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本土經驗”應對世界級難題

半月談記者 魏靖宇

中國是人口大國，基礎教育要解決好量大面廣、地區城鄉差異大的問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基礎教育要為每個孩子兜好底，促進孩子全面健康發展，為共同富裕打下堅實基礎；中國自古有重視教育的文化傳統，基礎教育要積極回應群眾的訴求，辦人民滿意的教育。

縱觀我國基礎教育發展歷程，面對量大面廣治理難、城鄉差異大、師資結構性短缺等世界級難題，我國并沒有照搬西方模式，而是立足國情，探索出一套極具中國特色的“本土經驗”。

破解量大面廣治理難題：

國家統一標準+省級統籌

我國基礎教育的跨越式發展，一直伴隨著不斷破解“量大面廣”帶來的治理難題。全國有43萬所中小學幼兒園，2.2億名在校生。其中，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人數達1.57億，優質均衡發展任務艱巨；高中階段學齡人口未來一段時期還將持續增長，面臨著擴充學位的艱巨任務。

面對規模如此巨大的基礎教育，我國在保障“廣覆蓋”的同時實現“高質量”，為2億多孩子提供穩定且高質量的受教育機會。“這背后是一套覆蓋城鄉、結構完整的龐大教育體系在高效運轉。”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李政濤告訴半月談記者。

教育部基礎教育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師范大學國家高端智庫教育國情調查中心主任張志勇教授表示，中國的經驗表明，基礎教育治理的關鍵不僅在資源多少，更在權能分配的科學性與制度執行的協調性。要實現這兩點，離不開用標準保底、用統籌提效。

“民生為大，基教為先。”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田祖蔭介紹，基礎教育是學段最長、覆蓋人數最多的一類教育，為了確保無論城鄉校際，基本辦學條件不出現過大差距，國家發布了義務教育學校基本辦學條件底線要求，從校舍、設備、師資等實行底線剛性約束，并通過轉移支付等制度托住中西部和農村基本盤。

走進重慶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隘口鎮岑龍小學，一個“小而美”的校園映入眼簾：青瓦白墻的教學樓、平整開闊的籃球場、墨香撲面的圖書室……“幾年前，很難想象山坳里的‘村小’能有這么大變化。”岑龍小學校長楊通慶介紹，學校辦學條件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得益于一系列專項扶持政策。近年來，重慶依托義務教育薄弱環節改善與能力提升項目等專項資金，持續加強農村學校教室、宿舍、食堂等設施建設，有序改善學校寄宿條件，打造鄉村溫馨校園。

從中央到地方，始終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中央定標準、出政策、保兜底，省級層面統籌財力、編制、師資，破解縣域財力不均、各自為戰等問題；縣域主抓落地，推進學區管理、就近入學、教師輪崗，把均衡落到家門口。這種上下聯動、分級負責的機制，讓超大規模教育體系能夠運轉有序。

統一標準能否落地、統籌治理效果如何，離不開監測與督導。我國建立了督政與督教相結合的基礎教育督導評估制度，構建起國家、省、市、縣四級貫通的基礎教育質量監測治理體系，系統強化了地方政府在教育質量治理中的主體責任。

“經過十余年的制度建設和技術創新，中國基礎教育質量監測體系已經從最初針對個別學科的試點調查，發展為覆蓋全國、貫通多學段多領域、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監測體系。”張志勇表示。

安徽省池州市茅坦小學的學生在野生鳥類保護志愿者的帶領下用相機記錄鳥類 張端 攝

縮小城鄉教育差距：

城鄉一體化+資源下沉

我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這直接影響了基礎教育資源的配置。前些年，隨著城鎮化進程加速，城鄉教育差距表現為一種“剪刀差”：鄉村生源急劇減少導致資源閑置，而城鎮學位供給緊張導致“大校額”問題突出。

“為縮小城鄉與區域的‘剪刀差’，各地持續推動優質教育資源流向薄弱地區。”李政濤說，通過實施城鄉學校共同體建設、學區制管理、集團化辦學等措施，進一步實現師資、教研、管理同步；以人口流入地、教育基礎薄弱地區為重點，新建一批普通高中，持續優化基礎教育資源布局，更好應對學齡人口變化。目前，全國縣域內義務教育學校基本辦學條件的校際差距、城鄉差距均大幅縮小。2025年底，在全國2895個縣區全部實現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的基礎上，有572個縣區實現了優質均衡。

縣域普通高中作為縣域基礎教育的“龍頭”、城鄉教育的“紐帶”、鄉村教育的“燈塔”，承載著全國近60%普通高中學生的成長夢想，是完善公平優質的基礎教育體系的關鍵著力點，在教育強國建設和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人口高質量發展中承擔著重要使命。2025年9月，《縣域普通高中振興行動計劃》印發，對推進縣域普通高中教育高質量發展進行了系統設計和全面部署。

聯合辦學、委托管理、掛職鍛煉、跟崗學習……促進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的路徑越來越豐富，持續推動著教育資源在城鄉間有序流動，城區學校到鄉鎮學校的農耕基地開展勞動教育，鄉鎮學校的學生到城區學校參加特色教育教學活動，城鄉學校的老師開展聯合教研活動……結對共建促進課程、活動、師資、教研、管理等教育要素和優質資源流動共享。

目前，我國基礎教育階段主要實行“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為了適應人口變化趨勢，強化市級對教育資源的動態調整和配置，緩解部分縣區因財政薄弱導致的辦學短板，弱化縣與縣之間出現爭搶辦學資源、比拼升學率等惡性競爭，一些地方在探索“市縣結合”的基礎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推動基礎教育從“縣域小循環”向“市域大協同”轉變，提升全域教育優質均衡水平。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是教育部基礎教育綜合改革試點“市縣結合管理體制改革”的地區之一，該市加大教育經費、數字化、教師培訓的市域統籌力度，確保辦學條件改善在全市同步推進，同時組建跨區域教育集團，實行師資互派、資源共享、統一教學、捆綁考核，推動優質資源跨旗區流動。

北京市中小學校園足球成果交流展示活動上，學生正在和機器人進行射門訓練 謝晗 攝

緩解師資隊伍結構性矛盾：

定向供給+云端架橋

教育大計，教師為本。2025年全國基礎教育專任教師近1600萬，“結構性失衡”成當前師資隊伍建設的最主要矛盾。一方面，面對學齡人口減少，小學教師可能出現階段性過剩；在人口流入地和初中、高中學段，又面臨師資緊缺問題。另一方面，在鄉村和薄弱學校，音、體、美、科學等學科的專業教師依然緊缺。

克服師資結構性矛盾和城鄉分配不均，關鍵在“人”。我國一方面做優增量，深入實施特崗計劃、優師計劃，為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定向培養留得住、教得好的“本土化”優秀師資；深入實施國優計劃，探索高水平大學培養高素質研究生層次中小學教師。另一方面盤活存量，借助數字化手段，提升教育薄弱地區教師水平。

目前，我國已構建起面向基層的師資供給體系，實施特崗計劃、優師計劃、銀齡講學，定向為農村和中西部地區補充教師，精準補齊結構性缺編。

如今走上鄉村學校講臺的，除了定向培養的青年教師，還有一批滿頭白發的退休教師。2025年秋季學期，退休教師鄭惠芬從浙江來到四川阿壩州藝體中學，成為高一語文老師。和鄭惠芬一同從浙江前往四川的退休教師共120位，他們作為銀齡教師，充分發揮他們的政治優勢、專業優勢和經驗優勢，指導當地青年教師發展成長，帶動提升受援學校教育教學和管理水平。

借助云端教育搭建的橋梁，不同地區、不同學校間教師的交流日益密切，優質師資力量、教學經驗、教研成果實現跨區域、跨校際流轉，讓薄弱地區、農村學校教師共享優質教學資源。截至2025年，教育部主導建設的“國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務平臺”，已成為世界最大的高質量國家教育資源庫。在基層，專遞課堂、名師課堂、名校網絡課堂的常態化應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村薄弱學校教師隊伍結構性短缺問題。

在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一中高二一班的課堂上，學生們正在上物理課，授課老師則在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一零一中學懷柔分校，這是一次通過京蒙教育協作智慧平臺開展的“同步課堂同步教研”活動。“不僅學生們在認真聽課，我也在認真聽課和做筆記。”四子王旗一中物理老師武瑞祥說，“我將自己設計的課程與北京老師的課程進行對比，發現有不少可以學習借鑒的地方。”

聯合教研被國外教育研究者視作中國基礎教育的“秘密武器”。聯合教研可以有效解決教師隊伍結構性不足導致的個體化教學與系統性質量保障之間的矛盾。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調查顯示，教研制度強化了教師的共同體意識和專業成長動力，也保障了課程政策在學校層面的精準落地。

張志勇說，國際教育研究機構將中國的教研體系列為“全球五大可借鑒經驗”之一，中國通過教材建設的標準化與教研制度的協同化，為素養導向的育人方式落地提供了專業支撐與制度保障，為全球教育質量提升與未來教育變革提供了可行的中國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