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回憶楊虎城將軍》，楊拯英等著，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楊虎城將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陜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西安事變史料》，陜西省檔案館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息烽集中營舊址》，國務院公布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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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農歷臘月三十，除夕夜。
整個重慶城炮仗聲此起彼伏，家家戶戶的燈籠把夜色染得通紅。
山城的年味兒是濃的，巷子里飄著臘肉香，孩子們在街上追著跑，扯著嗓子喊著新年。
家家灶上熱氣騰騰，團年飯的香味飄過街巷，一年到頭的辛苦，在這一頓飯里散了。
可在重慶楊家山那道厚重的鐵門里頭，一切都是另一番模樣。
沒有年夜飯，沒有燈火，只有一盞搖搖晃晃的油燈，把四面的墻壁映得昏黃。
墻皮受潮脫落，一片一片耷拉著，縫隙里透進來的風，帶著臘月特有的刺骨寒意。
一個女人蜷縮在那里。
她已經整整二十多天沒有進食。
手腳細得像枯枝，顴骨高高凸起，嘴唇干裂出了血口。
脖頸上的皮膚貼著骨頭，一層一層往下塌。她閉著眼，呼吸很淺，胸口一起一伏，像是隨時都可能停下來。
可那雙眼睛，偶爾睜開的時候，還沒有熄。
她叫謝葆真。楊虎城將軍的妻子。
一個在西北大地上曾經振臂高呼過的革命女性，一個為了陪伴丈夫主動踏入牢獄的女人，一個在鐵窗之內硬撐了將近十年的人。
這一夜，幾個特務走了進來。
他們對這個絕食中的女人，動了手。
那一夜之后發生的事，在很長時間里，幾乎沒有人知道。
是后來同押于楊家山的徐林俠，用細小的字跡，把那段經歷藏進墻縫里，才在許多年后，被人從磚灰里翻出來。
【一】窮苦人家走出來的女兵
謝葆真這個名字，頭一次出現在西安城里，是1926年。
那一年，軍閥劉鎮華率兵圍攻西安，這場圍城戰從春天打到秋天，整整八個月。
城里斷了糧，死的人不計其數，街上尸橫遍野，老百姓靠著啃樹皮、挖草根、煮皮帶熬日子。
外頭的炮火一輪接一輪，城里的人不知道還能撐多久。
守城的將士缺補給，缺糧草，更缺鼓勁的人。
就在這樣的時候，一個十三歲的小姑娘出現在了守城將士們面前。
她個頭不高，頭發剪得短短的，站在一群人里頭并不顯眼。
可她嗓門亮，講話清楚，又會唱歌，組織起歌詠隊和演出隊，專門給守城的士兵們打氣。
城里的糧食和銅錢，也靠著她們這幫人挨家挨戶動員，一點一點湊出來，送到守軍手里。這個姑娘，就是謝葆真。
謝葆真，原名謝寶珍，1913年5月29日出生在西安，家在今西安市碑林區一帶。
父親原本是教書先生，后來家道中落，迫不得已去雜貨店當了伙計，一家五口全靠父親一人的工錢撐著。
日子過得很緊，謝葆真讀到小學就輟了學，家里實在拿不出學費。
1925年，父親病故。
母親帶著幾個孩子輾轉投奔親戚，在長安縣曲江池一帶落了腳。
大哥謝庭榮因為家里供不起，早就過繼給了三叔謝贏初，一家人七零八落地各自討生活。
這樣的出身，沒有什么資本，沒有什么背景，卻給了謝葆真一件別的東西——她從小就知道窮是什么滋味，知道老百姓活著有多不容易，也從小就覺得，眼下的世道，不該是這個樣子。
西安圍城的那一年，謝葆真沒有躲在家里等，而是跑出去，跟方鑒昭、彭淑貞等人一起，組織起歌詠隊和演出隊，慰問守城的將士，動員城里的老百姓捐糧捐錢。
一個十三歲的孩子，能做到這些，已經很不尋常。
圍城結束之后，她沒有就此停下。
1927年2月，中共陜西地下黨組織在西安以國民黨西北政治分會的名義創辦了中山學院，專門設有婦女運動班。
西安婦女協進會把謝葆真推薦了進去，她就這樣走進了中山學院的大門，接受了更系統的革命理論訓練。
沒過多久，馮玉祥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在西安招收女兵，準備東出參加北伐。
謝葆真報名，被編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直轄的"前線工作團"。
這個前線工作團不是普通的宣傳隊，團長叫宣俠父，是共產黨員，做事雷厲風行，治團極嚴。
謝葆真在這里年紀最小，卻表現最積極。
在宣俠父的培養下，她在前線工作時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那一年，她不過十四歲。
這批進步青年里，不乏家境殷實、受過完整教育的年輕人，謝葆真的出身是最普通的。
可就是這么一個輟學的窮家女兒，在那批人里頭，干勁反而最足。
入黨之后，謝葆真被調到國民聯軍第十軍政治處下屬宣傳隊擔任隊長，正式進入了楊虎城的部隊系統。
第十軍的軍長，叫楊虎城。
那時候楊虎城已經三十多歲，是名聲在外的西北將領，行伍出身，打過不少硬仗，手下有正規軍，在西北一帶頗有分量。
謝葆真在他手下做宣傳工作，跟著部隊一路行進，在槍炮聲不斷的地方唱歌、講課、做群眾工作，哪里需要人她往哪里跑。
1927年10月，她被派駐至第十軍駐地安徽省太和縣，專門開展婦女工作。
她到了當地，主持成立了太和縣婦女聯合會，當選為主任委員。
在那里她干得風風火火——動員婦女參加婦聯，領導反帝反封建活動，提倡婚姻自主，專門成立"放足委員會"，派人在城門口挨個勸說進城的婦女不要纏足，還辦起了貧民女校，教婦女識字學文化。
當地的鄉紳看著這個比自家孩子還小的外來姑娘，在縣里搞得熱火朝天，一個個都直皺眉頭。
楊虎城看她在下面做事，由賞識到欽佩，后來又慢慢多了幾分別的意思。
他多次在和共產黨工作人員談話時提到，希望謝葆真能到他身邊，幫助他"讀書學習"。
這種說法，放在那個年代，意思已經很明白了。
經請示中共河南省委批準，1928年春節前夕，謝葆真與楊虎城在軍部所在地的教堂里舉行了婚禮。
婚禮極簡單，沒有排場，也沒有嫁妝。
楊虎城比她大整整二十歲，此前已有兩位夫人——原配羅佩蘭早已去世，續弦張蕙蘭在西安主持家務。
這門親事，外頭有人議論，說閑話的不少，但謝葆真不在乎這些。
婚禮上，有人問楊虎城為何要娶謝葆真，楊虎城答得坦然："我知道她思想進步，結了婚，她可以直接幫助我。"
謝葆真在婚禮上說的那句話，后來被很多人反復提起。
她說："我不要你山盟海誓，只要你革命就行了。"
底下的人舉起杯子，連聲叫好："好！為革命到底，白頭到老，干杯！"
這一對，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兩個人，一個有槍有兵有主張，一個有膽有識有熱血，年紀差了二十歲，出身也天壤之別，可就是這么對上了眼，對上了心。
【二】將軍夫人，卻是隱秘的共產黨員
結婚之后，謝葆真的身份變了，從一個軍中的宣傳隊長，變成了楊虎城的妻子，西北軍政界的"官太太"。
可她的工作，并沒有停。
謝葆真早年入黨，這件事知道的人極少。
婚后她與黨組織的聯系陸續中斷，卻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在楊虎城身邊做著力所能及的事。
婚后她隨楊虎城入陜，幫助他與社會各階層人士廣泛聯系，出席各類官場交際活動，還在西安創辦了英語培訓學校。
在那個年代，會英語是稀罕事，謝葆真本人學過，對外聯絡也用得上。
1928年4月，謝葆真隨楊虎城赴日本療養，在海外一待就是半年多。
她在日本期間，楊虎城曾兩度向中共提出入黨申請。
第二次，中共中央在東京已經函復批準，卻因信件抵達時楊虎城已回國而錯過，楊虎城本人以為再次被拒，此事就這么擱下了。
謝葆真全程陪伴左右，對丈夫的政治想法了如指掌。
回國之后，他們在陜西生活了將近十年。
這是謝葆真一生中最充實、也是外人看來最風光的一段日子。
1932年至1936年，是楊虎城在陜西權力最穩固的幾年，他先后擔任第十七路軍總指揮、陜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等要職。
謝葆真以特殊身份穿梭于西安的各類社會場合，做的事情比任何人預想的都要多。
她幫助邵力子夫人傅學文在西安辦起了第一所助產士學校；協助張學良夫人于鳳至和趙一荻為東北軍子弟在西安創辦了東望小學；還與幾位夫人共同集資，籌辦了培華女子職業學校。
這幾件事，每一件背后都牽涉到西北軍政各方的關系，要辦成，需要的不光是錢，更是人脈和手腕。
謝葆真把這些事一件一件推進下去，傅學文見過她之后，當面稱贊她是"婦女中的英杰"。
"九一八"事變之后，楊虎城多次向蔣介石進言，要求停止"剿共"，共同御敵，每次都碰了釘子。
蔣介石對他疑忌越來越重，1933年5月，干脆免去了楊虎城陜西省政府主席一職，改派邵力子接任。
軍權保留，但頭上的壓力一天比一天重。
謝葆真沒有退到后頭。她愈發積極地介入楊虎城與各方人士的往來，成了丈夫在政界社交上不可或缺的幫手。
華北事變之后，她加入到抗日救亡運動里，1936年擔任了"西北各界婦女救國聯合會"會長，開始以公開身份出現在救亡活動的前臺。
1936年11月，為了支援傅作義將軍在綏遠的抗日行動，謝葆真牽頭發起募捐，帶著十七路軍的眷屬募捐團上街，三天之內就募得7738元，全部匯往前線，一分沒留。
到了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前夕，謝葆真一身盛裝出現在楊虎城為隨蔣介石來陜的軍政大員舉辦的晚宴上，主持全場。
那一夜，席間觥籌交錯，談笑風生，沒有人知道，就在這同一個夜晚，張學良與楊虎城已經在另一處緊鑼密鼓地安排好了第二天凌晨的軍事行動。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協同發動兵諫，在臨潼華清池扣押蔣介石，同時在西安城內采取行動，囚禁陳誠、衛立煌等一批軍政要員，通電全國，提出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等八項主張，史稱西安事變。
事變爆發后，謝葆真立刻組織成立了"西安婦女救國后援會"，拉起宣傳隊和慰問團，宣傳張學良、楊虎城的八項主張，到處講解西安事變的意義，還專門介紹幫助東北流亡進步青年前往延安參加革命。
事變和平解決之后，1937年2月，謝葆真帶著兒子楊拯民去了北平，聯絡楊秀峰、張友漁、張申府等各界愛國人士，交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
這一次出行，是她最后一次以相對自由的身份在外奔走。
1937年5月，楊虎城被逼交出兵權，以"歐美考察軍事專員"名義出國。
周恩來親赴三原東里堡與楊虎城促膝長談，打開了他的心結，勸他以大局為重。
5月29日，楊虎城偕謝葆真乘船東渡，攜翻譯亢心栽等人出國，帶著七歲的兒子楊拯中，踏上了流亡之路。
四個女兒——拯美、拯英、拯漢、拯陸——留在西安，交由外祖母照看。
在異鄉的日子，謝葆真沒有閑著。
她常在海外華僑婦女聚集的場合講話，做宣傳，鼓勵華僑關注國內局勢，支持抗戰。
1937年8月15日，在巴黎福爾特大廳舉行的各界僑胞抗日大會上，楊虎城應邀發表演說，謝葆真在場陪同。
可那時候，國內的戰火已經快要燒起來了。
這一家人，注定回不了頭。
【三】一句話，踏進了那道鐵門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
消息傳到歐洲，楊虎城坐不住了。
他在輪船行駛太平洋時就聽到了廣播里的消息，立刻打電報給宋子文，表示要立即歸國抗日，愿以戴罪之身效命前線，什么職務、什么階級都不計較。
宋子文回電，讓他稍緩。此后他多次致電蔣介石請求回國參戰，每一次都被拒絕。
謝葆真勸他，說蔣介石不會輕易放過他，回去兇多吉少。
但楊虎城的態度一直很清楚。
1937年11月底，楊虎城帶著謝葆真、楊拯中經香港回國，消息傳出，各方友人都在勸他，說此去危險，不如留在海外觀望。楊虎城不為所動。剛到香港落地，就有人在盯著他們了。
楊虎城隨后飛往南昌，準備去見蔣介石，結果一下飛機，戴笠就在場。
楊虎城當場被扣押，關進了南昌的囚所。一代將領，就這樣走進了鐵門。
謝葆真那時候先行帶著楊拯中回到西安，是數日后才得知消息。
謝葆真得知消息之后當場痛哭，反復問著邊上的人：抗日有什么罪，救國有什么錯。
那時候，她已經是五個孩子的母親。最大的楊拯民已經懂事，最小的孩子才一歲多。家里離不開她，孩子們更離不開她。
可她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決定。
1937年12月4日，謝葆真留下四個女兒，托付給母親和親屬，自己帶著幼子楊拯中，和閻繼明、張醒民一起飛抵漢口，隨后輾轉到達江西南昌。
她是去救楊虎城的。
可她腳剛踏進南昌，戴笠的人就在那里等著了。
謝葆真與楊拯中、閻繼明、張醒民一同被逮捕入獄。
就這樣，她走進了那道鐵門。
這一進去，就是將近十年。
被捕之后，謝葆真起初被單獨關押了半年多。
特務們盯著她的共產黨員身份，反復審問，從各個角度施壓，要弄清楚她的來歷和與黨組織的關系。
那段時間，她和楊虎城彼此都不知道對方的消息，各自關在不同地方，音訊全無。
直到1938年下半年，謝葆真才被押送至湖南益陽桃花坪，與楊虎城在同一處關押。
這一路的輾轉，讓她終于和丈夫重新待在了同一片屋檐下，盡管那是囚籠。
此后，他們先后被轉押多處。
1938年冬，被關押至貴州息烽縣陽朗壩看守所，關在"和齋"。
三個月后，戴笠來視察，發現此處離川黔公路太近，不安全，隨即下令把楊虎城一家轉移到距息烽縣城東約八公里處的玄天洞。
玄天洞是一處天然的溶洞，自明代起就有道人在此修行建廟，香火延續了數百年。
1938年，軍統特務將道士攆走，占了這個地方，改作關押"重要犯人"的秘密囚禁處。
洞口呈上圓下平的半圓形，洞頂最高處十五米，最寬處五十四米，進深一百三十米，洞內面積約三千四百平方米。
四面巖壁陡峭，地處深山峽谷，一個入口，終年不見陽光，陰冷潮濕，寒氣刺骨。
楊虎城和謝葆真進了洞，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與世隔絕。
外頭打著仗，日軍鐵蹄踏遍半個中國，可這里連消息都傳不進來，守衛三層，方圓十幾里全是放哨的人，對外封鎖得滴水不漏。
洞內終年沒有陽光，潮氣重，兩個西北人都不適應，接連生病。
楊虎城向看守隊長李家杰提出要求，自己出錢，在洞外修一間房子住。
李家杰向來愛財，開口要了楊虎城四百美元，最后給蓋了一間極其簡陋的木結構房屋。
1938年10月至1946年7月，楊虎城將軍與謝葆真、幼子楊拯中、幼女楊拯貴，一家人就被關在這個地方整整八年。
這八年里，看守的情況反復變化。
李家杰在時，折磨最狠。
他對謝葆真的折磨尤為嚴酷，見她是共產黨員，審訊從未停過，精神刺激更是家常便飯。
楊虎城后來評價他："李家杰官僚的腦筋，軍閥的舉動，唯利是圖，不知民苦，我太太的病就是受他刺激引起的。"
李家杰之后是龔國彥，楊虎城評價此人"撥弄是非，愛錢如命"，"幾年來整得我連一口氣都喘不過來"。
最后來的張鵠，楊虎城形容他"獐頭鼠目，自尊自大，不把人當人，純粹的一個劊子手"。
在這期間，謝葆真在玄天洞旁的木屋里又生下了一個女兒，取名楊拯貴。
孩子生下來沒幾天，因為營養不良和缺乏醫療條件，高燒不退，沒幾天就沒了。
謝葆真為此日日落淚，精神狀態開始出現明顯的問題。她寫血書抗議囚禁丈夫，大罵特務，激憤的時候把手邊的東西劈頭蓋腦地砸過去。
特務們以謝葆真"精神有問題、影響楊虎城"為由，強行將她與楊虎城分開，把她單獨關押回玄天洞舊居，夫妻從此彼此相隔，鐵門重重，難以相見。
楊虎城多次提出要給妻子治病，李家杰一律不理。楊虎城向戴笠申訴，要求換掉李家杰，事情拖了很久，李家杰得知之后變本加厲，折磨更甚。
1941年，楊虎城自己出錢在洞側又修了一間木結構房屋，作為自己的居所。
那一年，謝葆真在牢中又生了一個孩子，就是后來在獄中長大的幼女楊拯貴。
就是在這樣的境況下，謝葆真在獄中做的事，是教兒子楊拯中認字讀書，照看孩子，同時寫血書抗議，大罵特務，掙扎著熬過一天又一天。
【四】那一年，她打定了主意
抗戰在1945年結束了。
消息傳進來的時候，謝葆真已經在鐵窗里待了將近八年。
外頭的世界打完了日本人，可她還關在里頭，楊虎城還關在里頭。
抗戰勝利之后，社會各界要求釋放張學良、楊虎城的聲音越來越大，報紙上、集會上，到處都在談這件事。
蔣介石頂住不動，對楊虎城夫婦的看管，不僅沒有松，反而更緊了。
1946年7月，蔣介石暗中轉移關押的政治犯，楊虎城一家連同秘書宋綺云一家、副官等人，被一同遷至重慶楊家山。
這是一處更封閉的地方。
楊虎城和謝葆真依舊分開關押，待遇更差了。
到這個時候，謝葆真的身體已經撐了太久。
常年在潮濕陰暗的囚所里，吃不好，睡不好，精神上長年被折磨，病情一點點加重。
到了1946年的時候，她已經有十幾天無法進食了。
1946年11月底，謝葆真在重慶楊家山監獄開始絕食。
這一次，不是一時激憤，而是打定了主意。
她不吃飯，不喝水。特務們用鐵鉗撬開她的嘴，往里面灌葡萄糖水，她把灌進去的東西全部吐出來。灌，吐；灌，再吐。
絕食進行到一定程度，她想起了手上的那枚戒指。
那是楊虎城的婚戒，她戴著它走進了這道鐵門，戴了將近十年。她把它悄悄咽了下去，吞金，想用這個方式結束。
發現之后，特務們把她搶救了過來。
她醒來，繼續絕食。
楊虎城在另一處牢房里，知道妻子在絕食，多次向看守要求給謝葆真治病，全部被拒。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到了1946年年底，1947年年初，謝葆真已經整整二十多天粒米未進。她的身體瘦得只剩一把骨頭，可意識還清醒。
特務們面對這個狀況，心里清楚得很——這個女人，是在用這種方式與他們死磕到底。
她要死。
可她要死得體面，死得像一個沒有屈服過的人。
這件事，特務們不能接受。
他們在私下里商量了很久，想出了一個辦法——
一個謝葆真絕對沒有料到的、讓她連最后一點尊嚴也留不住的辦法。
就在1947年的除夕夜，那幾個人，推開了鐵門。
就在那一刻，謝葆真意識到，他們打定主意，不讓她死得那么從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