常龐大”,未來需要持續加強建設。
一位不愿具名的應急管理學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當前應急救援體系中,水域救援領域存在一個現實問題,即“倒掛”。雖然我國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和海警部門都配備了涉水力量,“但水上救援屬于特種救援,與常規救援不同,包括水域救援、洞穴救援、潛水救援等,專業性很強”。有的社會救援力量在水域救援方面已經走在了前面,國家層面在水域救援的資質認證、力量建設、課程體系方面,“目前很難滿足突發巨災的需求,尤其是課程體系也沒有全面覆蓋”。
所以,面對大規模散點救援,指揮鏈條的順暢程度、各種力量間的編組與合成,直接影響救援效果。要實現有效的現場管理,前期必須落實力量注冊,現場更要有清晰的任務分工。
與此同時,真正懂現代救援指揮與調度的專業人才,在當前體系里依然緊缺。郝南認為,“單支隊伍的訓練和能力建設標準都有,可一旦到了跨部門、跨區域聯合作業的時候,協同配合的指揮標準是沒有的”。
事實上,自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之后,我國在社會救援力量管理的規范化方面不斷改進,整體管理水平取得了長足進展。游志斌說,應急管理部救援協調和預案管理局專門設立了社會動員處,社會力量管理的規范程度大幅提升。應急管理部還建立了社會力量注冊平臺,對不同類型的隊伍進行統計。隊伍在平臺上注冊賦碼后,救援時可以拿到免費通行的電子碼。
不過,游志斌也談到,目前仍有社會力量不在平臺覆蓋范圍內,“大量自發前往災區的志愿者和民間隊伍并沒有通過這個平臺,甚至不了解平臺的存在”。
“在相對混亂的場景中,如何保持組織的相對穩定性和指揮的銜接順暢,是個很大的難題。”游志斌認為。
(蒙婷、蘇溪、陸帆、陳亮、陳靈峰、程遠為化名)
發于2026.7.20總第1244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極端災害頻發,如何打通救援“最后一公里”?
記者:倪紛紛(715361245@qq.com)
編輯: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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