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去相親之前我不知道是她。
她進門的時侯穿著碎花裙子，頭發燙了小卷，比高中時好看了不少。王姨拉著她往我這邊走，她抬頭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客氣，像看陌生人。她說你好，我叫林曉。聲音柔柔的，跟高中判若兩人。
林曉。她把名字改了。
王姨說出去買包煙。包廂門剛關上，桌底下一腳就踹過來了。正中迎面骨。我“嘶”了一聲，她咬著嘴唇瞪我，眼里有水光：“讓你裝不認識。”
我揉著腿說：“明明是你先裝。”
她別過臉去。過了好一會兒，聲音悶悶的：“你怎么來了。”
我說王姨介紹我就來了。早知道是你，穿件好衣裳。她撲哧笑了，又立刻板起臉。那年高考我去了省城，她落榜進了紡織廠。我寫過三封信，都石沉大海。后來聽說她訂了婚又退了，我談過兩個對象都沒成。我們都繞了一大圈，兜兜轉轉坐在相親桌上。
窗外下起小雨。她忽然問：“你媽知道今天見的是我嗎。”
我說不知道。知道了肯定不會讓我來。
第一章
1996年春天，我媽托王姨給我介紹了個對象。
王姨是我媽廠里的老姐妹，在供銷科干了二十年，最擅長的事不是做賬，是給人說媒。她經手的對子不下三四十對，用她自己的話說，“比我經手的發票還多。”那年我二十九，在齒輪廠技術科畫圖紙，天天跟游標卡尺和零號圖紙打交道，對象的事一直沒著落。我媽急，王姨更急，隔三差五就給我媽打電話：“老姐姐，我又物色了一個，紡織廠的，做財務的，人長得周正。”
我媽掛了電話就跟我說：“星期天下午，工人文化宮旁邊的國營飯店，你去見見。”
“不去。”
“你都二十九了。”
“二十九怎么了。”
“你爸二十九的時侯你都三歲了。”
這話我沒法接。我爸坐在沙發上翻報紙，從報紙后面露出半張臉，看了我一眼。那一眼的意思很明確：別惹你媽。
“行吧。”我說。
“穿你那件新襯衫，灰的那件。”我媽已經開始部署了，“頭發理一下，別跟剛出獄似的。”
“媽。”
“還有，去了別光悶頭吃，多跟人家姑娘說話。王姨說這姑娘在紡織廠做出納，二十八了還沒對象，家里條件一般，但人踏實……”
我沒聽進去。紡織廠。我盯著墻上的掛鐘，秒針一跳一跳的。紡織廠三個字在我腦子里轉了一圈，落在一個很久沒碰過的名字上。林小紅。她當年沒考上大學，聽說進了紡織廠。不知道是哪個紡織廠。這座城市有三個紡織廠，幾萬女工，不可能那么巧。
星期天下午，我騎車去了工人文化宮。
國營飯店就在文化宮旁邊，門臉上掛著“為人民服務”的紅字招牌，油漆已經斑駁了。里面七八張方桌，鋪著白塑料桌布，桌布上壓著玻璃板。玻璃板底下壓著菜單，菜單上的菜名一半是手寫的。墻上有個掛鐘，和我媽家那個一模一樣，秒針一跳一跳的，走得不緊不慢。
我到得早，選了靠窗的位置。茶杯是搪瓷的，磕掉了一小塊釉。我倒了杯茶，盯著掛鐘發呆。秒針轉了無數圈。窗外有人在修自行車，扳手擰螺絲的聲音隔著玻璃傳進來，悶悶的。
門被推開了。
王姨先進來，燙著小卷頭，穿一件絳紫色的確良外套，一進門就笑：“小陸啊，來多久了？等急了吧？”
我站起來，嘴剛張開，王姨身后的人已經跨進了門檻。
碎花裙子。頭發燙了小卷，比以前長了，扎在腦后。臉還是那張臉，顴骨比以前高了點，下巴尖了點，眼睛還是那雙眼睛——不大，但很亮，看人的時侯像在審閱一份可疑文件。她進門時正在跟王姨說什么，嘴角還掛著笑，聲音柔柔的，跟記憶中完全不一樣。
記憶中的聲音是——“陸遠你上課再踢我椅子我就告訴老師。”
現在這個聲音是——“王姨你慢點走，這門檻有點高。”
她抬起頭。目光掃過飯店里的幾張桌子，掃過我。停了一秒。然后移開了。
我手里的茶杯晃了一下。茶水灑在塑料桌布上，迅速聚成一小灘。我看著那灘水，又看著她。她沒有再看我。她在跟王姨寒暄，問路上堵不堵車，問王姨的腰最近好點沒有。那個聲音很柔，很穩，像一個第一次見相親對象的姑娘應該有的樣子。但她不是。
她是林小紅。我高三同桌。三年。
王姨拉著她往我這邊走。“來來來，這就是我說的陸遠。齒輪廠的，技術科，鐵飯碗。”王姨轉頭看我，“小陸，這是我侄女，姓林。”
“林小紅。”我差點把這三個字說出來，但她已經伸出了手。
“你好，林曉。”她笑著，聲音柔柔的，眼神客氣而陌生，像第一次見客戶，“王姨說你在齒輪廠上班？”
我張了張嘴。林曉。她把名字改了。也是，“小紅”太土了，配不上她現在這一身——碎花裙子，小卷發，淡妝。我不知道該說什么，只是伸出手跟她握了一下。她的手很涼，指腹上有薄薄的繭。出納打算盤磨出來的。她抽回手，在王姨旁邊坐下。低頭翻菜單。耳根紅了一片。
我盯著她耳根那塊紅。夏天曬的？不對，現在是春天。那是——她在緊張。她的食指在菜單上無意識地敲著桌面，一下一下，節奏和三年前她做不出數學題時敲桌子的節奏一模一樣。然后她翻菜單的時侯右手轉了一下，虎口朝上。那道疤。淡了，但還在。
高三那年冬天，她削鉛筆劃了手，口子很深，血珠子冒出來，她捏著虎口說沒事沒事，我撕了練習本給她按住。放學后她用紅藥水涂，涂得滿手都是，說會不會留疤。我說不會。她說你又不是醫生。我說我姥爺是。她笑了，說那要是留了疤你得賠。我說賠什么。她說賠你半塊橡皮。
第二天我把半塊橡皮放在她桌上。她說這是什么。我說提前賠你。她把橡皮收進鉛筆盒里，說這還差不多。
“小陸？小陸！”王姨的聲音把我拉回來，“人家姑娘跟你說話呢。”
“啊。不好意思。”我轉過來，對上林小紅——不對，林曉——的眼睛。她的眼睛還是那雙眼睛，但看我的眼神像看陌生人。“你剛才說？”
“我說，”她放下菜單，嘴角帶著恰到好處的微笑，“王姨說你們廠最近在搞技改？”
“對。上了兩條新生產線。”
“那挺忙的吧。”
“還行。”
“技術科肯定忙，加班多吧。”
“有時候。”
王姨看看我，又看看她。她大概覺得這對話雖然干巴巴的，但至少兩個人在說話——對于相親來說，已經算及格了。她站起來，拿起椅子上的包。“哎呀，我出去買包煙。你們先聊著，年輕人有共同話題。”
她起身的時侯給我使了個眼色。那個眼色的意思是：多說兩句，別跟木頭似的。
門在王姨身后關上了。
包廂里安靜下來。窗外修自行車的人還在擰螺絲，聲音一下一下的。掛鐘的秒針還在走。她低著頭，食指還在菜單上無意識地敲著。
然后她的腳過來了。
從桌布底下伸過來，準準地踢在我迎面骨上。力道不輕不重，角度精準——和她高中時踢我的那一腳一模一樣。那時她是我的小組長，每天催我交作業，我不交她就踢我椅子。后來不踢椅子了，直接踢小腿。她的鞋頭很硬，踢在小腿骨上，疼，但不傷筋動骨。那種疼法很講究——讓你知道她在生氣，但不讓你瘸著走路。
我“嘶”了一聲，彎腰揉腿。桌布晃了一下，茶杯里的水又灑出來一點。
“讓你裝不認識。”她咬著嘴唇瞪我，眼里有水光，聲音壓得很低，不像剛才那個柔柔的“林曉”，像高中那個拍著我桌子說“交作業”的林小紅。
我揉著腿。疼，但心里那塊懸了十年的石頭忽然落了地。她認出我了。她第一眼就認出我了。那個“林曉”，那個柔柔的聲音，那個客氣的眼神——全是裝的。她裝得比我好，好到有那么一瞬間我真的以為她不認得我了。但她耳根紅了。她翻菜單的時侯，食指敲桌面的節奏和十年前一模一樣。她右手虎口上那道疤，淡了，但還在。
“明明是你先裝。”我說。
她別過臉去。側臉對著窗戶，外面的光打在她臉上，睫毛的影子落在顴骨上。她的聲音悶悶的，像從枕頭底下發出來的：“你怎么來了。”
“王姨介紹的。早知道是你……”我頓了一下。
“早知道是我怎么了。”她轉過頭來，眉毛挑著。那個表情我太熟了——高中每次考完試對答案，她發現我錯了一道不該錯的題，就是這個表情。
“穿件好衣裳。”
她愣了一下。然后撲哧笑了。笑到一半又立刻板起臉，但那口笑已經藏不住了，嘴角還在往上翹。她低下頭，拿筷子戳碗里的花生米。一顆花生米被她戳得在碗里滾了好幾圈。
“你這些年怎么樣。”我問她。
“還行。在紡織廠做出納，天天打算盤。你呢。”
“齒輪廠。畫圖紙。”
“你以前就愛畫。數學課不聽課，在課本上畫小人。”她把花生米夾起來吃了，嚼完說，“王姨跟我說介紹的齒輪廠的小陸，我就想——”
“想什么。”
“想是不是你。又覺得不太可能。你當年考那么好，應該留在省城。”
“沒留。我媽身體不好，我調回來了。”
她點點頭。沒說話。窗外修自行車的人終于走了，安靜下來之后，掛鐘的滴答聲清晰可聞。她盯著桌布上的花紋，手指繞著筷子轉了一圈又一圈。
“你收到我的信了嗎。”我問她。
她手指停住了。
“三封。大一那年寫的。”
她沒有抬頭。筷子在她手里慢慢轉著。過了很久，她說：“收到了。”
“那為什么——”
“我爸住院。”她的聲音忽然變得很輕，“肝癌。查出來就是晚期，在醫院住了大半年。那半年我什么都沒心思做，上班、下班、去醫院。你的信我收到了，讀了，想過回。”她把筷子放在桌上，對齊，又拿起來。“等我有了心思，地址弄丟了。”
她說的時侯語氣很平。平得讓我心里更難受。那些年她一個人在醫院走廊里，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都沒跟我說過你爸的事。”
“說什么呢。”她低頭搓著桌布邊，一下一下，把桌布的線頭搓得打起了卷，“你家條件好。你媽又在廠里當干部。我家那條件——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媽本來就瞧不上我。”
“誰說的。”
“我自己有眼睛。那年開家長會，你媽看我的眼神就是‘這姑娘離我兒子遠點’。你以為我看不出來？”她抬起眼看著我，“你以為我為什么沒跟你說我爸的事。因為說了也沒用。你那時候在省城，要考試，要分配，我能叫你回來？就算回來了，你家能看得上欠一屁股債的女的？”
我看著她。看著桌布上那些被她搓得起毛的線頭。十年。她的怨不是對我一個人。
“那你后來呢。”我說。
“后來爸走了。我訂過一門親，退了。人家嫌我家負擔重。然后就一直在紡織廠。從車間做到辦公室，去年才考了出納證。”她說這些的時侯語氣很淡，像在說別人家的事，“你呢。”
“談過兩個。一個性格不合適，一個嫌我悶。都沒成。”
她低頭拿起筷子，又開始戳花生米。戳了兩下，停住了。
“你還留著那道疤。”我說。
她低頭看自己的右手虎口。那道淡淡的白痕，在燈下看得分明。她用拇指摸了摸，然后忽然把手縮回去，握成拳頭放在腿上。
“早跟你說不會留疤。”
“你說你姥爺是醫生。”她的聲音有點啞，“騙子。”
窗外的天色暗下來了。路燈亮了，昏黃的光透過梧桐葉灑在玻璃上。飯店里的人漸漸多起來，有人點了火鍋，銅鍋冒著白氣，喧嘩聲從包廂門縫里滲進來。
她把手松開，放在桌上。手心朝上。虎口的那道疤正對著天花板上的日光燈。
我伸出手，按住了她的手背。
她手抖了一下，但沒有抽走。她的手在我的手掌底下停著，像一只猶豫要不要飛的鳥。
“小紅。”
她抬頭看我。眼里那層水光還沒有散，但多了點別的東西。
“這次別躲了。”
她沒說話。她把手從我的手底下抽出來，低頭把筷子放在桌上。然后拿起包，站起來。我以為她要走，心一沉。但她只是站起來理了理裙子，又坐了回去。從包里翻出一個舊的錢包，打開，從夾層里抽出一樣東西。
一塊橡皮。半塊。邊緣磨圓了，顏色發黃，上面還有鉛筆灰的痕跡。被橡皮擦過的紙會留下細碎的屑，她把那些屑也收在錢包夾層里，被透明膠帶粘在一張紙條上。紙條上寫著：陸遠的半塊橡皮。字跡很舊了，墨水褪成淡藍色。
她把半塊橡皮放在桌上，推過來。
“你賠給我的。”她說，聲音還是悶悶的，“你還要不要。”
我看著那塊橡皮。十年。她換了名字，換了工作，換了一座城市，但她把半塊橡皮壓在錢包夾層里帶了十年。
“要。”我說。
我拿起那塊橡皮。溫的，帶著她錢包里的溫度。我把橡皮攥在手里，又伸手抓住了她的手。她沒有再抽回去。
門外傳來王姨的咳嗽聲。她趕緊把手抽回去，坐直了，拿起筷子假裝在夾菜。但她的耳根又紅了，這一次紅得比進門時更厲害。
王姨推門進來，看看我，又看看她。她的眼睛在我臉上停了一秒，在她臉上停了兩秒。然后她什么都沒說，只是笑了笑，坐下來給自己倒茶。她倒茶的時候手很穩，但嘴角那個笑怎么都壓不下去。
“年輕人第一次見面都拘束。”王姨吹了吹茶沫子，語氣特別輕松，“沒事，多見幾次就好了。”
我站起來。
“王姨。我們以前就認識。”
她猛地抬頭看我，眼里又驚又慌，在桌子底下又踢了我一腳。我躲都沒躲，看著她。
“高中同桌三年。她坐我左邊。”
王姨端著茶杯愣住了。看看我，又看看她。然后把茶杯放下，摘下眼鏡擦了擦，又戴上。
“你們——認識？”
“認識。”
“那你們剛才——怎么不說？”
林小紅低著頭。我沒看她，我只看著王姨。“怕你多想。”
王姨沉默了一會兒。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放下，清了清嗓子。“我就說呢，平時給你介紹三個你都不來，今天一聽紡織廠的就來了。我還以為你開始上心了。原來不是上心，是有目標。”
林小紅在旁邊咬著嘴唇，臉都紅到脖子根了。我從來沒見她臉紅成這樣過。以前高中時她踢完我從不臉紅，頂多板著臉說“誰讓你不交作業”。現在她紅著臉低頭戳花生米，戳得碗都快翻了。
“王姨，謝謝您。”我說。
王姨看看我，又看看她。嘆了口氣，又笑了，那個笑很復雜，像一個棋手發現自己的兩個棋子早在棋盤外就認識了一樣。
“行了行了，我不當電燈泡了。你們接著聊。”她站起來，走到門口，回頭看了林小紅一眼。“小紅，早點回家。別超過十點。你媽那邊我問什么，你自己看著編。”
門在王姨身后關上。飯店里的喧嘩聲重新涌進來。
她終于抬起頭，臉還紅著。
“你干嘛跟她說。”
“省得以后解釋。”
“什么以后。”
“以后的以后。”我把半塊橡皮放進自己口袋里。
她看著我，那個表情——像在說“你怎么還跟高中一樣沒皮沒臉”，又像在忍著什么別的東西。窗外路燈亮了，黃色的光透過梧桐葉灑在玻璃上，玻璃上全是霧氣。她在霧氣上用手指畫了一下，畫了一道彎彎曲曲的線。
“我媽當年看不上你——是因為她覺得你太野了。”我把橡皮在口袋里攥了攥，“后來她發現我不是那塊料，找個野的正好。”
“你說誰野。”
“你踢人。”
她又踢了我一腳。這一次準頭差了，踢在腳踝上，不疼。她站起來，拿起包。“走了。再不走王姨該在門口蹲著了。”
我跟在她后面走出飯店。外面下起了小雨，雨絲很細，落在臉上涼涼的。梧桐葉被雨打得沙沙響。她撐開一把碎花傘，回頭看了我一眼。
“你跟著我干嘛。”
“送你。”
“不用。”
“順路。”
“你都不知道我住哪兒。”
“那我跟著你，就知道了。”
她沒再說話，轉身往前走。傘在她手里微微傾斜著，雨絲落在傘面上，聚成水珠滾下來。我跟在她后面，和她隔著大概半米的距離。路過烤紅薯的攤子，她停了一下，看了看，又走了。我買了一個，追上去塞在她手里。
“干嘛。”
“你以前愛吃這個。高三晚自習下了，你天天在校門口買。”
她把烤紅薯接過來，捧在手里。走了幾步，她說：“那是你記錯了。我買的時侯你都不在。你一下課就跑。”
“后來我知道了，就每次都等。躲在傳達室后面，看你買了再走。”
她停住了。轉過身看著我。路燈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她的傘斜著，雨絲飄在她肩膀上。
“你怎么從來沒說過。”
“你沒給過我機會說。”
她把傘舉高了一點，把烤紅薯掰成兩半。一半遞給我。我接過來，咬了一口，燙。燙得我吸了口氣。她低頭咬了一口她的那一半，然后轉過身繼續走。走了幾步，她忽然說：“你從傳達室后面看的？”
“嗯。”
“傳達室后面是個垃圾堆。”
“我知道。”
“你躲在垃圾堆旁邊看我買紅薯。”
“別說這么大聲。”
她笑了。聲音不大，但肩膀在抖。她把傘往我這邊挪了挪，我們之間那半米的距離縮小成了一拳。雨還在下，烤紅薯的熱氣在傘底下散不開，裹在我們中間，甜絲絲的。
走到紡織廠家屬院門口，她停下來。
“到了。”
“嗯。”
她把傘收起來，雨已經不大了。家屬院門口有兩棵老槐樹，路燈的光從樹葉縫隙里漏下來，碎碎的，落在她臉上。她把剩下那點烤紅薯吃完，擦了擦嘴，然后把紙巾疊好放進口袋里。
“那我進去了。”
“嗯。”
她轉過身，走了兩步。
“小紅。”
她停下來。
“明天。我來找你。”
她沒有回頭。站在槐樹底下，雨水從樹葉上滴下來，落在她肩膀上。她停了大概三秒鐘，然后說：“明天加班。”
“那我后天來。”
她轉過身。看著我。那個眼神和剛才在飯店里不一樣了——多了點擔憂，多了點猶豫。
“你媽要是知道了怎么辦。”
“我都三十了，還管我媽怎么說。”
她往前走了一步，推了我一把。力道不大，但推得很突然。“三十了也沒個正形。”
我抓住她手腕。她掙了一下沒掙開。她的手腕很細，腕骨硌著我的虎口。她抬頭看我，路燈的光落在她眼睛里，亮晶晶的。
“放開。讓人看見。”
“你先說后天來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