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凌晨三點的重癥醫學科（ICU）病房，白熾燈的光透著一種毫無溫度的慘白。空氣中彌漫著消毒水混合著某種難以言說的沉重氣味，呼吸機規律的“嘶嘶”聲和監護儀偶爾發出的“滴滴”聲，構成了這里永恒的底噪。
第三床的病床前，站著三個人。他們沒有像其他病人家屬那樣穿著探視服、在規定時間內匆匆抹淚，他們穿著白大褂，胸牌上無一例外地印著“主任醫師”的字樣。
躺在病床上的是七十歲的林國華，三天前，這位退休的中學物理教師在晨練時突發大面積腦干出血，被救護車緊急送往這座城市最大的三甲醫院。巧合，或者說不幸的是，他的三個子女，全都在這家醫院工作，并且都是各自領域的頂尖專家。
大兒子林健，心血管內科主任醫師；二女兒林慧，腫瘤內科主任醫師；小兒子林銳，正是這個ICU科室的主任醫師。
林銳站在父親的床尾，目光死死盯著呼吸機的屏幕。作為ICU的主任，他每天都在看這些波形圖，氣道壓、潮氣量、氧濃度。
但那天，那些原本代表著生命維系指標的波形，在他眼里變成了一把把鈍刀，每一根線條的起伏都在切割著他的神經。
父親的臉龐已經因為持續的靜脈補液和器官功能衰竭而變得浮腫，原本清瘦的面頰失去了原有的輪廓。一根粗大的氣管插管從他的口腔深入氣道，膠布將管子死死固定在他的嘴唇和臉頰上，嘴角甚至因為長時間的壓迫滲出了一絲血跡。
林健站在床的左側，手指無意識地搭在父親的手腕上。盡管監護儀上清楚地顯示著心率和血壓，作為心內科醫生的他，依然習慣性地去觸摸脈搏。
那脈搏微弱、快促，像是一根即將崩斷的弦。他知道，這僅僅是因為大劑量的去甲腎上腺素和多巴胺在強行維持著血管的張力，一旦停藥，那條綠色的心電波形會在幾分鐘內變成一條直線。
林慧站在右側，眼眶通紅，但沒有眼淚掉下來。在腫瘤科，她見慣了生離死別，見慣了那些被疾病折磨得骨瘦如柴的軀體，她每天都在和病人家屬談話，告訴他們什么時候該積極治療，什么時候該轉向舒緩醫療，讓病人少受痛苦。
可是當躺在這里的人變成那個從小給她扎辮子、省吃儉用供她讀完醫學博士的父親時，她發現自己平日里那些清晰的邏輯和悲憫的說辭，統統化為了大腦里的一團亂麻。
“老林的情況，你們心里都有數。”打破沉默的是ICU的副主任陳醫生，他是林銳的副手，也是多年的老同學。面對那三位全院聞名的主任，陳醫生沒有用任何委婉的詞匯，因為在頂級專家面前，任何粉飾都是多余的。
“腦干出血量太大，破入腦室。入院時格拉斯哥昏迷評分就只有3分，腦干反射全部消失。”陳醫生手里拿著最新的CT片子和化驗單，聲音壓得很低，“現在是第三天，瞳孔已經散大固定，自主呼吸完全沒有了。腎功能也在惡化，無尿已經超過十二個小時了。”
病房里再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靜。
林健松開了搭在父親手腕上的手，那只手冰涼，指端已經因為微循環障礙泛出隱隱的青紫色。
他轉過頭，看著窗外濃重的夜色，聲音沙啞得不像話：“如果上CRRT（連續腎臟替代療法）呢？把毒素排一排，心肺負荷能減輕一點。”
陳醫生還沒說話，林銳先開了口：“哥，沒用的。上血透不過是再多插一根粗管子，多維持幾天機器上的數字罷了。腦干的損傷是不可逆的，腦死亡的進程已經不可避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