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一九七九年臘月,北上返城的綠皮火車像一頭喘著粗氣的老牛,在風雪交加的夜色里緩慢爬行。
車廂里彌漫著濃重的旱煙味、汗酸味和劣質白酒的辛辣味,熏得人腦仁發疼。
我緊緊攥著口袋里那封拍著“父危速歸”四個大字的加急電報,指節因為用力過度而泛著不正常的青白。
坐在我身邊的苗丫,半個身子緊緊貼著車廂冰冷的鐵皮,正隨著火車的顛簸微微搖晃。
她那雙常年握鋤頭、布滿老繭和凍瘡的手,此刻正極度不安地絞著那件洗得發白的花棉襖的衣角。
這是她這輩子第一次離開黃土高原,也是我時隔五年第一次帶她回我那個遠在城市的家。
車窗外的風雪越下越大,模糊了遠處的燈火,也讓我的心沉入谷底。
我不知道,等待我們的將會是什么樣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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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七四年,陜北的雨季來得比往年都要陰冷猛烈。
黃土高坡上的泥水混著爛樹枝和干草根,像一條條渾濁的小瀑布一樣順著溝壑往下灌。
我和同鄉的知青許大軍正披著破編織袋,在后山的自留地里搶收剛冒頭的幾壟苞谷。
“衛東,你看那邊泄洪溝的爛泥坑里,是不是趴著個人!”
許大軍突然停下鋤頭,抹了一把臉上冰冷的泥水,指著不遠處的斜坡扯著嗓子大喊。
我心里猛地咯噔一下,扔下鋤頭就深一腳淺一腳地蹚著沒過小腿肚的泥漿沖了過去。
暴雨像石子一樣砸在脊背上生疼,但我根本顧不上這些。
渾濁的爛泥塘里,一個瘦弱得像貓一樣的身影蜷縮成一團,身上的粗布衣裳早就看不出原本的顏色。
我費力地把她從泥潭里拽出來翻過身,倒吸了一口涼氣。
那是一張慘白到沒有半點血色的臉,嘴唇發紫,眼窩深深地凹陷下去,滿臉都是泥水和枯葉。
她看起來頂多也就十七八歲的樣子,渾身冰涼得嚇人,只有貼近了才能感覺到胸口還有一絲微弱的起伏。
“快,別愣著了,搭把手把人背回窯洞去!”
我沖著站在坡上發呆的許大軍吼了一聲,直接彎下腰把這個滿身爛泥的姑娘拽到了背上。
她輕得像一捆曬干的柴火,骨頭硌得我后背生疼。
頂著狂風驟雨回到知青點那個漏風的破窯洞,我趕緊把她放在了我的土炕上。
我翻箱倒柜,找出了僅剩的半塊發硬的高粱面饃饃。
我又從床鋪底下的鐵皮糖盒里,摳出了一小塊平時自己生病都舍不得碰的紅糖。
昏黃的鎢絲燈泡在頭頂搖搖晃晃,發出滋滋啦啦的電流聲,仿佛隨時都會熄滅。
灶膛里的柴火終于被我用干草引燃了,跳躍的火苗驅散了一點窯洞里刺骨的陰寒。
我把熬得滾燙的紅糖姜水端起來,放在嘴邊小心翼翼地吹涼,用粗瓷大海碗端到了土炕邊。
許大軍在旁邊搓著手,急得在狹窄的屋里直跺腳。
“衛東,這人眼看就剩一口氣了,能救活嗎,萬一死在咱們這兒,到時候跟隊里可說不清啊。”
我沒有搭理他的埋怨,只是拿起勺子,小心翼翼地撬開姑娘緊緊咬著的牙關,把暗紅色的糖水一點一點喂進去。
大半碗熱氣騰騰的糖水下了肚,炕上的人終于有了動靜。
她發出一陣劇烈的咳嗽聲,睫毛劇烈地顫抖了幾下,緩緩睜開了眼睛。
那是一雙極度驚恐、充滿了防備的眼睛,就像是在深山老林里受了驚的野鹿。
她下意識地拼命往炕角那堆破棉絮里縮,手卻在慌亂中死死地揪住了我那件打著補丁的藍布褂子的下擺。
那場秋雨連著下了三天三夜,這個不知來歷的姑娘就在我的土炕上昏昏沉沉地睡了三天。
第四天大清早,久違的太陽終于出來了,陽光透過窗戶紙斑駁地照在黑乎乎的灶臺上。
我剛從村頭的老井挑完兩桶水回來,就聽見屋里有動靜。
推開門,我看見她正扶著掉灰的土墻,顫巍巍地站在灶房里,試圖點燃那把有些受潮的干柴。
“你身子還沒好透,虛得厲害,趕緊回炕上躺著去。”
我放下沉重的水桶,三步并作兩步跨過去,下意識地想扶她一把。
她像觸電一樣猛地縮回手,低著頭,聲音細若游絲,卻透著一股倔強。
“俺……俺能干活,俺不吃白飯。”
看著她那副小心翼翼、生怕被人趕出去的樣子,我心里莫名地泛起一陣酸楚。
我拉過一條斷了一根橫木的板凳讓她坐下,從鍋里端出一直溫著的半碗棒子面糊糊遞到她手里。
“先吃口熱乎的墊墊肚子,你叫什么名字,家是哪里的,怎么一個人倒在后山?”
她捧著那個缺了口的大海碗,手抖得厲害,眼淚突然就吧嗒吧嗒地砸進了滾燙的糊糊里。
“俺叫苗丫,老家往北走遭了大災,地里顆粒無收,爹娘都在逃荒的路上餓死了。”
她抽噎著,死死地咬著自己干裂的嘴唇,努力不讓自己哭出太大聲音。
“俺跟著難民一路往南走,實在走不動了,大哥,你留俺掃個地生個火吧,俺吃得可少了,絕對不多占你們的口糧。”
我看著她洗得發白且短了一大截的褲腿,還有腳上那雙早就磨透了底、露出腳趾的千層底布鞋,拒絕的話無論如何也說不出口。
就在這時,老支書趙長順披著那件萬年不變的羊肚子毛巾,抽著旱煙鍋子邁進了知青點的院子。
“衛東啊,我聽說你救了個女娃娃,這到底是啥情況,咱們村可不能隨便留來歷不明的人啊。”
趙長順吐出一口濃烈的青煙,眼神銳利地上下打量著正端著碗發抖的苗丫。
苗丫嚇得扔下碗,“撲通”一聲就跪在了坑坑洼洼的泥地里。
“大伯,俺是清清白白的人家,俺真的沒地方去了,求求您給條活路吧,俺什么臟活累活都能干!”
我嘆了口氣,一把將苗丫從地上拽起來,結結實實地擋在了她的身前。
“支書,她就是個遭災逃難的苦命人,算我遠房的一個表妹來投奔我的,她的那份口糧從我的工分里扣,絕對不占集體的便宜。”
趙長順瞇著眼睛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躲在我身后瑟瑟發抖的苗丫,拿著煙槍在鞋底磕了磕灰。
“你小子自己都吃不飽,還要再帶個嘴,罷了罷了,只要不惹事,隨你折騰吧。”
看著老支書背著手走遠的背影,我松了一口氣,轉頭看著眼眶通紅的苗丫,塞給她一塊干凈的毛巾。
從那天起,苗丫就在知青點正式住了下來。
我們倆在這個四處漏風的破窯洞里,守著那點微薄的口糧,小心翼翼地維持著一種微妙的生活節奏。
她手腳麻利得讓人心疼,似乎總想用無休止的勞作來證明自己的價值。
每天天還沒亮,灶房里就有了劈柴生火的動靜和熱氣騰騰的飯菜香味。
我那幾件在干農活時劃破、破得不能再破的衣裳,也被她用借來的針線,密密麻麻地縫補得整整齊齊。
晚上,我睡在靠門的破木板床上,她睡在最里頭的土炕上。
中間隔著一道許大軍找來的破爛花布簾子,我們誰也不說話。
安靜的夜里,只能聽見窗外秋蟲的鳴叫聲,和彼此在黑暗中淺淺的呼吸聲。
黃土高原上的日子,就像村頭那眼老井里的水,一天天安靜而枯燥地流淌著。
轉眼到了秋收的季節,漫山遍野的麥浪翻滾,金黃一片,空氣中到處都是麥芒的干澀味。
雙搶的時候,生產隊的活兒重得能把人的脊梁骨生生壓彎。
我每天在日頭下揮舞著鐮刀,累得像散了架一樣,回到窯洞連抬手喝口水的力氣都沒有。
苗丫把這一切都默默看在眼里,她什么也沒說,只是在第二天清晨,拿著一把舊鐮刀默默地跟著我下了地。
她沒有本村的戶口,大隊里不給她記工分,但她卻干得比誰都拼命,仿佛在跟自己的命較勁。
烈日當頭,毒辣的太陽把她的后脖頸曬得紅腫,脫了一層又一層的皮。
我看著她手里那把生銹的鐮刀,和手心磨出的幾個挑破了又重新灌滿黃水的血泡,心里一陣陣地抽痛。
“你趕緊回去,這活兒不是你一個大姑娘干的,再曬下去人就廢了。”
我大步走過去,一把奪過她手里的鐮刀,語氣里帶著連我自己都沒察覺到的焦躁和心疼。
苗丫倔強地抬起頭,抹了一把臉上的汗水,混著黃土在臉上畫出一道泥印子,眼底透著一股子執拗。
“俺不怕累,俺多干一點,你就能少累一點,衛東哥,你讓俺干吧。”
就這一句普普通通的話,像是一把柔軟的刀子,直直地扎進我心里,把我堅硬的外殼剝得一干二凈。
可是,人多嘴雜的農村,最不缺的就是那些能把人淹死的閑言碎語。
村里的寡婦王翠花在井臺邊洗衣服時,當著好幾個大娘的面,陰陽怪氣地嚼起了舌根。
“哎喲,城里來的知青就是有手段,白撿個黃花大閨女回去暖被窩,天天同進同出的,連個名分都不給,也不知道丟的誰家的人。”
這話像長了翅膀一樣,不到半天就傳遍了整個村子,甚至連下地干活的小孩看著苗丫都會在背后指指點點。
那天傍晚,我扛著鋤頭回家,遠遠就看見苗丫蹲在院墻根的柴火垛后面,把頭埋在膝蓋里偷偷抹眼淚。
那一刻,我覺得自己真是個懦夫。
我把鋤頭往地上一扔,深吸了一口氣,大步走過去,一把拉住了她沾滿泥土、還在微微發抖的手。
“苗丫,別哭了,快站起來。”
她驚慌失措地想往回縮,眼神躲閃著不敢看我,我卻把她的手握得更緊了。
“咱們明天去鎮上的供銷社扯兩尺紅布,再買一斤大白兔奶糖。”
苗丫愣住了,掛著晶瑩淚珠的睫毛難以置信地顫抖著,呆呆地看著我。
“衛東哥……你……你這是啥意思,俺不要紅布,俺只要能留下來就行。”
我看著她那雙清澈如水、卻寫滿自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說得很慢,但無比堅定。
“我周衛東是個不會說漂亮話的粗人,現在也給不了你城里那種大富大貴的生活。”
“但我絕對不能讓你無名無分地跟著我,在這受這些長舌婦的委屈。”
“苗丫,咱們結婚,以后我堂堂正正地護著你。”
苗丫的眼淚瞬間決堤,她死死地咬住下唇,突然猛地撲進了我的懷里,哭得像個終于找到了家的孩子。
那個月底,知青點昏黃的燈泡似乎比平時亮了許多。
窗戶上貼著苗丫親手剪的大紅囍字,屋子里洋溢著喜氣。
我們就這樣,在幾桌最簡單的粗茶淡飯和鄉親們善意的哄笑聲中,喝了交杯酒,成了一家人。
我以為,我們會在這片貧瘠卻溫暖的黃土地上,相互扶持著,平平靜靜地過完這一生。
可是,命運的齒輪,才剛剛開始轉動,誰也無法預料明天會發生什么。
婚后的日子,雖然窮得連買盒洋火都得精打細算,但這孔破敗的窯洞里卻破天荒地有了綿長的熱乎氣兒。
一九七六年的深冬,陜北刮起了能把人臉皮撕裂的白毛風,大雪封了整整半個月的山。
生產隊停了工,我和苗丫終于能安安穩穩地在這十幾平米的土炕上喘口氣。
外面北風像餓狼一樣在窗根底下嘶吼,呼哧呼哧地往門縫里灌著冰碴子。
屋里那個用廢鐵桶改造的簡易煤爐子卻燒得通紅,上面烤著的兩個紅薯正滋滋往外冒著焦甜的糖稀。
苗丫盤腿坐在炕頭上,就著頭頂那盞昏黃黯淡的鎢絲燈,手里拿著錐子,正費力地給我納著一雙嶄新的千層底棉鞋。
粗糙的麻線在她的手指間穿梭,那雙手雖然布滿了凍瘡和老繭,動作卻麻利得讓人移不開眼。
“別納了,仔細熬壞了眼睛,我不缺鞋穿。”
我放下手里那本已經翻爛了的《赤腳醫生手冊》,挪過去一把攥住她冰涼的手,心疼地把她拉進懷里。
苗丫順從地靠在我的肩膀上,像一只終于找到避風港的流浪貓,嘴角掛著滿足的淺笑。
“你的腳骨架大,干農活費鞋,舊的那雙鞋底都磨穿了,要是凍壞了腳趾頭,開春還咋下地犁田。”
她一邊輕聲念叨著,一邊用指腹輕輕摩挲著我手背上干裂的口子,眼神里全是化不開的柔情。
就在那個滴水成冰的除夕夜,我因為連續幾天在冰窟窿里起塘泥,不幸染上了風寒,燒得連親娘都快認不出來了。
渾身上下像是在火里烤,骨縫里卻又像是扎滿了冰針,疼得我蜷縮在破棉被里直打擺子。
昏昏沉沉中,我隱約聽到苗丫急得變了腔調的哭腔,還有她翻找東西時弄倒水盆的聲響。
等我再次恢復一點意識的時候,天已經蒙蒙亮了。
窯洞的門被一股夾雜著風雪的寒氣猛地撞開,發出沉悶的聲響。
我強撐著沉重的眼皮,看到苗丫像個雪人一樣跌跌撞撞地撲倒在炕沿邊。
她的頭發眉毛上結滿了白花花的冰霜,那件花棉襖凍得像一塊硬邦邦的鐵板,連膝蓋上的褲腿都磨破了,滲著觸目驚心的血絲。
但在她那雙凍得通紅、止不住顫抖的手里,死死地護著幾包用黃紙包著的中藥渣和兩片退燒藥。
“衛東哥,你快咽下去,俺去隔壁村把老中醫砸醒了,拿了藥回來,你吃了就能好。”
她抖著手把藥片塞進我嘴里,端著缺口的海碗,眼淚大顆大顆地砸在我的臉上,燙得我心尖都在發顫。
后來我聽同村的許大軍說,那天夜里風雪太大,山路完全被埋了,苗丫是一路連滾帶爬摔了十幾個跟頭,硬生生走了十幾里山路才求來的藥。
我緊緊抱住這個為了我連命都可以不要的傻女人,暗暗在心里發誓,這輩子哪怕豁出命去,也絕不讓她再受半點委屈。
五年的時光就像老黃牛拉著的石碾子,一圈一圈,慢吞吞地碾碎了青春,卻把我們倆的命死死地拴在了一起。
大雪化了又下,麥子黃了又青,苗丫不僅成了操持家務的好把式,也成了我生命里一刻也離不開的主心骨。
就在這平平淡淡的柴米油鹽里,時間悄然滑到了一九七九年的冬天。
隨著知青返城政策的陸續放開,知青點的人走得七七八八,原本喧鬧的院子徹底空蕩了下來。
許大軍走的那天,拉著我的手勸我趕緊辦手續回城,別真在這個窮山溝里當一輩子泥腿子。
我看了看正在灶房里默默幫我收拾行李,背影有些發僵的苗丫,笑著搖了搖頭。
“我不走,苗丫沒有城市戶口回不去,她在哪兒,我的家就在哪兒。”
我本以為,我會為了她徹底扎根在這片黃土高坡上,直到那封帶著雪花和加急郵戳的電報,徹底撕裂了我們平靜的生活。
那天傍晚,郵遞員老李蹬著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哪都響的破二八大杠,一路按著喇叭沖進了知青點的大院。
“周衛東,城里來的加急電報,快出來簽字。”
老李的聲音在空曠的院子里顯得格外的刺耳,帶著一股讓人心驚肉跳的急躁。
我正坐在院里的木墩子上劈柴,聽到這話,手里的斧頭猛地劈偏了,險些砍到腳背上。
苗丫從灶房里慌慌張張地跑出來,手里還拿著燒火棍,臉色唰地一下變得煞白。
我接過那張薄薄的黃色電報紙,手抖得怎么也按不住紙頁的邊角。
上面只打印了短短的四個字:“父危速歸”。
這四個字像是一記悶棍,狠狠地砸在我的后腦勺上,砸得我眼冒金星,腦袋里嗡嗡作響。
我爹周鐵軍是個脾氣比石頭還硬的退伍老兵,當年就算在戰場上被炮彈片削掉了一塊肉,都沒吭過一聲。
我媽王秀芝也是個極其隱忍的傳統婦女,如果不是到了真正的生死關頭,她絕不可能給我拍這種加急電報。
“衛東哥,出啥事了,你別嚇俺。”
苗丫扔了燒火棍,緊緊抓住我冰涼的手臂,聲音里帶著明顯的哭腔和無助。
我深吸了一口氣,壓下胸口翻涌的恐慌,反手將她粗糙的手掌包裹在手心里。
“我爹快不行了,我得馬上回城,今晚就走。”
苗丫愣了一下,隨即沒有任何猶豫地轉過身,跌跌撞撞地沖進里屋。
不到半個鐘頭,她就把我們僅有的幾件換洗衣裳塞進了一個舊帆布包里。
她又從炕席底下翻出那個用碎布頭縫了好幾層的舊布包,把里面積攢了五分、一毛的紙幣,還有幾張皺巴巴的糧票,全都倒在了我的手心里。
“衛東哥,俺跟你一起回去,俺也是周家的媳婦,爹病了,俺得在床前伺候著端屎端尿。”
看著她那雙通紅卻堅定的眼睛,我心里一陣發酸,用力地點了點頭。
我們在漆黑的風雪夜里趕了三十多里夜路,終于在天亮前爬上了縣城開往省城的長途客車,隨后又換乘了那趟令人窒息的綠皮火車。
三天三夜的顛簸,硬座車廂里的酸臭味和車窗外無盡的風雪,幾乎耗盡了我們所有的體力。
當火車終于在這個重工業城市的火車站緩緩停靠時,我的雙腿已經腫得像灌了鉛一樣沉重。
站前廣場上滿是穿著灰色、藍色棉大衣的城里人,到處都是自行車的清脆鈴聲和汽車的鳴笛聲。
苗丫背著那個褪色的帆布包,瑟縮在我的身后,像一只誤入狼群的兔子。
她低頭看了一眼自己那雙沾著干涸泥巴的布鞋,又看了看周圍那些穿著皮鞋、皮靴的城里姑娘,下意識地想要往后退。
我一把攥住她有些發抖的手腕,十指緊扣,牽著她大步流星地走向站外的公交站臺。
“別怕,記住,你是我周衛東明媒正娶的媳婦,到了家就跟在我身后,天塌下來有我頂著。”
市人民醫院的走廊里,充斥著一股濃烈的來蘇水味,冰冷得讓人感到絕望。
墻圍子上剝落的綠色油漆像是一道道丑陋的傷疤,頭頂忽明忽暗的白熾燈拉長了我們兩人焦急的影子。
我拽著苗丫的手,呼吸急促地跑到三樓盡頭的重癥病房門前。
病床前,我媽正背對著我們,手里拿著一條熱毛巾,小心翼翼地給病床上那個戴著氧氣面罩的老人擦拭著干枯的手背。
聽到門軸轉動的吱呀聲,我媽的動作猛地頓住了。
“媽,我回來了。”
我紅著眼眶,聲音嘶啞地喊了一聲,拉著苗丫跨進了病房。
我媽王秀芝轉過身,那張滿是風霜和淚痕的臉上先是閃過一絲驚喜,但當她的目光越過我,落在我身后的苗丫臉上時,整個人瞬間僵硬在原地。
“哐當”一聲脆響。
她手里的搪瓷缸子直直地掉在水磨石地板上,滾燙的熱水濺了一地,打濕了苗丫的褲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