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重慶大轟炸》（重慶出版社）、《中國抗戰大后方歷史文化叢書·英雄之城》、《重慶市防空志》（1994年版）、《解放大西南》、《劉伯承回憶錄》、百度百科"重慶大轟炸"詞條、百度百科"西南戰役"詞條、重慶市檔案館"重慶大轟炸"檔案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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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1949年11月30日的清晨，重慶朝天門碼頭邊的江水依舊東流，長江與嘉陵江在這里交匯，浪聲輕拍著石岸，一如往年。但這一天，從南紀門、儲奇門方向傳來的腳步聲，宣告了一個舊時代的終結。
人民解放軍第11軍與第47軍，在這一天分別從朝天門、南紀門和儲奇門方向開進重慶城區。城里沒有巷戰，沒有炮火，沒有久守堅城的負隅頑抗。
這座曾被無數人視為西南屏障的山城，在解放軍的攻勢抵近之后，守軍近乎一哄而散——蔣介石已在前一天凌晨登上飛機，飛往成都。
把時間倒撥十年，這座城市所經歷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命運。
1938年12月25日下午，日本陸軍第1飛行團團長寺倉正三在漢口向第60戰隊下達命令，定下了"攻擊重慶市街、震撼敵政權、挫敗敵續戰意志"的作戰目標。
次日，22架中島97式轟炸機騰空而起，將戰火帶向了大山深處的這座城市。此后六年有余，日本陸軍航空隊與海軍航空隊輪番上陣，動用了九六式攻擊機、九七式重型轟炸機、零式戰斗機，出動飛機9513架次，投彈超過21593枚。
然而，重慶沒有倒下。
同一座城，同一片山，同一條大江。抗戰時期，日本飛機炸了六年半拿不下來；內戰末期，解放軍推進三十天便宣告解放。兩段歷史放在一起，是一道讓無數后人反復追問的謎題。
要讀懂這個問題，必須從這座城市的山川形勢說起，從那些落在瓦礫上的炸彈說起，從那些在廢墟里重新開張的茶攤說起，再到十年之后，那支被包圍在南川山地、一夜之間瓦解的國民黨軍隊說起。
【一】1937年：一道遷都令，重慶從邊陲城市變成戰爭中樞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此后兩個月，上海在淞滬會戰的炮火中幾乎被打成一片平地，國民黨軍在華東的精銳消耗殆盡，南京隨之陷入危局。
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正式對外發布"遷都重慶宣言"。重慶，這座嘉陵江邊的內陸山城，從此成了戰時中國的政治、軍事、外交中樞，史稱"陪都"。
這個選擇，有其清晰的地理邏輯。
重慶地處四川盆地的東部出口，長江與嘉陵江在此交匯，城區三面臨水，主城半島形勢如刀鋒，地勢高低起伏，道路曲折迂回。
從湖北方向進入四川，必須穿越大巴山、秦嶺等重疊的山脈屏障；從北面南下，須過漢中盆地，越米倉山；從東面西進，須穿巫峽、過奉節，沿長江峽谷逆流而上。
每一條入川的道路，對于攜帶重型武器的軍隊來說，都是極為漫長而艱辛的補給噩夢。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地理條件，日本陸軍大本營在1938年底攻陷武漢之后，進行了一次冷靜的戰略評估，結論是：日本陸軍沒有能力沿長江溯流而上、穿越三峽天險、打穿四川山地防線、攻占重慶。四川盆地的縱深過大，山川障礙過多，任何地面部隊在此長途行軍，補給線都將被拉斷至極限，后勤將成為不可克服的致命弱點。
既然打不進去，日本大本營另辟蹊徑——從天上打。
1938年12月2日，日本天皇裕仁下達"大陸命第241號"，明確指示華中方面軍以武漢為基地，整理機場，對重慶"由空中入侵，對敵軍戰略中樞加以攻擊，同時進行空中殲滅戰"。這道命令，拉開了此后六年有余、綿延整個全面抗戰期間的重慶大轟炸序幕。
與此同時，隨著國民政府的遷都，大批人口、機關、工礦企業、學校和文化機構潮水般涌入重慶。
全國各地的工商界人士、淪陷區的難民、奔赴后方的學者、文藝人士，讓這座原本人口有限的內陸城市在短短一兩年內急劇膨脹。人口的高度聚集，使得重慶對于日本戰略轟炸而言，成了一個極具"價值"的打擊目標。
當時的重慶，舊城區限于重慶半島，三面臨江，市區呈狹長三角形。下半城自朝天門至南紀門一帶，是繁華的商業區；上半城自通遠門向東，沿嘉陵江一帶展開，面積約為下半城三倍。
整個城區地勢高低錯落，石板路在山坡上蜿蜒，吊腳樓沿江崖而建。這樣的地形，固然給轟炸瞄準帶來了一定的困難，但也讓密集的人口無處疏散，在戰略轟炸中暴露于極大的危險之中。
就在遷都令發布后的這段時間里，重慶的大街小巷熱鬧而忙碌。各路人馬匯聚，南腔北調交織，茶館里的生意比以往好了不少。只是沒有人知道，這種熱鬧，很快就要被另一種聲音所打斷——那是防空警報的長鳴。
【二】1938年至1941年：日本六年轟炸，重慶被炸成什么樣子
1938年12月26日，日軍第60戰隊的22架中島97式轟炸機從漢口起飛，向西南方向飛去。這是日本陸軍航空隊對重慶城區發動的第一次正式轟炸。
然而，重慶當時正值隆冬，濃霧籠罩山城，飛機根本找不準投彈目標，草草扔完炸彈后無功而返。
這次失敗，揭示了一個讓日本飛行員頭疼多年的現實難題：四川盆地的氣候，一年當中只有5月到10月前后能見度相對較好，其余時間大霧頻繁，轟炸機在云層中很難鎖定目標。而重慶的山地地形，更是讓精確瞄準難上加難。
寺倉正三據此建議，等到次年4、5月天氣好轉之后再全力出擊。
1939年1月15日，日轟炸機29架、偵察機3架對重慶發動空襲，被中國空軍第4大隊起飛12架戰機迎戰，在高炮配合下擊落1架日機，另有4架敵機中彈受傷。此時日本轟炸機編隊體積大、機動性差，又缺乏遠程戰斗機全程護航，損失率并不低。
真正的大規模轟炸，從1939年5月開始。
1939年5月3日上午9時，日本海軍航空隊第2聯隊的45架九六式攻擊機從漢口起飛，以密集隊形突入重慶上空。
轟炸歷時1小時50分鐘，重點打擊了商業區和人口密集居住區。3991人當場遇難，2323人受傷，損毀建筑物4889棟，約20萬人無家可歸。連英國、法國等各國駐華使館、外國教會，乃至日本盟友德國大使館，也未能在這場無差別轟炸中幸免于難。
次日，5月4日，27架日機再次空襲，廣泛使用燃燒彈，市區2000余幢房屋被毀，市民死亡2648人。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五三、五四"大轟炸。兩天之內，重慶市中心被大火燒成廢墟，商業街道殘垣斷壁，瓦礫中死尸橫陳。
據史料描述，炸后的陪都街頭，樹枝上掛著被氣浪掀飛的破衣、斷肢，血跡斑斑，目不忍睹。
1939年全年，日機共出動865架次，分34次轟炸重慶，投彈1897枚，炸毀房屋4757幢，炸死市民5247人，炸傷4196人。中國空軍實施防空作戰85次，擊落日機30架，自身也損失戰機54架。
進入1940年，情況進一步惡化。
1940年5月13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與日本海軍中國方面艦隊司令部達成《陸海軍中央協定》，將這次更大規模的轟炸行動定名為"101號作戰"。
其參戰兵力包括偵察機21架、戰斗機66架、中型攻擊機144架、重型轟炸機66架，共297架，從漢口、孝感、運城等基地多路出擊。這是世界戰爭史上當時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略轟炸計劃，日本軍方公開叫囂要"把重慶夷為平地"。
1940年5月18日，"101號作戰"正式啟動。日機出動54架飛機轟炸白市驛機場、梁山機場和重慶市區，試圖首先徹底摧毀中國空軍的攔截能力。此后數日，轟炸連續不斷。6月，日機轟炸達到白熱化程度，在13天內出動飛機超過1370架次，投彈3300余枚，平均每天襲渝機數達105架次、投彈250余枚。
8月19日、20日兩天，是"101號作戰"的頂峰。日軍出動近300架次，連續三次、八批對重慶主城實施地毯式轟炸，投下近千枚炸彈和新型凝固汽油彈。
大田灣、兩路口、和平路、望龍門商業場等繁華地段被炸得千瘡百孔，整個市區主要街道化為焦土，焚毀大小街巷30余條，上萬市民無家可歸。
同年9月13日，日軍轟炸機36架在30架零式戰斗機護航下襲擊重慶。中國空軍第四大隊長鄭少愚率第3大隊和第4大隊伊-15、伊-16戰斗機34架迎戰，在壁山上空與日機遭遇。
零式戰斗機以其超出伊-15和伊-16的速度和機動性，給中國空軍造成了極為慘烈的損失：13架飛機被擊落，11架被擊傷，10名飛行員壯烈犧牲，8名飛行員負傷。這一天，被稱為"黑色星期五"。
到了1941年，轟炸繼續推進，并釀成了整個重慶大轟炸期間死亡人數最多、最為慘痛的一次人為災難。
1941年6月5日，傍晚18時18分，重慶城區空襲警報大作。
24架日機分三批，經湖北宜都、松滋等地突然夜襲重慶，在上清寺、中三路、兩路口、大田灣、黃家埡口、觀音巖、神仙洞、七星崗、通遠門、巴縣中學、南岸彈子石、玄壇廟以及江北等地投下爆炸彈82枚、燃燒彈13枚，轟炸持續達5小時9分鐘，直到23時27分才解除警報。
那一夜，較場口防空隧道里，發生了讓后世永遠無法遺忘的"六五大隧道慘案"。
這條位于重慶市中區十八梯石灰市路口附近的大隧道，分十八梯、演武廳、石灰市三個出入口，正常容量約4384人，超常時最多容納6555人。
然而那一夜，上萬名來不及疏散的市民從三個洞口一擁而入。隧道寬僅兩米，高約兩米，沒有足夠的通風設備——按計劃安裝的電動通風機因軍政部驗收程序未完成而閑置未用，壁上掛著的油燈是唯一的光源。
隨著轟炸時間一再延長，洞內氧氣急劇減少，二氧化碳濃度持續上升。壁上的油燈一盞一盞地熄滅，黑暗中人們開始感到呼吸困難、頭暈目眩。嬰兒和兒童率先開始哭叫，隨后引發了整個洞內的混亂。
人群爭相涌向出口，但隧道的鐵門設計為由內向外開合，越是向外擠，閘門越是無法打開。洞外負責守衛的防護團接到命令是在警報未解除前一律不得開門，在多次致電防空副司令胡伯翰請示之后，仍未獲準允許人員出洞。
黑暗中，踩踏、窒息同時發生。無數人在那一夜倒在了這條本應保護他們的隧道里。
慘案發生后，時任重慶市市長吳國楨親赴現場，其后在報告中記述道："洞內之難民手持足壓，團擠在一堆。前排腳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動，其后層層排壓，有已昏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號而不能動者，傷心慘目，令人不可卒睹。"
僅僅是把洞內尸體運出，就花費了整整5天時間。
死亡人數的記錄因統計來源不同而存在出入。防空司令部最初發布公告稱死亡461人；蔣介石命令組成的"大隧道窒息慘案審查委員會"調查后認定死亡992人；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向行政院報告為1115人；而多名幸存者及地方史料則采用"近萬人"之說。
1985年出版的《重慶抗戰紀事》記載："六月五日發生了'重慶大隧道慘案'，近萬人在洞中窒息。"這一天，連同黃河花園口決堤、長沙文夕大火，并稱為抗戰時期中國三大慘案之一。
六年零十個月，重慶大轟炸始終沒有停歇。
從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這五年半時間里，據檔案不完全統計，日機共出動飛機5732架，對以戰時首都重慶市行政區域為核心、包括巴縣、江北、北碚等環重慶周邊各縣（局）在內的地區，共實施轟炸130次，投爆炸彈15968枚、燃燒彈2210枚，炸死重慶市民10808人，炸傷11837人，損毀房屋14408棟又46596間。
據另一口徑統計，在整個大轟炸期間，日機空襲重慶共達218次，出動飛機9513架次，投彈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傷14100人，炸毀房屋17608幢，30所學校被炸，全市財產損失約合法幣100億元（按1937年市值計算）。
這座城市被打成了什么樣子？據史料描述，重慶渝中區20余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上，曾在單日之內燃起16處大火，有的大火連燒3日無法撲滅。
1941年8月8日至16日，重慶上空曾連續7日、每天不超過6小時間歇地鳴響防空警報。整個市區的繁華商業區幾乎被夷平，平民居住區、學校、醫院、外國使領館無一幸免。
但重慶沒有屈服。
【三】日本的戰略邏輯為何徹底失敗
六年轟炸，日本人究竟想要什么？
答案其實并不復雜。日本大本營從一開始就清楚，地面部隊打不進四川，于是把所有賭注都押在了航空轟炸上，認為只要把重慶炸爛，把國民政府的精神意志炸垮，蔣介石就會坐到談判桌前，接受日本開出的條件。
這套思路，在軍事史上叫做"戰略轟炸"，其核心假設是：對城市平民進行大規模破壞，能夠從精神上瓦解對方的抵抗意志。
然而這套假設，在重慶徹底落空了。
日本人沒有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是地形與氣候。重慶冬季大霧，視線極差，春秋多云，能夠有效出擊的窗口，一年當中充其量只有5月到10月前后的五六個月。
而即便在這段相對晴朗的時節，重慶的山地地形依然讓精確轟炸困難重重，大量炸彈落在非預定目標上。日本陸軍航空兵在轟炸重慶初期的幾次出擊，幾乎都是草草投彈、無功而返。
日本人沒有想到的第二個問題，是來自外部的援助。1938年10月，蘇聯航空志愿隊進駐重慶，開始攔截日本轟炸機編隊。蘇聯志愿航空隊在華共組建了5個大隊，參加志愿隊的累計共有3665人，其中飛行員1091名，大部分是參加過西班牙內戰的老兵。
志愿隊除承擔攔截任務外，還主動出擊，對日本轟炸機的駐扎機場實施奇襲。1939年10月3日，蘇聯志愿隊以9架SB-3轟炸機對漢口機場發動突擊，炸毀日軍各式戰機至少50架，并造成第一聯合航空隊司令冢原二四三中將重傷，一舉打亂了日軍秋季轟炸計劃。
1941年日蘇簽訂中立條約后，蘇聯援助撤出，美國飛虎隊隨后填補了這一位置，繼續為重慶防空提供支援。
日本人沒有想到的第三個問題，也是最根本的一個，是重慶人的反應方式。
日本人的預設是：炸彈落下來，平民死傷，恐慌蔓延，最終迫使政府屈服。然而在重慶，情形恰恰相反。
轟炸期間，重慶流傳著一首民謠："任你兇，任你炸，格老子我就是不怕；任你炸，任你惡，格老子豁上命出脫！"這首帶著四川方言的歌謠，把當時那種倔強、粗糲的抵抗精神表達得一覽無余。
龜兒子
龜兒子
龜兒子
龜兒子
空襲結束后，自來水公司和電力公司的工人不等警報解除便奔赴災區，搶修被炸斷的水電線路；商販收拾起瓦礫，第二天照舊出攤；學校在廢墟旁邊搭起簡易課堂，繼續上課；工廠在轟炸間歇里搶修機器，趕緊恢復生產。
1941年"六五"大隧道慘案發生后，重慶市民在市中心修建了一座七丈七尺的高塔，取名"精神堡壘"，以此宣示"萬眾一心，抗戰到底，驅逐倭寇，還我河山"的意志不可動搖。
日本轟炸機投下的每一枚炸彈，都在客觀上加劇著整個城市對外來侵略的仇恨，卻沒有產生任何讓這座城市妥協的效果。
到了1941年9月，日本陸軍第三飛行集團團長遠藤三郎少將在親赴重慶上空視察轟炸效果之后，向上級提出了"重慶爆擊無用論"，認為持續的戰略轟炸除了制造平民傷亡、損壞與西方國家的關系之外，并未達成任何實質性的戰略目標。
這一觀點在陸軍高層引發了重視，后續的轟炸規模隨之逐步收縮。
從戰略層面而言，日本的重慶轟炸，是一場建立在錯誤假設之上的戰略行動。它高估了轟炸對士氣的打擊效果，低估了防守一方在有強烈民族危機感條件下的韌性，更沒有在地面部隊無法配合的情況下找到真正決定勝負的方式。
【四】十年之后，同一座重慶，守軍換了一批，結局卻天翻地覆
時間來到1949年。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國進入了國共內戰的最后階段。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但西南地區尚未解放。
8月24日，蔣介石由廣州飛抵重慶，公開宣示要將重慶打造成新的抵抗中心，"再負起支持作戰艱苦無比之使命"。
國民政府在重慶周邊的軍事部署，紙面上看頗具規模。
宋希濂的川湘鄂部隊8個軍約10余萬人，沿巴東、恩施、咸豐、五峰、大庸、吉首一線布下前進陣地，構成屏障川東門戶的第一道防線；孫震的川鄂邊區部隊3個軍約4萬人，駐守忠縣、豐都、萬縣、云陽、奉節、巫山等地，控扼長江沿岸；胡宗南的川陜甘部隊13個軍約20萬人，依托秦嶺、大巴山把守北方入川要道；
張群統轄的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更是匯聚了多個兵團共計數十萬人馬。合計起來，駐守西南的國民黨軍隊總計近百萬之眾。
山還是那些山，江還是那條江，地形天險似乎一如既往。
然而，當1949年11月1日川黔戰役打響后，這副看似嚴密的防御體系，在短短三十天內，像一座沒有根基的沙堡，在解放軍的進攻面前轟然崩塌。
第二野戰軍以大迂回、大包圍的戰略，繞開了蔣介石認為不可能突破的方向，從湘西、鄂西一路插向貴州，于11月15日解放貴陽，11月21日攻占遵義，切斷了川東國民黨軍隊向云南、廣西方向撤退的所有退路。
宋希濂精心布置的三道川東防線，被逐一擊穿。11月28日，第3兵團主力和第47軍將宋希濂部第20、第15兵團3萬余人殲滅于南川以北，宋希濂本人亦于此役被俘。至此，重慶以南已無險可守，重慶城區直接暴露在解放軍的兵鋒之下。
11月29日，蔣介石在重慶的白市驛機場登上飛機，飛往成都。
11月30日，解放軍第47軍從朝天門、第11軍從南紀門、儲奇門、南坪方向攻入重慶市區。
同樣是這座重慶，同樣是大山大水的屏障，日本飛機炸了六年半拿不下來，解放軍打了三十天便宣告解放，兩者結局的天壤之別，藏著一個任何軍事教科書都繞不開的答案，而當這個答案最終浮出水面時，所有人都驚訝地意識到，決定重慶命運的，從來都不是山川形勢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