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我蹲在院里磨鐮刀，鐵銹水順著石槽子流了一地。
秋后沒啥農活了，磨刀也就是個念想。手上有活干，心就不容易亂。
院門口傳來響動。
我抬頭，看見劉芳站在那兒，手里拎著兩樣東西，一箱牛奶，一兜子水果。她穿著件白襯衫，頭發扎得整整齊齊，像個正經上班的模樣。
“大伯。”她叫了一聲，聲音不大。
我沒應。低頭繼續磨刀，鐮刀在磨石上發出沙沙的聲響。
她站了會兒，自己推開院門走進來，把東西擱在老槐樹底下的石桌上。那石桌是秀蘭在的時候擺的，夏天我們倆在那兒吃飯，后來她不在了，我也很少往那兒坐。
“大伯，我有事跟你說。”劉芳站在我旁邊，兩只手交握著，指頭絞在一起。
我把鐮刀翻了個面，用水沖了沖刀刃，慢騰騰地說：“啥事？”
“我考上了縣里的事業單位，”她說，“下周政審，要走訪村里。”
我手上的動作頓了一下。也只是那么一下，又接著磨起來。
“大伯，政審的人會問村里人情況，”她的聲音低下去，帶著點討好的意思，“到時候要是問到你，你能不能幫我……”
我沒等她說完，就把鐮刀往地上一插，站起來。蹲得太久了，膝蓋吱嘎響了一聲。
“你考上單位，是好事。”我說，拍了拍手上的水。
“那大伯是答應幫我了？”她眼里亮了一下。
我沒看她，轉身往屋里走。走到門口才回了句：“政審是政審，我還能說啥。”
劉芳跟了兩步，又停住了。她大概想進來，又覺得不太合適。站在院里喊了一聲：“大伯，那謝謝你了。東西你留著吃，別壞了。”
我嗯了一聲。也沒說讓她走，也沒說讓她坐。
院里靜了一陣，我聽見她腳步聲響起來，慢慢走遠了。
等她走了，我才從門框邊探出半個身子。石桌上那箱奶和水果還擱在那兒，塑料袋被風吹得微微鼓起來，在空蕩蕩的院子里顯得格外扎眼。
十年前，她也來過這院子。那時候秀蘭還在。
不對，應該說，秀蘭剛走。
那天秀蘭入土第三天，我一個人坐在院里，啥也不想干，就看著天發呆。劉芳來了，穿著校服，背著書包，眼眶紅紅的。
她給我端了碗面，說：“大伯，嬸子走了，你吃點東西。”
那是我這些年來，對她最后的一點好印象。
后來，就沒了。
我慢慢走到石桌前，看了看那箱奶，伸手摸了一下。包裝盒上印著生產日期，最近的。是她特意買的新的。
我收回手。沒把東西往屋里搬。
夜里風大，院里那棵老槐樹嘩嘩響。我一個人坐在炕頭，燈也沒開。煙一根接一根地抽，煙頭在黑暗里一明一滅，像鬼火。
秀蘭當年總說我，抽這玩意有啥用。
我也不知道有啥用。可一個人待著的時候，手里總得拿點啥。
我把煙掐了，摸黑起來，走到柜子邊上。
柜子是用老榆木打的，漆都掉了好幾塊。拉開底下那層抽屜，里面壓著一個牛皮紙信封，封口疊著，沒粘死。
我沒打開。
只把手放在信封上，壓了一會兒。
信封底下，是一張疊得整整齊齊的紙。老式的，發黃的，上面還蓋著紅戳子。
月光從窗戶照進來，照著屋里頭。我坐在柜前的地上，背靠著木板。
抽屜開著，信封躺在里頭。
良久，我伸過手，把抽屜合上。鎖沒鎖，但那股子氣，像是鎖上了。
我說不清心里是啥滋味。就像是傷口結了痂，你又非要把它揭起來看看底下長好沒有。結果一看，還在流血。
她是我的親侄女。她爸是我親堂弟。
可有些事，不是一句“親戚”就能過得去的。
我躺回炕上，翻來覆去睡不著。院里那棵槐樹的影子，被月光拉得老長，從窗戶外頭映進來，跟一根根手指頭似的，張牙舞爪的。
政審。
她要的是我說句好話。
我沒說不好，也沒說好。
我只是想，等她真的需要那句話的時候，我嘴里會蹦出什么來。
連我自己都沒底。
01
十年前那陣子，天像是漏了個窟窿。
秀蘭是那年秋天開始不舒服的。一開始說吃不下飯，老吐，我以為是胃病，帶她去鎮上的診所看看，開了些藥片，吃了也不管用。后來瘦得厲害，臉上都沒肉了，顴骨往外凸著。村里的老李頭媳婦跟我說，老劉啊，你帶秀蘭去縣醫院查查吧，這瞧著不對勁。
我借了輛三輪車，騎著帶她去了縣醫院。
那天縣醫院走廊里全是人，我在門診室門口站了兩個多小時，才輪上。醫生問了幾句，開了一堆單子，抽血、拍片子、做B超，我拿著單子滿樓跑。秀蘭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臉色發白，還沖我笑，說沒事你別急。
報告出來的時候，醫生把我單獨叫進去。
“家屬？她的情況，需要馬上住院，不能拖。”
我問啥病。
醫生看了我一眼，說：“肝上長了東西，需要進一步確診。先交住院押金，五千。”
五千。
我那會兒兜里的錢加起來，不到八百塊。
從醫院出來，我推著三輪車走在路上，秀蘭坐在車上，問我：“醫生咋說？”我說沒事，就是炎癥，得住院打幾天針。她信了。
回家以后，我翻遍了家里所有的抽屜，存折、零錢罐、衣服兜，加在一起一千二。我又去找了幾個親戚，借了一圈，有的拿了兩三百，有的說手頭緊，我也不能說啥。
最后湊了三千。
還差兩千。
那個年代，兩千塊錢對我來說，那是天大的數。
我蹲在院里的老槐樹底下抽煙，一根接一根地抽。煙是兩塊五的，大前門，抽起來辣嗓子。秀蘭在屋里躺著，我聽見她咳嗽的聲音，悶悶的，像是從胸腔最深處傳出來的。
她一向身子硬朗，從嫁過來就沒見她生過啥大病。在地里能干一天活，回來還能給我做飯洗衣裳。村里誰不說我娶了個好媳婦，里里外外一把好手。
這才幾年，就垮了。
我越想越難受，手里的煙都掐斷了。站起身，往后山走。
后山是我們老劉家的林地，其實也沒幾棵像樣的樹，都是以前老人們種的，有榆樹、槐樹、松樹，雜七雜八的，長了幾十年，有些碗口粗。
我站在山上，看著那些樹。
一棵松樹，如果賣了，能值多少錢？
我不知道。但我認識一個人，鎮上開木材廠的趙麻子。他跟村里不少人收過樹，價錢我聽過，好的能賣到大幾百。
我看了半天，盯上了一棵老松。那樹長在山坡上，兩個人合抱那么粗，是老爺子在世時候種的。老爺子說，這樹留著，以后我老了能打棺材用。
可秀蘭的病不能拖。
我回了家，在院里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去鎮上找了趙麻子。
趙麻子四十多歲，滿臉麻子，說話大嗓門，人倒不壞。他抽著煙問我看上哪棵樹了。我說后山那棵老松，你給個價。趙麻子想了想，說八百。我知道不值這個數，那樹至少值一千二三。可我沒時間跟他討價還價，就說行，但得先給錢，我一個禮拜內把樹弄下來。
他也沒含糊，數了八百塊錢給我，嶄新的，十塊一張，厚厚一沓子。
我揣著錢，覺得心里像著了火。
那兩天我一個人上山，把樹砍了。山上的土坡滑，我一鎬一鎬地挖坑，一斧頭一斧頭地砍。手上磨得全是血泡，破了，又磨出新的。胳膊酸得抬不起來，腰疼得像斷了。
可我不敢停。
停一下，腦子里就全是秀蘭躺在床上的樣子。她那么瘦，那么難看，眼窩子都凹進去了。我不能讓她死。
樹倒下的時候，帶著一聲巨響，山上的鳥全飛了。我坐在樹干上喘粗氣，滿身大汗，手抖得厲害。
那時候我抬頭，看見山坡下頭遠遠的路上，有個穿校服的人影。
是劉芳。
她騎著自行車從山下過，車后座帶著書包，大概是放學回家。她往山上望了一眼，看見了倒在地上的松樹，也看見了我。
她停了一下。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也沒太在意。我一個五六十歲的人，砍自家山上的樹，天經地義的事。她看見了又能怎樣？
我繼續干活，把樹鋸成一段一段的，等著趙麻子派人來拉。
那天晚上回家，秀蘭精神好了些，還坐起來喝了半碗粥。我心里高興，想著錢差不多了，明天就去醫院交押金，讓她住院。
可第二天，事情就來了。
村支書領著兩個人站在我家門口，一個穿制服，一個戴著紅袖章。
穿制服的遞給我一張紙：“劉建國，有人舉報你私自砍伐樹木，跟我們走一趟，接受處理。”
我愣住了：“這是我自家的樹，我砍自家樹犯法？”
戴紅袖章的說：“你家的樹也不能隨便砍。要砍得報批，有指標。”
我說我老婆生病住院，急著用錢，實在沒辦法。村支書嘆了口氣，說老劉，這事我也幫不了你，程序上確實有問題。
他們要罰我錢。
我問罰多少。
穿制服的說：“按樹的價值，罰款兩千。另外，樹也得上繳。”
兩千。
我手里的錢，剛到手里，還沒捂熱，就全得交出去。
我求他們，說我老婆還在床上躺著，等著錢救命呢。能不能寬限幾天，等我安頓好媳婦，隨便怎么處理。
戴紅袖章的說原則問題，不能通融。
我蹲在地上，頭上青筋都蹦出來了。我想喊，想鬧，可我一個農民，跟穿著制服的人鬧，能鬧出啥結果來？
最后，交了罰款，樹也沒了。錢一分不剩，還欠了趙麻子一些說好話才擺平的麻煩。
我站在院里，渾身發冷。
那天秋風吹得緊，院子里的槐樹葉子嘩啦啦地往下掉，像天在哭。
秀蘭從屋里慢慢走出來，扶著門框，問我：“建國，出啥事了？”
我擠出一個笑：“沒事。咱明天就去醫院，我再想辦法。”
她看著我的臉，沒有說話。她大概是看出來什么了，她一向能看出來我有沒有說真話。
那天晚上，秀蘭又吐了。吐得昏天黑地，膽汁都吐出來了。
我抱著她，手不停地抖。
她靠在我懷里，忽然說了一句：“算了，建國，不治了。”
我沒回答。把她抱得更緊。
后來秀蘭還是走了。就在一個禮拜以后，病情惡化得太快，我沒來得及把她送進大醫院。
她走的那天傍晚，天邊的云燒得通紅，像滿山的火。
她最后一句話是說：“柜子里頭還有我攢的二百塊錢，你拿著用。”
我趴在床邊，離她最近的距離，哭得像個五歲的孩子。
她走了以后，我給她梳了一次頭。她的頭發都掉得快沒了，我一點一點地梳，從額頭一直梳到后腦勺。然后給她穿上她最喜歡的那件碎花衣裳。
那件衣裳還是結婚那年買的，洗了不知道多少回，顏色都洗淡了，領口的花邊磨得起了毛。
可我找不出更好的了。
我跪在她面前，握住她的手，冰涼冰涼的，瘦得只剩下骨頭。
“秀蘭，我欠你的。”我說。
我哭不出聲來，眼淚就那么淌，順著臉上的溝壑流進脖子里，冰涼冰涼的。
再后來，我聽說舉報我的人是誰。
有消息從村委會那邊傳過來。說那天放學路上看見我的那個學生，回到學校以后，跟班上的人說了。班主任又匯報給了教導處，教導處跟村里有聯系。
那段時間，村里正在評“植樹造林先進村”，每個村都要報材料，誰家砍了樹，可能就是給村里抹黑。
我聽完以后，沉默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提著酒，一個人坐在秀蘭墳前，喝了一整瓶。我對著那塊墓碑說了很多話，說了什么我記不大清了。大概是說我對不起她，沒能救她，也沒能留住那棵樹。
那棵樹，最后被拉到鎮上去了。
趙麻子后來跟我說，那樹挺好，打了六副棺材板。
我聽完，沒說話。
02
村委會那事過去以后，村子里傳開了。
有好事的跑來問我：“老劉，聽說你給人舉報了？”我不說話，抽我的煙。他們見我不接話，也就散了。可那股子風言風語，像秋天的草籽，沾上就抖不掉。
“劉芳那丫頭，報了，說是她看見的。”
“老師讓她寫個材料，她就寫了，遞上去了。”
“樹砍了就砍了唄，非得鬧那么大。”
這些話，有真，有假。我不知道哪句是實情，但我心里有桿秤。
我去過學校。站在校門口，沒進去。放學鈴響，學生們涌出來，劉芳混在人堆里頭，騎著自行車出來，看見我，愣了一下，低下頭，從我身邊過去了。
她沒叫我。
我也沒叫她。
回家的路是一條土路，兩邊是地，秋天的玉米稈子堆在田埂上，風吹得嘩嘩響。
我一步步走回去，腳上沾滿了泥。
那年冬天，我和劉芳一家就斷了來往。
她爸，也是我堂弟，劉根生，倒是來過一回。提了兩瓶酒，進門就坐下，不說話，光顧著抽煙。我給他倒了杯茶，他推過來，說不渴。
半天，他開口了：“哥，那事，芳子不懂事。”
我說：“沒事。”
他看著我，還想說什么，嘴張了張，又閉上了。臨走的時候，他拍了拍我肩膀，說：“哥，你別往心里去。”我沒說話，把門關上了。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喝了一瓶酒。酒是劉根生提來的，東北老白干，六十度，辣得嗓子疼。我喝了半瓶，頭痛，想吐。趴在桌上，不知道怎么就睡著了。夢里頭，秀蘭還活著，坐在院里擇菜，跟我說今晚吃白菜燉粉條。
我醒了，院里空蕩蕩的。
天還沒亮，外頭黑魆魆的。老槐樹上落著幾只鳥，嘰嘰喳喳的叫。
我坐起來，腦袋疼得要裂開。走到廚房，用冷水洗了把臉。
碗柜上還留著秀蘭當年用的碗，幾個豁了口子的粗瓷碗，疊在一起。我看了好久，把手伸過去，摸了最上面那個。碗沿上，還有一道淺淺的口子，是她摔碎過，又用膠粘上的。
我沒舍得扔。
我這個人，念舊。
可劉芳那檔子事，我忘不了。
后來，劉芳慢慢大了，考上高中，又考上了大學。村里人說起她，都夸這丫頭有出息，將來準能干大事。劉根生每次聽見這話，臉上就有光，笑得合不攏嘴。
只有我不說話。
也有老人勸我：“建國啊，都多少年了，算了吧。芳子那時候還是個學生娃子，不懂事，你別跟她計較。”
我不計較。
可不是不計較，就能翻篇的。
那年秋后，我一個人上山，在秀蘭墳前坐了一下午。山坡上的草黃了，風一吹，刷刷地響。墳頭長了些野草，我蹲下來拔。拔著拔著，手就停住了。
我想起來，秀蘭活著的時候，最愛干凈。院子天天掃，被子疊得整整齊齊，連灶臺都擦得發亮。
她要是知道，我因為一棵樹和她侄女鬧成這樣，她怕是要怪我。
可我也沒法子。
這世上的事，哪有那么清楚的？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對就是錯。有些事卡在中間，不上不下的，你就是想放，也放不下。
日子一天天過。
地里的莊稼一茬茬收，我的頭發一年比一年白。一個人住，一個人吃，一個人守著一間空蕩蕩的屋子。鄰居家的女人偶爾給我送碗餃子來，說是包的多了。我也不推，吃完了，把碗洗干凈還回去。
沒人跟我提劉芳的事。
我也從不主動問。
可每年過年，劉根生一家放鞭炮的聲音，從巷子那頭傳過來，噼里啪啦的。我就一個人坐在屋里，聽著那聲響，心里像是被什么東西壓著，喘不上氣。
有一回，大年初一，劉芳來拜年。
她穿著新衣裳，手里提著幾盒點心，進門就喊“大伯過年好”。我坐在炕上，嗯了一聲。她站在門口，笑容有一點點僵硬。我就那么看著她，沒讓她坐。
她就站了一會兒，放下東西，走了。
那幾盒點心我后來拆開吃了一塊，甜的，膩味。剩下的，我全扔了。
村里人說我心硬。
也許吧。
可只有我知道，心硬的人，不是沒有感覺，是感覺太多了，撐不住了，只能把它藏起來。
十年了。
那棵樹早就被做成棺材板埋在哪家的墳里了。
秀蘭的墳頭，長滿了草，一年比一年多。
我一個人活在這個世上，越來越像個影子。
那天劉芳又來，站在院里，說了政審的事。我答應幫忙，她也信了。
可她不知道，我晚上對著秀蘭的照片，抽了半宿的煙。
“秀蘭，”我說，“你說我該咋辦？”
照片上，她笑得淡淡的。
窗外，月亮掛在樹梢上，冷得像把刀子。
03
劉芳的腳步聲走遠了，院門沒關嚴，風灌進來，吹得堂屋門簾呼嗒呼嗒響。
我坐在門檻上，抽完第三根煙。
這根煙是前兩天趕集買的，五塊錢一包的紅金龍，味道嗆嗓子，但便宜。以前抽玉溪，秀蘭在的時候老罵我浪費錢，后來改抽這個，習慣了。
院子里的棗樹掉了一地葉子，掃也掃不凈。我拿腳搓搓地上的煙灰，搓出個黑印子來。
手機響了。
我看了看號，是村長劉滿倉。
“建國，到家沒？”劉滿倉問。
“嗯。”
“那啥，芳子的事你知道了？她考上縣里那個什么單位，明天政審的人要下來。村里這邊得先走一遍意見。”劉滿倉說話聲音挺大，旁邊有人說話，“我尋思著，芳子好歹是咱劉家的人，你當大伯的，到時候人家問起來，幫襯兩句。”
我沒吭聲。
劉滿倉那邊等了等，又說：“我知道你跟她爸這些年不來往，可孩子的前程是大事。你看著辦，啊？”
掛了電話，我把手機揣進褲兜里，站起來往屋里走。
堂屋柜子上擺著秀蘭的照片，玻璃框擦得挺亮，是她四十二歲那年去鎮上照相館拍的。那時候她病還沒查出來，穿件藍碎花布衫，頭發梳得齊整，嘴角壓著笑。
那晚她咳完一攤血，我背她去醫院，醫生說押金要交五千。
我借遍親戚，借來三千塊。還差兩千。
第二天晌午我扛著斧子上了后山，把那棵老松樹砍了。那棵樹是秀蘭嫁過來那年我們一起栽的，說起來二十多年了，我清楚記得她蹲在樹苗旁澆水的樣子。
樹倒下來的時候，揚了一地土。
趙麻子來拉樹，給了我八百塊。我說這樹少說值一千五，趙麻子說你去問問鎮上哪家木料鋪收這個價。
八百塊到手里，加上借來的三千，總共三千八。
離五千還差一千二。
我到醫院跟秀蘭說錢馬上湊夠，讓她再等等。秀蘭說算了，不治了。
我罵她，說凈胡說八道。
后來村里來人找我，說有人舉報我亂砍濫伐，要罰款兩千塊。
我家里那三千塊還沒焐熱，就要掏出去兩千。
我跪在地上給人磕頭，說這錢是救命錢，能不能寬限兩天。村里管事的說不行，這是鎮上林業站下的通知，不交錢要拘留。
我到現在都記得交完罰款那天，從村委會出來，看見劉芳她爸劉根生站在門口抽煙。我看見他就問，是不是他說出去的。
劉根生沒吭聲，低頭走了。
他是真沒說。可他那丫頭說了。
我用了三天才湊夠剩下的錢，等交上住院押金，秀蘭已經昏過去兩回了。醫生說她肺癌本來就到了晚期，這一耽誤……
我站在醫院走廊里，看著那張催費單子貼在墻上，白色的紙，黑字。
我挪到病房門口，秀蘭醒了，看著我笑，說：“建國的，你別愁，我沒事。”
她說話有氣無力的，嘴唇干得起皮。
我給她倒了杯水，拿勺子一口一口喂。
喂到第三勺的時候她咳起來，咳得整張臉漲紅，被子上都是血點子。
那晚她走了。
我把她拉回家，埋在后山的地里，墳頭正對著那棵老松樹的樹樁。
十年了，樹樁長滿了青苔，墳頭的草青了又黃。
劉芳那丫頭倒好，考上了，提著東西上門，笑盈盈喊我大伯。
我關上柜門，拿出火柴，又點了一根煙。
煙抽到一半，鄰居王大娘在院外喊我：“建國！明天政審的幾點來？滿倉讓我跟你說，讓你上午別出去。”
我從堂屋里應了一聲：“知道了。”
王大娘又說：“芳子那閨女可出息了，你能幫忙說說話就說說，到底是自家人。”
我沒接話。
王大娘站在院外等了一會兒，見我不吭聲，嘆了口氣走了。
腳步聲遠了我才抬頭，看見院墻上掛著那把銹跡斑斑的斧頭。砍完那棵樹后我就沒再用過它，一直掛在那里，風吹雨淋的。
我把煙頭摁滅在鞋底上，站起來走進里屋。
柜子還是那個老柜子，秀蘭嫁過來時陪送的，紅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白木茬。我打開柜門，最底下壓著一個牛皮紙信封，摸著鼓鼓囊囊的。
我沒打開，只是把它拿起來，在手里掂了掂。
外頭的風大了起來，吹得窗戶哐當響。
04
信封里的東西我閉著眼都知道是什么。
一張罰款收據，兩張借條，還有趙麻子寫的收樹證明。這些紙我翻過多少回了，邊角都磨毛了。
我把信封擱在膝蓋上，手指捏著邊沿。
窗外的風吹得院子里那棵棗樹嗚嗚響，掉下來的棗子砸在地面上，啪嗒啪嗒的。
我坐在床沿上，看著那張罰款收據上的日期。十年前的九月二十號，秀蘭是九月二十七號走的。
隔了七天。
那七天我跑了多少趟醫院，記不清了。只記得秀蘭后來說的那句話：“我快走了，你別花那個錢了。”
我沒聽她的。
柜子旁邊有個木頭匣子，是秀蘭活著的時候裝針線用的，后來我也拿來裝東西。匣子里頭除了幾根針，還有一張黑白照片，是她年輕時候的。
我把照片拿出來看了看，又放回去了。
第二天天剛亮，院外有人敲門。
我穿著秋衣去開門，劉芳站在門外，手里提著一個鼓囊囊的紅塑料袋。
“大伯，我買了點東西。”她說話客氣，往院子里探了探頭。
我沒讓開門口，她就那么站著，臉上掛著討好的笑。
“進來吧。”我說。
她進來后把塑料袋放在堂屋的方桌上，從里頭拿出兩瓶酒，一條煙，還有一兜子水果。東西擺了一桌子，她退開兩步，搓了搓手。
“大伯，明天的事……”
“我知道。”我坐在桌邊，沒看那些東西。
她絞著手指，站在那張秀蘭的遺照旁邊，身子縮著，像怕碰著什么似的。
“村長都跟我說了。”我又補了一句。
劉芳連連點頭，從口袋里掏出一個紅包，擱在桌子上，壓在煙盒下面。
“大伯，這是我的一點心意。”
我看了那個紅包一眼，鼓鼓囊囊的，少說也有一千塊。
“你拿回去。”我說。
“大伯，我沒別的意思，就是想謝……”
“我說拿回去。”我聲音不大，但語氣沉。
劉芳臉上的笑僵了僵，她伸手去拿紅包，手指頭有點抖，紅包拿起來的時候碰著了煙盒，煙盒歪了歪，她趕緊扶正。
“那……那我明天一早過來，政審的人九點到。”她說著往后退了兩步，“大伯，我先走了。”
我沒送她。
她走到院門口，回頭看了一眼，想說什么，沒說出口。
門關上了。
我在桌邊坐了很久，看著那兩瓶酒。酒是好酒，五糧液，一瓶得幾百塊。
那丫頭是真舍得。
我把酒和煙收起來，擱進柜子里，跟那個牛皮紙信封放在一處。水果我拿了一個橘子，剝開吃了一口，酸的。
扔也不是，吃也不是。
下午的時候劉根生來了。
他站在院門口，沒進來，就隔著門喊了一聲：“哥。”
我走出來，看著他。
他比十年前老多了，頭發白了大半，背也駝了，穿件灰布夾克，袖口磨得發亮。
“有事？”我問。
“沒……沒啥事。”他掏出煙來遞給我一根，我沒接，他就自己叼上，打火機打了好幾下才點著，“芳子那事，多照應。”
我說：“看情況。”
他抽了兩口煙，低著頭，像是有話說，張了張嘴又合上了。最后他把煙掐了，說了句“那我走了”，轉身就往村口走。
我看著他的背影，知道他心里是有愧的。
那年的事，他后來應該是知道了。
可知道又怎樣，秀蘭回不來了。
天黑之前我去了趟后山。
山上的路不好走，野草沒過膝蓋，露水打濕了褲腿。我爬到半山腰，站在那個樹樁跟前。
十年前的鋸口還在，邊上的樹皮已經長進來不少，把鋸口包住了大半。樹樁周遭長滿了小樹苗，胳膊粗，兩米多高，不知道是多少輩的樹了。
秀蘭的墳就在上面五十米的地方。
我沒上去，就在樹樁邊蹲了一會兒，掏出煙來抽。
山風涼了，吹得脖頸子發緊。
回到家我燒了壺水，泡了杯茶，坐在堂屋里喝。電視機開著，放著我不愛看的電視劇，我就那么坐著，一杯接一杯地喝。
喝完第三杯茶，我走進里屋，打開柜子。
牛皮紙信封還在。
我把它拿出來，擱在枕頭底下，然后躺下睡覺。
一夜沒怎么合眼。
05
早上七點，劉芳就來了。
她換了身新衣裳，白襯衫黑褲子，頭發扎得利利索索，臉上還化了點淡妝。站在院子里，整個人看著挺精神。
“大伯，吃了沒？我帶了包子。”她從塑料袋里掏出兩個熱包子。
“吃過了。”我撒了謊。
劉芳沒多問，把包子放在桌上，從隨身的帆布包里翻出一個檔案袋，“大伯，這是政審的材料，趙科長說要到村里走訪幾家，您這一戶排在最后頭。”
我點了點頭。
八點半的時候村長劉滿倉來了，一進門就笑呵呵的，“芳子來這么早？緊張不？”
劉芳笑了笑：“有點。”
“沒事，走走形式，你成績在那擺著，誰也說不了啥。”劉滿倉看了看我，“建國，等會兒趙科長來，你在家等著就行。”
“嗯。”
九點剛過，一輛黑色桑塔納停在村委會門口。
趙科長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男人，戴眼鏡，穿深藍色夾克，手里拎著公文包。旁邊還跟了個年輕人，二十出頭，瘦高個，手里拿著記錄本。
村長陪著他們走訪了幾家，到我家的時候已經快十一點了。
趙科長進門先看了看院子，又看了看堂屋，點了點頭。
“劉師傅，請問您跟劉芳是什么關系？”趙科長在椅子上坐下，拿出筆和筆記本。
“我是她大伯。”我坐在對面。
“劉芳的直系親屬您都了解嗎？”
“她爸劉根生，在村里種地。她媽張翠花，在家養豬。”
“村里對這孩子的評價怎么樣？”
趙科長的問題問得很細，從小時候到上學，從家庭狀況到鄰里關系，一個一個，問了大半個小時。
“總體來說是不錯的，”趙科長翻著本子，“成績好，有上進心，村里人評價也高。”
我點了點頭。
“那您作為長輩，對劉芳是否有額外的看法？可以說是建議，也可以提需要注意的地方。”
趙科長看著我，鋼筆擱在本子上。
我張了張嘴，感覺喉嚨里像堵了團棉花。
劉芳站在門口，背挺得筆直，眼睛盯著地面，兩只手絞在一起。
屋里靜下來，能聽見墻上掛鐘的滴答聲。
我端起桌上的杯子喝了口水，水是涼的，灌進喉嚨里，激得我打了個寒顫。
“這孩子……”
我說了三個字，又停下了。
趙科長等了一會兒，沒催。
門外的風把棗樹葉子吹得沙沙響，有一片葉子從門縫里鉆進來，貼著地面打了幾個轉，停在趙科長的鞋邊。
“這孩子從小愛撒謊，連自家親戚都坑。”
話一出口，空氣像是凝固了。
劉芳猛地抬起頭，臉上的血色一瞬間褪盡，眼睛瞪得大大的。
趙科長看了我一眼，手里的筆停了。
“劉師傅，您能說具體一點嗎？”
“具體的，你們可以去村委查，十年前的事，有記錄的。”
趙科長沉默了幾秒，在本子上寫了幾個字，然后合上本子，站起來。
“好的，我們會核實。”
劉芳站在門口，嘴唇哆嗦著，想說什么，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趙科長走到門口，回頭看了我一眼，微微點了點頭，帶著那個年輕人走了。
院子里只剩下我和劉芳。
她站在那里，肩膀一抽一抽的，眼淚順著臉頰往下淌。
“大伯……”
我沒看她，轉身走進屋里，帶上了門。
外頭傳來劉芳的哭腔：“大伯，你為什么要這樣對我！”
我沒回答。
站在堂屋里，透過門縫看見她蹲在院子里，抱著膝蓋哭得渾身發抖。
我轉過身，走進里屋，從枕頭底下摸出那個牛皮紙信封。
十年了，這個信封我終于派上了用場。
我把信封拆開，從里頭倒出那些紙來，一張一張擺在床上。罰款收據的字跡已經模糊了，借條上的鋼筆字也淡了，只有趙麻子的那張收樹證明還算清楚。
我拿起那張罰款收據，手指摩挲著紙面。
紙是發的，脆的，邊角裂了口子。
我把收據折好，放回信封里，然后又拿起那張借條。
三千塊，借的劉滿倉，賬還清了，借條卻一直沒撕。
當年要不是這三千塊，我連罰款都交不起。
門外的哭聲漸漸小了。
我聽見腳步聲，然后是院門開關的聲音。
她走了。
我坐在床沿上，把那些紙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它們放回信封里，塞進柜子最深處。
我對著墻上秀蘭的照片說：“我替咱們討回來了。”
話音剛落，眼淚就下來了。
我抹了把臉，站起來去外屋倒水喝，路過院子的時候看見劉芳掉在地上的那個檔案袋。里面裝的政審材料被風吹得散了開來，有幾頁紙貼著臺階滾到水洼里，濕透了。
我沒撿。
蹲在門檻上，我掏出煙來點了一根，風吹得煙霧直往眼睛里鉆。
天陰了，眼看著要下雨。
沒過多久，劉滿倉的電話打了過來。
我盯著屏幕看了半天，沒接。
電話停了，又響。還是他。
我知道他要說什么。政審不是閑聊天，趙科長那支筆落下去，劉芳這幾年的書、她家里湊的錢、她跑前跑后求來的機會，八成都要斷在我這句話上。
可我也知道，斷掉的東西，不是今天才有的。
十年前，也有人這樣把我的路斷過。
我抽完了那根煙，把煙頭摁滅在鞋底上。站起來的時候腿有點麻，扶著門框站了一會兒才緩過來。
屋里的照片還掛在墻上，秀蘭還是那樣淡淡笑著。
我不敢再看她。
因為我分不清，我今天說出口的，到底是替她討回公道，還是把自己也拖進了更深的泥里。
院門外忽然傳來劉芳的哭聲，隔著風，像刀刮在門板上。
“大伯，你為什么非要毀了我？”
我手一抖，差點把杯子摔了。
柜子最深處，那個牛皮紙信封安安靜靜躺著，像一塊壓了十年的石頭。
我知道，只要它還在，這事就沒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