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代理校長麗貝卡·布朗就校方未能在支持巴勒斯坦營地活動期間保護猶太裔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心理安全表示道歉。在澳大利亞“反猶主義與社會凝聚力皇家委員會”聽證會上,澳大拉西亞猶太學生聯合會代理律師加比·克拉夫蒂資深大律師在交叉詢問中問布朗,是否愿意代表學校作出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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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說:“所有猶太裔學生和教職員工,以及他們的同事和朋友,都絕對有權在我們的校園里感到安全、受到尊重并被傾聽。”她說:“很抱歉他們沒有獲得這樣的感受。只要我還擔任代理校長,我就承諾會做得更好。”
布朗于去年年底出任代理校長,但在營地活動發生時,她擔任教務長,是學校級別最高的學術負責人。相關營地從2024年4月持續到8月。本周,委員會聽取了有關澳大利亞多所大學營地活動的證詞。證詞稱,營地中的反以色列和反猶太復國主義口號令猶太裔學生和教職員工感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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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學生利亞特的證詞。她本周一告訴委員會,自己曾被罵作“殺嬰者”和“種族滅絕支持者”。克拉夫蒂提到,校方在2024年7月、即營地活動接近尾聲時委托進行的一份風險評估認定,相關活動存在“較高的社會心理傷害風險”。布朗表示,學校已推出新政策,以降低社會心理風險并應對反猶主義。
她說:“目前還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了我們的培訓……仍有更多工作要做,但這項工作已經開始了。”巴勒斯坦倡議網絡律師亞西爾·巴克里問布朗,她是否同意猶太裔教職員工和學生反對這些營地的存在。他問:“他們不希望看到這些營地,是嗎?”布朗回答:“是的。”巴克里隨后問營地是否和平結束,布朗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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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死者證明爭議。周四稍早時候,聽證會還聽取了一起個案:一名大學生因親屬在加沙被以色列國防軍打死而申請考試延期,卻被要求提供死者證明。在交叉詢問中,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代理教務長瓊·利奇表示,她此前并不知道此事。巴克里說,這名學生因悲痛請求延長作業期限,但其導師要求其提供親屬死亡證明。
利奇表示,自己對這件事毫不知情,但同意這名工作人員的回應不恰當,也缺乏同理心。利奇還被問及委員會周一聽取的另一項證詞。利亞特稱,在2024年一次有數百名學生參加的學生會年度大會Zoom會議上,有人做出了冒犯性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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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亞特告訴委員會,當她呼吁對帳篷抗議活動實施更嚴格管控時,一名學生做出“納粹小胡子”手勢,另有一人做出納粹敬禮。對于“小胡子”一事,利奇表示,涉事學生實際上是在遮擋自己因腭裂留下的疤痕,對此感到不自在,因此這一動作是其“在多種場合都會做出的習慣性動作”。
校方最終未認定該學生存在不當行為。委員會還聽取意見稱,學校的調查過程給這名學生帶來了痛苦。對于敬禮一事,利奇說,“幾乎不可能判斷那是否是納粹敬禮”,而校方征詢的其他學生也認為那不是敬禮。她說:“有充分理由相信,做出那樣的敬禮會與那名學生本人的身份認同嚴重沖突,因此這一事件中也沒有作出不當行為認定。”
持續100多天的營地活動。2024年4月至8月,聲援加沙巴勒斯坦人的營地活動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持續了100多天,是澳大利亞所有大學中持續時間最長的一處營地。利亞特向委員會講述了營地活動給她和校園內其他猶太人帶來的創傷與壓力,原因包括示威者的口號、海報,以及有人稱她為“殺嬰者”和“種族滅絕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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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奇同意,這些標簽屬于反猶主義言論。她說:“學生應當能夠在校園中行走,而不必遭遇騷擾。”委員會聽取意見稱,自2024年以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已審查其行為準則。
利奇說,學校已為教職員工設置一項名為“工作中的權利與尊重”的強制培訓模塊,其中在“強有力的反種族主義框架”下納入了多種反猶主義定義。她說,住校學生現在也必須接受培訓,“包括‘旁觀者培訓’……其中也涵蓋微侵犯內容”。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表示,相關培訓與政策調整已啟動,但仍有更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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