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詐騙為何屢禁不止？

近日，北京一名七旬老人在養生館理療消費高達70萬元，積蓄掏空后被誘導典當金鐲子，引發社會關注。警方循線追查，揭開一條涉案上千萬元的養老詐騙鏈條，30余人被刑拘，受害老人超百人。

類似的案件在廣州、成都等地接連破獲，“神藥”實為食品，成本低廉卻以數百倍價格賣給老人。

據統計，2025年以來全國養生館投訴量激增，虛假宣傳、誘導消費成重災區。

騙子套路高度標準化：先在公園、小區以免費禮品誘騙老人，用“干兒子”“干女兒”身份填補情感空缺；再通過“偽專家”、偽造報告制造健康焦慮；最后高價推銷所謂“神藥”，直至榨干老人積蓄。

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立案偵辦養老詐騙刑事案件4.1萬余起，單案涉案金額最高破百億元。專家指出，詐騙屢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會照護體系缺位。

許多老人被騙，不是因為“貪小便宜”，而是渴望被關心、害怕拖累子女。

當家庭情感支持不足、社區服務難以觸達，騙子便用噓寒問暖填補了這份空白。

專家呼吁，加快構建“照護型社會”，從源頭解決老人的情感與健康需求，才能真正守護他們的晚年安寧。

1.養老詐騙為何屢禁不止？

一個事實是，現在中國家庭的養老契約正在經歷解體。

傳統意義上，養老是一份以血緣為擔保的“跨期金融安排”。父母年輕時撫養子女，投入時間、金錢、情感；年老時，子女以贍養作為回報。這份安排沒有書面合同，但有著強大的宗族倫理、鄰里輿論和代際共居模式作為執行保障。

一位農村老人曾對我說：“我把一輩子都給了娃，他們不會不管我的。”這種篤定，就是那份契約的信用評級。

過去四十年，這份契約的執行環境發生了劇烈變化。

城市化將子女從家鄉抽離，獨生子女政策使家庭結構從“多對一”逆轉為“一對多”，家政服務的市場化讓“孝心外包”成為可能。

民政部數據顯示，全國空巢老人占老年人口比例已達59.7%，獨居老人超過1.2億。

物理距離還只是一個層面，心理距離的拉大更值得關注，浙江大學的研究表明，近七成獨居老人每周與子女的“深度有效溝通”不足三次。

契約的執行成本急劇上升，但契約的條款從未被重新談判。

父母還在按老規矩期待回報，子女卻在新的生存壓力下無力履約，這種結構性緊張，構成了養老詐騙的第一層溫床。

詐騙團伙敏感地嗅到了這個真空。

他們扮演的角色，是一類非法“做市商”，也就是在崩潰中的家庭契約旁邊，開設了一個影子市場。北京郝某案中，犯罪團伙注冊生物科技公司，冒充醫學專家，將普通食品包裝為“特效治療藥”，十年間累計詐騙2900余萬元。

沈陽李某案更為典型，該團伙搭建完整公司架構，前端銷售團隊深入社區獲客，中端“親情專員”負責日常情感維護，后端有實體醫院作為信任背書，十年吸收資金12億元，涉及5000余名參與者，其中95%是60歲以上老人。

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都是騙子們接住了家庭契約中“脫落”的那部分責任。

子女給不了的情感陪伴，騙子給；子女無法提供的日常健康管理，騙子來；子女承受不起的經濟壓力，騙子承諾一次性解決。

老人支付的每一筆錢，本質上是在購買一個“無負擔子女未來”的承諾。

當正規的家庭養老契約不再被信任時，非正規的影子市場就自動生成。

這跟金融市場的規律高度一致，信息不對稱、信任缺失、契約執行成本過高，會迅速催生出一批信息中介、信用中介，其中的害群之馬，就演變成了詐騙者。

養老詐騙的滋生，不能只歸因于個體的道德敗壞，它是系統性社會風險在個體身上的集中爆發。

2.“不拖累子女”？被標上價格的中國式親情

在中國式養老詐騙中，最核心的話術不是“能治病”，不是“高收益”，而是一句反復出現的承諾：這樣就不用拖累孩子了。

這句話的力量，直接穿透了老人的心理防線。

我在調研中看到一個細節，其實很多老人并不是真的相信保健品能治愈癌癥，也不完全相信那些投資項目年化20%的承諾，但“不拖累子女”這個說法，讓他們的理性防線瞬間松動。

一位被騙光70萬元養老金的七旬老人說：“他們說用了這個套餐，身體好了，就不用孩子請假來照顧我了。我就是怕拖累孩子。”她的話里沒有憤怒，只有愧疚。

這又何嘗不是“損失厭惡”的典型？不同的是，老人厭惡的不是自己的損失，而是子女的損失。

他們將自己視為家庭資產負債表上的一項“潛在負債”，任何可能讓子女“花錢、花時間、花精力”的風險，都成為他們拼命想要對沖的對象。

我曾嘗試用“代償性利他消費”這個概念來描述這種購買動機。

老人在做出購買決定的瞬間，最大的效用滿足不是來自于產品本身，而是來自于“我為孩子減輕了負擔”這個認知。騙子話術完美激活了這種自我犧牲式的心理滿足。

這一刻，理性審查機制被更強大的情感力量覆蓋，騙子不是“騙”過了老人的理智，而是繞過了理智，直奔情感中樞。

我看過一篇論文，里面的實證研究也提供了側面印證。

研究者在分析10270份樣本后發現，老人被騙的主要機制是“個體異質性”，即一組相對穩定的內在特質決定了其易感性，而不是被騙后的情緒波動。

這組特質包括什么？我認為，中國父母那種內化到骨子里的“不添麻煩”的倫理自覺，就是最典型的一個。

它如此穩定，以至于騙子可以像分析金融數據一樣，精確地將其納入定價模型。

騙子話術的精妙之處，在于構建了一個完整的“虛擬定價模型”。

第一步，制造“基本面恐慌”，夸大健康風險，拉高子女未來照護成本的預期波動。

第二步，注入“流動性幻覺”，宣稱產品能一次性解決所有風險，買斷未來的麻煩。

第三步，進行“愛之貼現”，將所有未來可能發生的負擔，貼現為當下的價格。

老人支付的高溢價，是“情感恐慌溢價”，是父母之愛在信息不對稱中的貼現值。

每一次成交，都是在這份虛構的“期權合約”上簽字。

老人以為自己是用現在的錢，鎖定未來子女的照護成本，確保他們不會因自己而受損。這份合約天然無法兌付，但它寄托著中國父母最后的體面、最后的掌控感、最后能為孩子做的事。

3.“越陷越深”的陷阱，重復被害的背后

另外，有數據顯示，在有被騙經歷的老年人中，重復被害者僅占全部樣本的2.84%，但他們遭受的詐騙事件卻占到全部詐騙事件的50.03%。

被害次數每增加一次，再次被害的風險幾乎翻倍。

這不是“記吃不記打”可以解釋的。

我設計了一個三層的陷阱模型專門研究這個，發現第一層是認知失調，第二層是騙子設計的展期機制，第三層是家庭內部的指責式溝通，而這三層，則共同構成了一個讓老人不斷加倉的“自我強化循環”。

第一層，認知失調的自我保護。

承認自己被騙，對老人來說，不只是承認一次判斷失誤，更是在否定一份飽含愛意的決定。

一位受害者家屬提到，他母親被騙買了三萬元保健品后，他拿著產品成分表一條條解釋給她聽，她沉默很久后說了一句話：“我知道可能沒用，但萬一有用呢？”這句話里的“萬一”，就是在為愛尋找合理性。

當“對子女的愛”和“可能被騙”這兩個認知發生沖突時，大腦會主動調低后者的權重，甚至反向強化前者。

越是被質疑，越要證明自己沒錯。

這不是頑固，這是人類認知系統的自我防御。

第二層，騙子的展期機制。

詐騙團伙有一個正規企業很少具備的能力：售后維穩。

他們會叮囑老人“別跟孩子說，年輕人不懂”，會定期打電話問候、上門探訪。

當老人對產品效果產生懷疑時，他們會說“療程不夠”“加這個套餐效果好”。這個機制的厲害之處在于，它讓老人覺得自己不是在填一個無底洞，而是在為一個即將到來的好結果而努力。

每一步投入都在確認前一步的正確，這就是經典的“沉沒成本效應”。

騙子不是心理學專家，但他們的實踐已經摸透了這門課。

第三層，家庭的指責式溝通。

我見過太多這樣的場景，子女得知老人被騙后，第一反應是憤怒——“跟你說了多少次不要信！”

這句話里有關心，但老人接收到的信息是，你老了，你糊涂了，你的判斷力不行了。

對于一個一輩子當家作主的老人，這是對他尊嚴的根本否定。

騙子那邊給的，恰恰是尊重、理解、被需要的感覺。

兩相對比，老人會選擇誰繼續留在自己的生活里？這幾乎不用猶豫。

當然，我無意將責任推給子女，大多數子女并非不孝順，他們只是被夾在工作和養育下一代的巨大壓力中無力喘息，指責子女“不常回家看看”，跟指責老人“貪小便宜”一樣輕浮。

真正需要明確的，是當家庭已經無法獨自承擔養老的情感照護功能時，社會為什么沒有及時補位？社區養老服務站有牌子沒服務，心理咨詢體系幾乎不觸達老人，常態化的關愛隨訪大多流于形式。如果正規的公共支持缺席，那子女的偶爾探訪就成了老人的唯一情感供給，這根弦繃得太緊了，騙子輕輕一撥，就斷了。

4.出路必然在“照護”上

所以，在我看來，治標靠反詐，治本則靠照護。

“照護型社會”這個概念，是盤古智庫老齡社會研究院首席專家梁春曉在第四屆中國老齡社會峰會上提出的。他認為，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傳統基于家庭的養老體系逐漸解體，構建面向全社會的照護體系變得尤為重要。

西班牙照護經濟學專家杜蘭進一步指出，構建照護型社會需要完成認知層面的根本轉向，承認照護是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核心基礎之一，通過制度設計實現照護責任的社會化共擔。

無可否認，日本的經驗某種程度上確實為我們提供了參照。

2000年，日本實施介護保險制度，所有40歲以上居民強制參保，65歲以上老人可按需申請居家照護、機構照護、康復訓練、認知癥干預等全場景服務。

這一制度的核心價值在于老人不必完全依賴子女，也不必自己到市場上甄別服務，基本照護需求的可及性與可信度獲得了制度保障。

雖然日本的介護保險也面臨財政壓力、人力短缺等問題，但它的社會化共擔、社區化落地、精細化服務的架構，正是照護型社會的核心內涵。

我們現在需要做的，不是簡單照搬日本的制度框架，而是要知道一個更具體的問題，那就是怎么讓老人不再需要向騙子購買“心安”？

從金融替代的角度看，正規金融機構應當開發真正適配老年群體的養老理財產品。

現在的養老金融產品普遍存在門檻較高、條款復雜、講解缺失的問題。

老人聽不懂，就不敢買；即使買了，也總覺得不踏實。

相比之下，騙子那邊的“項目”規則簡單直白，投多少、返多少，現場還能參觀實體基地。這種“看得見、摸得著”的體驗，在老人心里反而更像“靠譜”。

因此，金融機構要做的，是把復雜的產品翻譯成老人能理解的語言，把條款講透，把服務跟上，用正規的確定性去置換非法期權中的虛幻承諾。

從社區服務的角度呢？我認為社區應當成為照護體系的第一道防線，而不是一塊掛滿牌子的空地。照護下沉到社區，意味著日間照料、慢病管理、康復訓練、心理疏導都成為老人步行可及的服務，社區社工定期探訪獨居、高齡老人，不是慰問式的“送溫暖”，它應該要建立穩定的信任關系，當老人能從社區獲得持續的健康咨詢和情感支持，騙子的“情感圍獵”就失去了土壤。

世界衛生組織在《聯合國健康老齡化十年中期報告》中明確提到，整合健康與社會照護的連續體系是各國必須推進的轉型方向。

社區，是這個連續體最關鍵的樞紐。

那么，最重要的家庭方面，則需要轉變養老溝通方式了。這不僅是說話方式的改變，更是在重新簽訂一份平等的、當代的家庭養老契約，子女愿意以合伙人的姿態與父母討論養老、健康、投資問題，那老人就不再需要獨自承擔決策的壓力，也就不會被“不拖累孩子”的執念推到騙局里去，很多時候，一句“媽，我們一起研究研究”，比任何反詐宣傳都管用。

最后，對養老服務、康養旅游、養老金融、保健品等重點領域，規范市場秩序、清理無資質機構、整治虛假宣傳需要持續推進，這件事的意義不只是打擊犯罪，更是在降低老人的甄別成本，當市場環境凈化到一定程度，騙子的包裝成本就會升高，逆向選擇的動力就會減弱。

這一系列的動作串聯起來的，既是對養老詐騙的一種解釋，也是對我們這個時代養老困境的一次巡禮。

騙子為父母的愛標上了最昂貴的價碼，社會的任務是讓這份愛不再需要被任何人定價，如果每一個老人都能在熟悉的社區獲得可信的健康照護，能和子女平等地談論養老安排，能從正規渠道買到適配的金融服務，那張騙子開具的虛假“期權合約”自然無人問津。

這需要時間，需要制度建設的耐心，需要各方力量的持續投入。

但方向是清楚的，那便是構建一個讓老年人可以安心老去、不被愛所挾持的未來，是對養老詐騙最徹底的釜底抽薪。

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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