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楊虎城將軍傳》、《西安事變親歷記》、《宋子文日記》、《著名抗日愛國將領楊虎城被害案》、《楊虎城將軍被囚禁的12年及遇害經過》、沈醉《楊虎城將軍被囚和被慘殺的經過》、楊拯英專訪口述記錄、楊瀚《楊虎城與西安事變》、《解密檔案電文原件——戴笠最初計劃在香港"處決"楊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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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6日，秋。
貴州黔靈山的山坳里，一座關了整整十二年的囚所，今天要開門放人了——但不是往自由的方向放。
特務周養浩走進來，帶來了一個消息：上峰有令，押解重慶，蔣介石要談西北問題，有要事需要當面簽署。
那一年，楊虎城五十六歲。
頭發早白了大半，背也駝了，當年在西安城頭一身戎裝發號施令的第十七路軍總指揮，已經不剩多少當年的模樣。
他身后跟著的，是兒子楊拯中——1937年進獄時才七歲，如今二十來歲，背也駝了，雙手始終捧著一只骨灰盒，那是母親謝葆真的骨灰，謝葆真兩年前在重慶楊家山的囚室里死去，年僅三十四歲。
此后兩年，那只骨灰盒一直跟著楊虎城，從這間囚室到那間囚室，從未分開過。
車隊當晚抵達重慶歌樂山腳下。
沒有進城，直插山腳的戴公祠——中美合作所的一處秘密處置點，不是談事情的地方。
當晚11時許，特務楊進興率人動手，匕首、白布、硝鏹水，六條人命，一夜之內，消失在歌樂山腳下那片黑暗里，連一點聲音都沒有留下。
事后，毛人鳳向沈醉提起這件事，說了一句話，后來被沈醉白紙黑字寫了出來："老頭子對于這件事干得如此干凈利落，很感滿意。"
多年后，楊虎城的三女兒楊拯英把一句壓了將近六十年的話說了出來：如果當年他不送，父親就不必死，更不必苦熬那十二年。
這個"他"，不是毛人鳳，不是劊子手，也不是那個下令的人。
【一】這把火，是從哪里點起來的
要搞清楚楊虎城怎么死的，得先搞清楚那把火是誰先劃的火柴，在哪里劃的，又是怎么把兩個人燒出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
1893年11月26日，楊虎城生在陜西蒲城縣孫鎮甘北村一戶農家。
父親楊懷福做木匠兼務農，家境赤貧，楊虎城只讀了兩年私塾，十二歲就去飯館當雜工，主要差事是拉風箱燒火。
1908年夏，他父親楊懷福因仇家陷害被清政府絞殺于西安，消息傳回甘北村，十五歲的楊虎城向會館借了一輛獨輪車，一步一步走了兩百里路，把父親的遺體推回家。
因為窮得買不起棺材，還是靠鄉親們湊的錢，才草草下葬。
打那以后，他骨子里埋了一根刺。
打富濟貧、扶弱抑強，他在家鄉組建了"中秋會"，從刀客出身，一步一步走進了革命的浪潮里。
護國、護法、北伐，他打過的仗里，最讓人記住的是1926年的"二虎守長安"——
軍閥劉鎮華率鎮嵩軍十萬人圍攻西安，城里守軍不到兩萬，楊虎城與李虎臣死守了整整八個月，城內五萬余軍民在彈盡糧絕、餓殍遍地的境況下仍未開城投降，直到馮玉祥率援軍解圍，西安才得以脫困。
那一仗打完，楊虎城在陜西的聲望幾乎無人能及。
之后，他出任陜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軍總指揮，麾下部隊扎根陜甘，勢力遍及兩省。
但這支部隊的來路，不是蔣介石給的，是楊虎城自己一刀一槍打出來的，兩人之間向來沒有嫡系情分，雙方關系的主線是矛盾和斗爭，蔣介石對楊虎城的定位，始終是一個在西北好用、但不是自己人的地方軍閥。
這個"不是自己人"，是后來一切事情的伏筆。
1936年的西北，兩支部隊駐扎在陜西，日子都不好過。
張學良的東北軍是丟了家的部隊，"九一八"事變后從關外退進關內，日日夜夜想著打回老家去，命令卻是繼續往南打、繼續剿共——打自己人，不打外面來的敵人。
士兵的心早就散了，將領的火氣越壓越高。
楊虎城在陜西扎根多年，比誰都早感受到那股憋勁。
他不是不清楚蔣介石的打算，也不是不清楚自己的處境，但日本人的鐵蹄已經踩進了華北，國土一寸一寸在縮，他是真急了。
1936年下半年，張學良和楊虎城先后多次向蔣介石請諫，要求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一次次碰壁。
到12月4日，蔣介石再度飛抵西安，向兩人攤牌：要么服從"剿共"命令，要么東北軍調安徽、十七路軍調甘肅，陜甘兩省拱手讓給中央軍。
這是最后通牒，沒有第三個選項。
史料記載，最先提出兵諫方案的是楊虎城。
他對張學良說過一句話："等蔣委員長來到西安，我們可以來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
這句話后來被蔣介石本人在事后的記述里也援引了：首先提出此一劫持者，則為楊虎城。
英國著名記者貝特蘭后來評價楊虎城在西安事變中的特殊作用時寫道：正是楊虎城說服了少帥，只有運用兵諫戰略，抓住最高統帥，才有希望使他們停止對共產黨作戰，并團結全國共同抗日。
張學良接受了這個方案，開始周密部署。
1936年12月9日，西安各校學生舉行示威游行，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張學良驅車攔下了想去臨潼請愿的學生，對他們說：請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內，用事實來答復你們。
三天后，他兌現了這句話。
【二】十四天與一道改變所有人命運的選擇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坐鎮總指揮，楊虎城擔任副總指揮，東北軍一部趕赴臨潼華清池捉蔣，第十七路軍控制西安全城，同時扣押了陳誠、衛立煌、蔣鼎文等二十余名隨蔣來陜的國民黨高級軍政官員。
蔣介石慌亂中從臥室窗戶跳出，背部受傷，光著腳翻越后墻，躲進驪山，最終被找到押回西安，"西安事變"就此爆發。
接下來的十四天，是各方力量在棋盤上同時落子的十四天。
宋美齡坐不住，親赴西安參與斡旋；宋子文兩度飛來談判；
中共方面的周恩來接報后立刻趕赴西安；蘇聯通過自己的渠道發出了表明立場的信號；南京方面的親日派鼓吹武力解決，何應欽調兵壓陣。
整整十四天的談判里，張學良和楊虎城的立場也在悄悄分化。
楊虎城的底線是：必須書面簽字，不能只憑口頭擔保。
蔣介石答應的那些條件，得白紙黑字寫下來，才算數。
張學良的態度則更側重于"維護蔣介石的顏面"，他認為把蔣逼得太死只會適得其反，要給蔣一個臺階，事情才能收場。
兩人的分歧，在送蔣這件事上徹底公開了。
12月25日下午，蔣介石準備回南京，張學良宣布要親自護送。
楊虎城當場堅決反對。
當天晚上兩人進行了一場極為激烈的爭吵，幾乎決裂。
楊虎城的判斷是：去了就回不來，這是一個陷阱，不管張學良出于什么心思走進去，結果只有一個。
甚至連中共方面的周恩來，當天也趕到了機場，想把張學良追回來。
追不回來。
張學良還是上了那架飛機，走之前給楊虎城留下一份手令，上書：離陜之際，萬一發生事故，切請諸兄聽從虎城、孝侯指揮。此致，何、王、繆、董各軍、各師長。張學良，廿五日。
這張手令的存在，本身就是張學良清楚去了可能有事的證明——他不是不知道風險，他選擇了走。
飛機當天抵達洛陽，12月26日到達南京，張學良一下飛機便被扣押，12月31日軍事法庭宣判：有期徒刑十年，剝奪公民權五年，隨即特赦，轉為"長期監視居住"。
這一去，就是五十四年，直到1990年才重獲人身自由，那時他已九十歲。
那架飛機從西安起飛的時刻，是1936年12月25日下午，此后的一切，都順著那道分叉，走上了再也回不了頭的路。
【三】一個人撐不住的棋局
張學良走了，西安城里的格局立刻變了。
最先垮掉的是東北軍內部。
主張營救張學良的少壯派，和主張繼續和談的元老派，矛盾在短短一個多月里激化到了極點。
1937年2月2日，以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為首的少壯派，在西安城內槍殺了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同時處決了西北剿總參謀長徐方、交通處處長蔣斌，史稱"二二事變"。
這場內訌讓東北軍元氣大傷，也讓蔣介石拿到了進一步瓦解"三位一體"的機會。
事變之后，東北軍不得不接受蔣介石此前提出的"乙案"：全部東調安徽，分拆整編，打散重組，從此進了別人的編制，再也沒有攏到一塊。
楊虎城的十七路軍，隨后也在1937年春夏間被中央軍接收整編，舊部將領分散進了各個系統，再無合力。
從1936年12月到1937年春，短短幾個月，兩支部隊相繼被瓦解，楊虎城徹底陷入孤立。
1937年3月，蔣介石約楊虎城在杭州會面，說了一番客客氣氣的話：事變之后各方對你有不滿情緒，繼續留任恐情感上多有不便，不如先去歐美參觀一個時期，費用由政府負責，回來再說。
這話客氣是客氣，但意思明白——逐客令。
1937年6月16日，蔣介石正式任命楊虎城為"歐美考察軍事專員"，名義上給了他一個頭銜，實質上是解除了他在國內的一切職務。
6月29日，楊虎城帶著妻子謝葆真、次子楊拯中，乘"胡佛總統號"輪船離開上海，前往美國。
他在舊金山、巴黎、倫敦等地發表演講，公開批評不抵抗政策，呼吁國際社會支持中國抗戰。
那些演講的內容，一份份被駐外領事館匯報進了南京的案頭。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楊虎城急著想回來。
他兩次給蔣介石發電，請求回國參戰。
電文措辭極度低姿態，他在給宋子文的電文里寫道：愿以戴罪之身效命前線，任何職務，任何階級，皆所不計。
蔣介石始終沒有直接回應，只托宋子文傳了句含糊的話，大意是"弟意宜自動返國"。
楊虎城當真了。
1937年11月26日凌晨，楊虎城一行抵達香港，宋子文專程趕來，在香港與他會面盤桓兩日。
11月28日，蔣介石來電，經宋子文轉交，內容是：派戴笠迎接，赴南昌相見。
這封電報不是直接發給楊虎城的。
12月2日，楊虎城由戴笠陪同飛赴南昌。
一下飛機，便衣警衛和憲兵把所有出入的路全堵死，楊虎城從那一刻起失去了與外界的一切聯系。
蔣介石的誘捕計劃，至此完成。
在整個執行過程中，戴笠每日向蔣介石發電匯報、逐一請示。
其實，楊虎城抵達香港之前，戴笠就已向蔣介石建議在香港"徹底解決"——就地處決。
蔣介石沒有批準，選擇改為"誘捕"，軟禁，不是殺。
【四】那架飛機落地南京，在蔣介石的盤算里推出了什么
1936年12月25日那架從西安起飛的飛機，在所有人的記憶里，被貼上了太多標簽：義無反顧、犧牲自我、以大局為重……
但楊虎城的三女兒楊拯英，在2003年初冬，坐在西安那處老宅里，面對父親的遺像，說出了那句壓了將近六十年的話：如果當年他不送，父親就不必死，更不必苦熬那十二年。
楊拯英那年八十二歲，說話平靜，語速緩慢，沒有哭，也沒有激動，但每個字都重。
張學良1936年12月25日親自護送蔣介石飛抵南京，這是一次自我犧牲，是義氣，是擔當。
但張學良這個"主動送蔣"的動作，在蔣介石對整個西安事變的后續處置中，觸發了數個彼此聯動的判斷。
正是這幾個判斷，讓蔣介石對楊虎城的處置方案，從1937年誘捕時的"軟禁了事"，一步一步地、一年一年地，走向了1949年9月6日那道滅門的密令。
而楊虎城十二年如一日的強硬、十二年從未開口的倔勁，在這幾個判斷的基礎之上，成了最終壓垮那道底線的重量。
這幾個判斷，它們共同指向一個方向——一個對楊家幾十口人而言，再也沒有任何退路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