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資本論》(馬克思)、《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百度百科"資本主義""福利國家""1929年大蕭條""2008年金融危機"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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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9月,德國漢堡,一部厚重的書悄然出版了。
寫這本書的人,叫卡爾·馬克思。
這本書,叫《資本論》第一卷。
彼時的歐洲,工廠的煙囪日夜不停地冒著黑煙。
倫敦東區的紡紗廠里,一個十歲出頭的孩子站在轟鳴的機器旁,已經站了整整十三個小時。
他的鞋底磨穿了,腳趾直接踩在冰冷的石板地上。廠房里沒有窗戶,空氣里彌漫著棉絮和煤灰的氣味。
監工走過來,用皮鞭在地上抽了一聲響,孩子打了個激靈,重新動了起來。
馬克思走訪了無數這樣的工廠和工人聚居區,把看到的一切,連同幾十年的研究,一起壓進了《資本論》。
書里,他做出了一個判斷——資本主義,因其自身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終將走向滅亡。
這個判斷落地之后,歷史像是真的在配合他走。
1917年11月,俄國爆發十月革命;1949年10月,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古巴、越南、東歐……社會主義的版圖,在二十世紀中葉擴展到了地球相當大的一部分。
然而,時間走到今天,資本主義不僅沒有倒下,還在全球大多數地區繼續運轉著。
根據瑞士信貸2021年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依然掌握著約45%的全球財富,這條馬克思一百五十年前就指出的裂縫,非但沒有愈合,反而持續加深。
那些親歷了這一切演變的人,留下了一些對話,當后人重新翻出這些記錄,才發現歷史的走向,遠比任何人預料的都要曲折得多,也沉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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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克思真正說了什么
1844年,馬克思在巴黎。
他當時二十六歲,住在一間租來的小屋里,窗外是塞納河,河面上飄著薄薄的晨霧。
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從曼徹斯特專程趕來看他,兩人在一張窄小的書桌旁坐了整整十天,幾乎沒有出過門。
恩格斯把他在曼徹斯特工廠區親眼目睹的事,一件件告訴馬克思。
"那些工人,"恩格斯說,"住在棉紡廠旁邊的地下室里。一間屋子,七八個人,連床都沒有,就睡在稻草上。孩子從五六歲起就進廠,工廠主說,這是在給他們一條出路,讓他們不至于挨餓。可實際上,那些孩子進去之后,很多都活不到成年。"
馬克思聽著,用手指有節律地敲著桌面,沒有立刻說話。窗外的塞納河依然靜靜地流著,像什么都沒有發生過。
過了很久,馬克思才開口:"問題不在于某個工廠主好不好,也不在于他有沒有良心。問題在于,這套制度讓工廠主不得不這樣做。他如果不壓低工資,他的競爭對手就會壓低工資,然后把他擠垮。所以不是道德問題,是制度的必然產物。只要這套制度還在,這件事就會一直發生,換誰來當工廠主都一樣。"
恩格斯問:"那出路在哪里?"
馬克思把手從桌上收回來,說:"要從根子上動。不是換幾個人,是換一套制度。"
這段對話,后來成為馬克思思想的一個重要起點。他在隨后二十余年的研究里,把這個直覺發展成了一套系統的理論體系,最終凝結為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
馬克思分析的核心,是一個他稱之為"基本矛盾"的東西:生產的過程,是由千千萬萬的工人共同完成的,是高度社會化的協作;但工廠、機器、土地這些生產資料,卻掌握在少數私人手里,生產成果被少數人占有。
這兩件事天然對立,不可調和。這個矛盾,會持續制造產能過剩、有效需求不足、貧富兩極分化,并周期性地以經濟危機的形式集中暴露出來。
但馬克思同時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里,留下了一段至關重要的表述,大意是: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
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這段話,在后來漫長的歷史傳播中,被很多人有意無意地略去了。
人們記住了"滅亡"兩個字,卻忘記了馬克思同時說過,這是一個需要物質條件成熟的極其漫長的歷史過程,可能需要幾代人,可能需要幾十代人。
1867年秋天,《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后,馬克思收到了大量來信。
其中一封,來自一個在曼徹斯特工廠做工頭的工人,名叫約翰·沃茨。
沃茨在信里寫道:"我讀了您的書,我明白您說的矛盾是真實存在的。但我想問您,這個制度,要到什么時候才會結束?我已經四十五歲了,我等不了太久。我的孩子們,他們還要在這里面活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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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在回信里,沒有給出一個具體的年份。他寫道:"歷史的進程,不是按照個人的愿望來計時的。資本主義還有很大的空間,它會在這個空間里掙扎很長時間。但方向,是確定的。您問要等多久,這個問題,我沒有辦法給您一個讓您滿意的答案。"
沃茨等到七十歲,資本主義依然在運轉。
他的孫子輩,等到了俄國革命。
他的曾孫輩,親歷了二十世紀中葉社會主義版圖的擴張。
而他的玄孫輩,又親眼目睹了蘇聯的解體。
歷史從來不按照個人的等待來計時。
從1867年到1900年之間,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了多次周期性經濟危機。
1873年5月,維也納股市崩盤,隨即引發了波及歐美的長期蕭條,史稱"第一次大蕭條",持續時間超過二十年。
1893年,美國再次爆發嚴重的金融恐慌,大量銀行倒閉,鐵路公司破產,失業工人涌上街頭。
每一次危機到來的時候,工人們都會聚集在街頭,舉著牌子,喊著口號,要求縮短工時、提高工資、改善條件。
有時候,他們得到了一些讓步;有時候,警察和軍隊把他們驅散。
然后,危機過去了,工廠重新開工,一切又回到原來的軌道上。
但每一次危機,都在歷史深處積累著某種東西。那種東西,在1929年,以一種讓所有人都無法回避的方式,徹底爆發出來。
在那之前,一個曼徹斯特的工廠工人湯姆·里夫斯,在1898年的一篇日記里寫道:"我今年三十二歲,進工廠已經二十年了。我不知道這輩子還能改變什么,但我知道,這件事是不對的。我說不清楚哪里不對,就是知道不對。也許有一天,有人能說清楚。"
馬克思說清楚了。
但把他說清楚的那件事,真正帶進歷史現實的,是接下來發生的一連串事件,而每一件事,都遠比任何人預料的代價更大,也更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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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9年:資本主義第一次大規模自我修補
1929年10月24日,紐約,華爾街。
股票交易所里,電報機的打印聲已經追不上報價下跌的速度。
走廊里的人們拿著一張張紙條,看了又看,然后把紙條握在手里,站在原地,不知道該往哪里走。
一個叫查爾斯·米切爾的銀行家站在交易所的走廊盡頭,臉色鐵青。
他是美國國家城市銀行的總裁,在這一天之前,他是華爾街最有權勢的人之一。
他的助手拿著一張最新報價單走過來,沒有開口,只是把那張紙遞給了他。
米切爾看了一眼,把紙攥在手里,久久沒有松開。
那一天,被后人稱為"黑色星期四",美國股市在數小時內蒸發了約140億美元的市值。但這只是開始。
在隨后的三年里,美國銀行體系出現了大規模崩潰,到1933年,全美約有9000家銀行倒閉,大量儲戶的存款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工業產值下降了約三分之一,失業率攀升至約25%,全國約有1300萬人處于失業狀態。
城市里,失業工人在各地自發搭建起簡陋的棚戶區,時人管這些地方叫"胡佛村"。
農村的情形同樣慘烈。
農產品價格暴跌,農場主發現把糧食運到市場上去賣,運費比賣價還高,于是有人在田間放火燒掉了莊稼,有人把牛奶倒進了路邊的溝里。
同一時刻,城市里有人在為一碗湯而排隊等候數小時。
產能過剩與有效需求不足同時并存——這正是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描述過的那幅圖景。
危機很快蔓延到了歐洲。德國的失業人數在1932年超過600萬,約占全部勞動力的三分之一。
柏林,1932年冬天。
一個叫漢斯·法拉達的德國作家,在這一年走遍了柏林的失業工人聚居區,走進了一個又一個氣味沉悶的公寓樓道,和一個又一個等在樓梯口的男人說話。他在日記里記錄了其中一段對話。
他問一個失業工人:"你上一次工作是什么時候?"
那個男人想了想,說:"兩年前。我在一家印刷廠,做了十一年,然后他們說不需要我了。"
法拉達問:"你現在每天做什么?"
男人說:"早上起來去領救濟,然后回來坐著。有時候和鄰居說說話,有時候不說。"
"你不去找工作嗎?"
男人抬起頭看了他一眼,說:"你知道現在有多少人在找工作嗎?"
法拉達沒有再追問。
他后來把這些經歷寫進了1932年出版的小說《小人物,你怎么辦》,這本書在出版后數周內賣出了數十萬冊,成為那個時代德國社會的一面鏡子。
而那個時代德國的政治走向,在這本書出版后的一年里,已經開始顯現出后來人所熟知的那種危險的輪廓。
1933年3月4日,華盛頓,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國會大廈宣誓就任美國總統。
在就職演說中,羅斯福說:"我們唯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臺下是數以萬計的人群,他們中有很多人已經失業超過一年。
就職演說結束后,羅斯福回到白宮,召集他的核心顧問團隊開會。
他對顧問們說:"我們現在面對的,不只是一次經濟危機。我們面對的,是整個制度的信用危機。如果我們不能證明這套制度有能力解決它自己制造的問題,那就會有另一套制度來替代它,而那套制度在歐洲已經出現了,德國和意大利都在那條路上。"
他的顧問哈里·霍普金斯問:"那我們該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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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說:"政府得出手。市場解決不了的,政府來解決。這件事,我們沒有退路。"
隨后,一系列被統稱為"新政"的經濟政策相繼出臺:聯邦政府撥款興建公路、水壩、學校等公共工程,為大量失業工人提供直接的工作崗位;1933年,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成立,為儲戶存款提供國家背書的保險,防止銀行擠兌的恐慌再次蔓延;1935年,勞工關系法通過,正式確認了工人組建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權利;同年,社會保障法通過,建立了聯邦層面的養老保險制度。
支撐這套政策的理論依據,主要來自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1935年,凱恩斯專程給羅斯福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寫道:"您正在為全世界做一個實驗。如果您成功了,您將為每一個掙扎于經濟困境中的民主國家指出一條出路。如果您失敗了,我們將在世界各地面臨更多的獨裁。我希望您能成功,不只是為了美國,也為了所有還相信另一條路是可能的人。"
羅斯福收到這封信后,在辦公室里讀了很久。
他對他的顧問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說:"這個英國人說的話,比我的很多顧問說的都要清楚。我們不是在為美國做一個實驗,我們是在為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做一個實驗。它能不能在不推翻自身的情況下,解決它自己制造的問題——我們現在就是在給這個問題找答案。"
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里,系統論證了政府干預經濟的必要性:市場存在內在缺陷,在需求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單靠市場的自我調節無法走出蕭條,政府必須主動擴大財政支出,用公共需求來填補私人需求的缺口。
新政之后,西方主流經濟政策的基本框架,就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純粹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在1929年之后,實際上已經成為歷史。
但僅僅是政府干預市場,還不足以解釋資本主義為何能在二十世紀后半葉維持相對漫長的穩定期。
更大規模的制度性變革,要等到二戰結束之后才會到來,而那些變革的代價和局限,同樣在那個時候被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