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診斷書上的字是黑色的，看在林曉萍眼里，卻像是一灘化不開的血。
“浸潤性乳腺癌，二期。”
在那座豫東小城的市人民醫院里，窗外的楊樹葉子正被初秋的風吹得嘩嘩作響。四十五歲的林曉萍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手里捏著那張薄薄的紙，指關節因為用力而泛出青白色。
她的丈夫王強蹲在幾步之外的垃圾桶旁，猛抽著煙，劣質煙草的味道在沉悶的空氣里散開，嗆得人眼眶發酸。
他們是在縣城農貿市場賣早點的，每天凌晨三點起床，和面、炸油條、熬胡辣湯，兩口子用帶著面花和油污的雙手，供出了一個在鄭州讀大學的兒子。
日子原本像那口熬湯的大鍋，雖然咕嘟咕嘟冒著熱氣，有些辛苦，但也算熬出了滋味。
直到半個月前，林曉萍洗澡時摸到右胸有個硬塊，原以為是累出來的結節，誰知這一查，天塌了。
“治。砸鍋賣鐵也得治。”王強把煙頭狠狠摁滅在垃圾桶上，走過來，用粗糙的大手覆在林曉萍冰涼的手背上。他的聲音有些抖，但透著一股子不容置疑的倔強。
小城醫院的醫生給出了手術和后續化療的方案，但王強不放心。在這個普通的底層家庭認知里，癌癥就是絕癥，而要對付絕癥，就必須去大城市，找大專家。街坊鄰居也跟著出主意，說上海的腫瘤醫院是全國最好的，去那兒看，人說不定就能活下來。
去上海，這三個字對林曉萍來說，意味著天文數字的花銷。她本能地抗拒，算計著兒子明年的學費，算計著家里那點可憐的存款。但王強沒給她猶豫的機會，他連夜找親戚借了三萬塊錢，小心翼翼地縫在貼身的內衣口袋里，拉著林曉萍坐上了開往上海的K字頭綠皮火車。
硬座車廂里彌漫著泡面、汗水和腳丫子混雜的氣味。十四個小時的車程，林曉萍靠在車窗上，看著外面的景色從熟悉的平原農田，漸漸變成燈火通明的繁華都市，心里沒有一絲對大城市的向往，只有深不見底的恐懼。她怕死，更怕人財兩空，把這個好不容易安穩下來的家徹底拖垮。
清晨的上海下著小雨，空氣濕潤而微涼。兩口子出了火車站，被錯綜復雜的地鐵線路繞得暈頭轉向。等他們終于摸到那家著名的腫瘤醫院時，已經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
醫院的大廳里簡直像春運時的火車站。到處都是人，拉著行李箱的，推著輪椅的，手里攥著厚厚一沓片子滿臉愁容的。聽口音，有東北的，有四川的，也有和他們一樣來自河南鄉下的。在這里，疾病抹平了所有人的身份，每個人都只是一個焦急等待宣判的囚徒。
王強去窗口排了兩個小時的隊，卻被告知普通號早就沒了，專家號更是排到了半個月后。急得滿頭大汗的王強在醫院門口轉悠，最后咬了咬牙，找了在附近溜達的“黃牛”。
一個國內頂級的乳腺外科專家號，黃牛要價六百。王強在醫院角落的廁所里，解開衣服，從內衣口袋里摸出那疊帶著體溫的錢，數了六百塊交了出去。
拿到那張印著專家名字的掛號單時，林曉萍的手都在哆嗦。六百塊錢的掛號費，那是他們賣多少根油條、盛多少碗胡辣湯才能掙回來的錢啊。但王強安慰她：“只要專家能把你的病治好，花多少錢都值。”
專家的診室在門診樓的八層，候診區里很安靜，沒有大廳那么嘈雜。坐在那里的人，大多神色凝重。林曉萍挨著王強坐下，旁邊是一個打扮精致的中年女人，正低聲和家人通電話，提到什么進口靶向藥，一個月要好幾萬。林曉萍聽得心里直發毛，下意識地把裝病歷的塑料袋往懷里緊了緊。
漫長的等待像是一把鈍刀，一點點切割著林曉萍的神經。電子叫號屏上每跳動一個名字，她的心就跟著猛縮一下。終于，廣播里傳來了冰冷的機械女聲：“請林曉萍到第三診室就診。”
王強猛地站起來，拉著林曉萍就往里走，因為走得太急，還不小心絆了一下。診室不大，但光線明亮。坐在桌后的專家姓陳，大概五十多歲，頭發有些灰白，戴著一副無框眼鏡。他看起來非常疲憊，眉頭中間有著深深的川字紋，那是長年累月看診留下的印記。
“坐。哪里不好？”陳醫生的聲音不大，帶著一種讓人安心的沉穩。
林曉萍緊張得說不出話來，王強手忙腳亂地從包里面掏了出在老家醫院拍的片子、病理報告和各種化驗單，在陳醫生面前的桌子上鋪了一攤。
“大夫，我們是從河南來的，縣里說我老婆得了乳腺癌，我們就想著來找您這樣的大專家看看，您給看看，這病在你們這兒得咋治？要開刀不？要多少錢我們都去借……”王強語無倫次地說著，眼神里充滿了對權威的祈求。
陳醫生沒有打斷他，只是伸手拿起那張病理報告，仔細地看了一會兒，然后又把幾張CT片子插在身后的閱片燈上。白色的燈光打在片子上，也映出陳醫生專注的臉。
在這個過程中，診室里安靜得能聽見墻上掛鐘秒針走動的聲音。林曉萍連大氣都不敢出，她死死盯著陳醫生的嘴唇，生怕從那里吐出什么宣判死刑的詞語。她腦子里閃過很多畫面，老家的灶臺，大學里兒子的笑臉，還有昨天夜里火車上王強為了省錢只吃了一半的冷饅頭。
陳醫生看完了片子，關掉閱片燈，轉過身來。他的目光在林曉萍粗糙皸裂的雙手上停留了一秒，又看了看王強那件洗得發白的舊夾克，最后落在了桌面上那個廉價的塑料袋上。
他拿起筆，在林曉萍的病歷本上快速寫下幾行字。
王強緊張地湊上前：“大夫，俺媳婦這病，在咱們這兒治，大概得準備多少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