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的人，更容易離婚嗎？

作者：郝立 西南政法大學經濟學院 講師

如果你在深夜刷短視頻，多半見過這樣的畫面：

年輕人擠在狹小的集體宿舍，趁著夜班間隙和老家的配偶匆匆視頻幾句，幾句寒暄之后便只剩沉默；也有人獨自在異鄉街邊簡單解決晚飯，文案寫著自己在外掙錢養家，另一半留在家照看老人和孩子。這些視頻的評論區往往分成兩派——一派說"為了生活不容易"，另一派說"這樣分著過，遲早要出問題"。

"出問題"當然不只是網友的隨口一說。在過去四十年間，中國的流動人口從1982年的不到700萬飆升至2020年的3.76億。當超過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在城市與故鄉之間遷徙，他們的婚姻也在經歷一場潛移默化的改變。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當一對夫妻被地理距離拉開，他們的婚姻到底會發生什么？

流動人口的婚姻圖景

改革開放以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釋放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1984年小城鎮的戶籍制度改革拉開了人口大規模流動的序幕；2001年加入WTO后，中國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迅速增長。土地制度改革、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戶籍制度的松動共同推動了中國從"鄉土中國"向"遷徙中國"的轉變。

外賣員穿梭于大街小巷，建筑工忙碌在腳手架間，教師跨越省份奔赴講臺，醫護人員異地守護健康，考研學子挑燈夜讀，還有無數北漂、滬漂在都市中拼搏奮斗……流動人口，其實離我們很近。那么流動人口他們的婚姻圖景是怎樣的？我們一起通過觀察其離婚率的變化來look look吧。

由于粗離婚率會受到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并非是測量離婚最好的指標，那么哪些指標可以更好反映出流動人口的離婚水平呢？有研究首先計算流動人口中離婚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下圖可見，從2000年-2017年，流動人口中離婚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呈現波動上升的趨勢。從2000年的1%上升至2012年的2.88%，2013年降低至1.86%，隨后又開始上升，2017年達到接近3%的水平。

與粗離婚率類似，離婚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亦會受到人口性別、年齡結構的影響，通常情況下，當一個社會或地區中的成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越大，該比例會越高。相比之下，離婚人口占已婚人口比例這個指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更為準確地反映出一個社會中離婚的普遍程度（於嘉等，2020），因此研究也分別測算了本地人口與流動人口中離婚人口占已婚人口的比例（郝立，2025）。在2010年以后，隨著中國流動人口規模急劇擴大，流動人口中離婚狀態人口所占比例迅速上升，從2010年的2.06%增加到2017年的4.25%，并在2015年反超本地人口中離婚人口所占比例，且近年來二者的差距逐漸加大。

誰的婚姻更容易被流動"撼動"？

圖3：流動人口與本地人口離婚風險：多維對比（2017）

圖源：WorkBuddy初步生成+人工修改

數據來源：CGSS 2017/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

①先看性別——一個驚人的反轉。

在本地人口中，男性的離婚比例始終高于女性。但在流動人口中，2008年之后形勢完全逆轉：流動女性的離婚比例急劇上升，2017年達到5.1%，不僅是流動男性（3.32%）的1.5倍，也是所有人群中離婚比例最高的群體。

這背后是深刻的結構性變化。流動女性進城務工后，經濟收入增加，在婚姻中有了話語權；城市里開放的文化環境也讓她們接觸到更平等的性別觀念。當"有能力離婚"和"敢于離婚"同時發生，數據自然就有了這樣的走向。離婚正在成為女性賦權的一個重要表征——它固然意味著一段關系的結束，但也意味著一個人不再困在一段不幸的婚姻里。

②再看城鄉——城市流動人口離婚的增長速度最驚人。

城市人口的離婚所占比例本來就高于農村，但城市流動人口離婚所占比例從2000年的2.05%飆升到2017年的5.72%，是所有群體里增長最快的。有趣的是，農村本地人口的離婚比例從2000年的0.92%到2017年的1.87%，漲幅要溫和得多。傳統的宗族文化、"家本位"觀念，在農村仍然是一道相當有效的"防火墻"。

③年齡——低齡青年流動人口離婚比例迅速增加，離婚峰值年齡在提前。

2005年以前，20歲到29歲的離婚比例占比較小，小于1%，隨著流動人口年齡的增大，離婚比例逐漸增加，40-50歲之間的離婚比例最大，達到2%左右，50歲之后開始，流動人口離婚比例開始逐漸降低。 到了2017年，離婚峰值年齡已經前移到35-39歲。25-29歲流動人口的離婚占比從2005年的0.45%升至2017年的2.27%，30-34歲更是從1.07%升到3.57%——增長了約3倍。而且，中青年流動女性的離婚比例普遍遠高于同齡男性，2017年35-39歲流動女性的離婚占比高達12.16%，同齡流動男性僅為4.82%。

④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較低的流動人口離婚比例不斷上升

受教育程度越低的流動人口，離婚的所占比例在不斷上升越高——小學學歷的流動人口離婚占比從2000年的0.94%升至2017年的3.37%，而且始終高于同等學歷的本地人口。這些處于社會底層的流動者，承受著最大的生存壓力，當婚姻再疊加經濟困境，婚姻產生裂痕就成了大概率事件。

⑤最后看地域——一張清晰的"離婚地圖"。

攤開地圖，流動人口離婚比例呈現出鮮明的"北高南低、西高東低"格局。東北三省高居前列，西藏、新疆、重慶、四川、貴州等西部省市緊隨其后，而廣東、福建、安徽、江蘇等東部和中部省份則明顯偏低。東北的高離婚率與其高城市化率和人口流動性有關，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受獨特婚姻文化影響，而東南沿海強大的宗族傳統——"離婚不只是兩個人的事，是兩個家族的事"——仍然在起作用。

流動為什么會讓婚姻變"脆"？

① 距離拉長了，溝通少了

兩地分居，不是每天視頻就能解決。孩子生病、老人住院、家里裝修、經濟壓力……很多事情只能一個人承擔。夫妻長期兩地分居，溝通減少、沖突增多、信任慢慢透支。留守的一方要獨自照顧老人和孩子，外出務工的一方在陌生的城市獨自打拼——雙方都在承受壓力，卻缺少共同面對和消化的機會。

圖2：電視劇《玫瑰的故事》劇照

這種"持續的脆弱+不斷累積的壓力+適應能力的不足"會一點一點侵蝕婚姻的根基，這正是經典的"脆弱-壓力-適應理論"（Karney，1995）所揭示的規律。

② 城市越大，選擇越多

來到陌生城市，工作圈、朋友圈、社交圈全部重新建立。新的社會關系，也意味著新的婚姻市場。一個農村青年進城打工之后，TA的"擇偶池"就不再是方圓十幾里的村子了——城市的再婚市場更大，婚姻搜尋成本更低，遇到"更合適"對象的概率自然更高。在經濟學看來，配偶的替代性提高了，婚姻這個"合同"的交易成本就降低了——這是經典的"婚姻市場理論"在流動人口身上的具體表現。

③ 熟人社會→陌生人社會，規范的約束力在減弱

鄉土社會里"離婚是兩家人的事"——七大姑八大姨、宗族長輩一句話能勸退一半的沖動。但流動之后，原有的家族網絡被切斷了，傳統道德約束力被大大削弱（羅小峰，2020）。城市里自由開放的文化環境潛移默化地重塑了婚戀觀，對離婚的容忍度也更高了。

什么能"守住"一段婚姻？

第一個：經濟收入

經濟收入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補償流動對婚姻的沖擊。一方外出務工雖然造成了空間分離，但如果寄回家的錢明顯改善了家庭生活——孩子的學費有了著落、老人的醫藥費不再發愁、房子翻新了——留守的一方會感受到外出者的擔當。這印證了"新遷移經濟學"的核心觀點：遷移不是一個人的冒險，而是一個家庭為規避風險、追求整體福利最大化而做出的理性安排。

第二個：家庭和孩子

在中國語境下，這個字的分量尤其重。子女數量越多、家庭觀念越強，流動對離婚風險的沖擊就越被削弱。孩子是夫妻共同的"投資"和"黏合劑"，"家和萬事興"的老話在數據中得到了驗證。費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早就說過：孩子為夫婦創造了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希望和共同的前途——這句話在流動的中國依然有效。

圖4：電視劇《小巷人家》劇照

但有一個因素值得警惕：社交

研究發現，隨著流動人口社會交往的增加、對流入地融入程度的加深，離婚風險可能會進一步提高。圈子大了，替代性選擇多了，價值觀念也更開放了。所以有時候，反而是那些"不認識幾個人"的流動者，婚姻穩定性更高。

遷移過程中的離婚具有“現代性”和“弱勢性”雙重屬性。在遷移過程中，離婚受到現代社會文化觀念的影響，是個體現代性增長的表現，反映出更加開放的社會中個人特別是女性掙脫父權社會的約束，甚至還成為社會進步的表現。同時，流動中個體的離婚也反映出部分弱勢群體受到制度的限制，難以對家庭福利和家庭發展提供保護，并帶來婚姻質量的下降、造成婚姻解體。

其實，流動本身并不會必然導致婚姻破裂，它只是改變了婚姻運行的社會環境，進而可能會提高離婚的風險。婚姻穩定性最終仍取決于家庭資源、性別分工、社會支持，以及夫妻雙方如何共同應對流動帶來的挑戰。

有人說：以前的婚姻靠責任，現在的婚姻靠感情。其實，流動時代的婚姻，既需要感情，也需要共同面對變化的能力。真正影響一段關系的，不是坐上哪一趟高鐵，而是在每一次分別之后，兩個人是否還能朝著同一個方向走。

說到底，每一段在漂泊中維系的婚姻，都是一個正在經歷中國式現代化的家庭。它們的命運，不僅關乎3.76億人，也關乎我們如何定義這個時代的"好生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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