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張學良口述歷史》（唐德剛著，哥倫比亞大學錄音，1990年1月至5月）、《楊常事件》、《東北易幟》、《中東路事件》、《中原大戰》、《張學良傳》（陜西省圖書館數字資源）、《郭松齡反奉始末》、《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在干什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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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月25日，臺北北投區，山間一棟掩在竹林后頭的寓所。
院子里擺著棋盤，棋子散落，像是一局下到一半就再沒人收的殘局。
哥倫比亞大學華裔史學家唐德剛帶著錄音機上門來訪，此后的幾個月里，他先后五次登門，在這里和臺北的亞都飯店共錄下了十一盤錄音帶。
這批錄音后來整理成書，書名叫《張學良口述歷史》。
那年，張學良整整九十歲。
打開任何一盤錄音，都能聽到那個聲音——低沉，從容，偶爾停頓，有一種說不清是平靜還是疲憊的底色。
談到東北，談到西安，談到那整整五十四年的軟禁歲月，張學良大多語氣平穩，不激動，也不抱怨，像是一個已經把什么都想透了的人在回顧自己的生平。
但有一個名字，讓他的語調出現了不同尋常的變化。
唐德剛后來在書的序言里寫道，張學良談起這個人時，神情里有一種他在別處從未見過的東西——不完全是悔恨，也不是惋惜，更像是一個人把同一件事翻來覆去在心里過了幾十年之后，那種沉淀下來的復雜。
張學良最終說出口的那句話，簡短而直接：這一生我最不該做的，便是殺了那個人。
【一】少帥不是天生就叫少帥
1901年6月3日，張學良出生于遼寧省臺安縣桑林鄉張家窩堡。
乳名"小六子"，字漢卿。
父親是張作霖。
張作霖出身綠林，早年靠著一股子悍勁和手腕，從奉天地方武裝一路打出了"東北王"的位置。
他深知自己沒文化吃了多少苦頭，所以對長子張學良的教育格外用心——六歲就請了當地舉人名儒做家庭教師，學《三字經》《四書》《五經》；稍大一些，又送進新式學堂，與時代接軌。
但張作霖那些年奔走沙場，陪兒子的時間屈指可數。
張學良幼年喪母，母親趙春桂在張學良六歲時便已去世，此后被繼母養大。
父親對他有光環，也有距離——他對張作霖的感情里，親近與隔閡并存，這種矛盾在他少年時期一直沒有徹底化解。
1919年，張學良考入東三省陸軍講武堂第一期炮兵科。
就是在講武堂，他遇見了后來對他影響至深的一個人——戰術教官郭松齡。
郭松齡，號茂宸，奉天府承德縣人，有"關東第一猛將"之稱。
他治軍嚴謹，理念先進，對張學良傾囊相授，兩人亦師亦友，郭松齡后來甚至稱張學良是自己的"第一門徒"。
張學良對這位老師的景仰，遠超對很多同輩武將的態度。
1920年，張學良從講武堂以炮兵科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同年任少將旅長，二十歲。
此后幾年，張學良的履歷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向前推進：22歲任梯隊司令，24歲任軍長，26歲任軍團長。
在第二次直奉大戰中，1924年9月，張學良率領奉軍第三軍為東北軍入關主力，部隊突破山海關，直搗北平，直系全面潰敗，奉系由此奪取中央政權，達到勢力頂點。
戰后，張學良升任京榆地區衛戍總司令。
這個時期的張學良，已經是奉系軍中公認的核心人物之一。
但他仍然處在父親的光環之下——張作霖的牌子在，東北軍的核心權威在老帥手里，張學良更多是在戰場上歷練，在政治上尚未獨當一面。
真正讓張學良完成了某種"提前的歷練"的，是1925年的郭松齡兵變。
1925年11月，郭松齡打出"清君側、扶少帥"的旗號，將所轄7萬精銳奉軍改編為"國民四軍"，攻下山海關后北上，兵鋒直指奉天。
張作霖猝不及防，甚至一度準備攜家逃往大連。
此時，張學良奉命收拾殘局，率軍在巨流河與郭松齡對峙。
老師與學生，站在了河的兩岸。
張學良沒有臨陣動搖，而是針對郭松齡部隊對他本人的感情，展開攻心戰術，加之日本關東軍從側面介入施壓，郭軍軍心動搖，最終兵敗。
1925年12月24日，郭松齡夫婦攜200余名衛隊出走，隨后在一處農民菜窖中被捕，押至遼中縣老達房，按張作霖命令槍決，曝尸三日。
郭松齡夫婦死后，張學良痛哭失聲，幾至昏厥。
這件事對張學良來說，遠不只是一次戰役的勝利。
它留下的，是一道長久不愈的心結——他親眼看著那個教導他軍事、與他情同兄長的人，被父親的命令處死。
【二】一個年輕人，如何在最短的時間里被逼著長大
郭松齡兵變之后，東北局勢看上去平靜下來，但張作霖心里清楚，那場風波暴露的不只是郭松齡的野心，更是奉系內部的結構性脆弱。
奉軍內部，歷來分為兩派。
一派叫"陸大派"，以郭松齡為代表，多出身國內頂級軍校，踏實練兵，注重實戰，是奉軍里的戰力擔當。
另一派叫"士官派"，多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長于政治謀略和外交周旋，代表人物便是張作霖最倚重的核心謀士。
郭松齡死后，士官派的勢力進一步鞏固，張學良夾在中間，與老帥的那批舊臣之間的關系更加微妙。
1927年，張學良任安國軍第三方面軍軍團軍團長，南下抵御國民革命軍北伐。
這一年，局勢變化劇烈，蔣介石領導的北伐軍橫掃南方，北洋政府的基礎日益動搖。
1928年4月，蔣介石發起第二次北伐，國民革命軍迅速占領山東和平津一帶。
奉系的命運，進入了倒計時。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天塌了。
1928年6月4日凌晨5時30分，張作霖所乘專列在北京返回奉天途中，經過皇姑屯附近南滿鐵路立交橋時，日本關東軍預埋的炸彈被引爆。
"東北王"張作霖，就此走到了終點。
消息封鎖了整整半個月，才在6月18日正式對外公布。
張學良那年二十七歲。
接手父親留下的東北，不是一種順理成章的繼承，更像是在最沒有準備好的時刻，被強行推上了舞臺。
數十萬奉軍，東北三省加熱河的廣袤疆土，張作霖與各路勢力之間錯綜盤結的政治債務，以及日本人那雙始終盯著東北的眼睛——全都壓了過來。
張作霖的舊部元老張作相，主動將位子讓出，推舉張學良擔任東北保安總司令。
這個舉動讓張學良在名義上接過了指揮棒，但位子和威信不是一回事，東北軍內部有多少舊臣真正服這個不到三十歲的少帥，誰心里都沒有底。
接下來張學良面臨的第一道真正的考驗，不是來自日本，也不是來自南京，而是來自東北軍內部那個資歷最深、手腕最硬、地位最難撼動的人。
【三】那場壽宴，和從壽宴到老虎廳的距離
張學良正式接手東北之后，與內部舊臣之間的矛盾，從一開始就沒有被真正化解過，只是被暫時壓住了。
其中最關鍵的一條線索，出現在1929年1月7日。
那天，奉天城里，一場盛大的壽宴在一位奉系元老的公館里舉行。
來賓名單上，有從南京專程派來的代表，有白崇禧和閻錫山的使者，有日本方面的要人，還有東北各地方官員——幾乎傾巢而出。
張學良攜原配夫人于鳳至親赴現場。
進門時，隨行人員高喊"總司令到"，在座賓客稀稀落落地欠了欠身。
片刻后，這位元老步入客廳，一聲通報落下，滿座賓客隨即肅然起立。
那一刻的沉默，比任何言語都更清晰。
這批賓客，大多是這位元老當年提拔或共事的舊部，他們對那個聲音的尊重，是從骨子里發出來的。
對張學良這個"總司令"，表面禮數有，但那道最真實的敬意，并沒有跟著位子一起轉移過來。
張學良站在那個場合，什么都沒說，繼續寒暄，一直到散席。
三天后，1929年1月10日，一切走到了最后的臨界點。
那天下午，這位奉系元老與另一位東北軍要員一同來到帥府老虎廳，要求張學良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理由是中東鐵路系中蘇合辦，不接受東北交通委員會的指揮，若成立此署，便可將中東鐵路納入管轄之內，并同時極力推薦其同僚出任督辦一職。
這件事，事前沒有經過張學良的同意，也沒有征詢過他的意見。
兩人來到帥府，帶著一份已經擬好的文件，直接擺在張學良面前，要他簽字，要他立刻公布于眾。
張學良表示，此事涉及對蘇外交，須慎重考慮，從長計議，理應上報南京政府再作定奪。
兩人根本不接受這個答復，堅持當場決定，更直接說出了那句話：此事我們倆已經商量好了，就這么辦了，你簽個字，我們馬上公布于眾。
張學良強壓著怒火，借口天色已晚，留兩人吃飯，飯后再商量。
兩人說回去吃，起身告辭。
人走之后，老虎廳里只剩張學良一個人，對著那份還沒簽字的文件。
他站在那里，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召來了親信副官譚海，從抽屜里取出一枚銀元。
張學良將那枚銀元拋了幾次，看著正反面交替出現，內心的天平在來回傾斜。
他后來在晚年的訪談里承認，在那一刻，他并沒有把結局完全想定——那枚銀元，與其說是一個決斷的工具，不如說是他在確認自己已經決斷之后，給自己一個儀式感。
銀元放下，命令傳出。
張學良隨即調度警備處長高紀毅率領六名衛士做好準備，另由劉多荃擔任帥府外圍警衛，只許人進，不許人出。
當晚，兩人如約返回帥府，等待張學良給那份文件一個結果。
張學良接見兩人之后，找了個借口離席，走出老虎廳。
約一分鐘后，六名衛士持槍步入，高聲宣布：奉長官命令，你們二人阻撓新政，破壞統一，將你二位處死，立刻執行。
1929年1月10日晚七時，奉天大帥府老虎廳，兩聲槍響。
事后，張學良對外公布了兩人阻撓統一的罪名，向南京政府發報報告處置情況，并專程派外交處長赴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通告，此事不影響對日外交。
而在私下里，他給兩人的家屬送去了數萬元銀元，并親筆寫信給在德國留學的長子，對家屬進行安撫。
此后每年家庭聚會，張學良都會邀請那家人參加。
那枚銀元，被他鎖進了鐵柜深處，此后再沒有拿出來過。
【四】從東北到天下，從得意到失意
"楊常事件"發生之后，東北政壇的反應出人意料地平靜。
沒有人公開質疑，沒有人出來喊冤。
東北軍舊部里，有人唏噓，有人暗自松了口氣，更多的人選擇裝作什么都沒看見。
表面上，張學良徹底整肅了內部，開始真正意義上獨立主政東北。
但往后數年間，張學良的每一步，都和那個被他親手清除的人留下的真空，有著微妙而難以切斷的關聯。
先說一件鮮少被重視的事——1929年7月，"楊常事件"發生半年后，張學良在南京國民政府的支持下，強行武力接管中東鐵路，由此引發中蘇之間的大規模邊境沖突，史稱"中東路事件"。
南京方面的態度是明確支持的。
蔣介石在與張學良的北京會談中拍胸脯保證：一旦中蘇開戰，中央可出兵十萬，資助軍費數百萬銀元。
然而仗真打起來之后，蔣介石只撥了區區200萬元軍費，其余承諾一兵一卒都沒有兌現。
東北軍以27萬人迎戰蘇聯的遠東特別集團軍，從1929年8月打到11月，屢戰屢敗，損兵近萬，蘇方傷亡僅千余人。
最終張學良被迫簽署《中蘇伯力會議議定書》，中東鐵路的全部權益悉數恢復到蘇聯手中。
這場敗仗，是張學良獨立執政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對外軍事行動，以恥辱性結局收場。
蔣介石事后不但沒有追究，反而將中華民國首批青天白日勛章授予參與這場戰爭的東北軍諸將，算是在政治上做了個姿態。
但張學良心里明白那枚勛章是什么意思——你打了敗仗，我給你臉面，你欠了我的。
到了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反蔣軍人聯名推舉閻錫山為全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等人為副司令，與南京國民政府展開大規模決戰。
蔣介石這次又把目光投向了東北。
他派人送來委任狀，以陸海空軍副司令之職相許，專程勸張學良出兵入關助蔣。
張學良起初以"德薄才庸"為由推辭，但在張群、吳鐵城等人的持續游說下，隨著戰場形勢逐漸明朗，他最終在9月18日發出"巧電"，率10萬東北軍入關，進駐北平天津，宣告支持"中央"。
中原大戰就此以馮、閻失敗收場。
1930年10月9日，張學良在沈陽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
就職典禮規模盛大，國民政府特派9架飛機飛赴沈陽上空散發傳單，各國領事和各界代表800余人到場。
那是張學良政治生涯的最高點。
一年后，一切就開始垮塌。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在沈陽柳條湖制造鐵路爆炸事件，隨即進攻東北軍駐地北大營。
東北軍奉不抵抗命令，撤出陣地。
三個月內，東北三省全境淪入日本之手。
張學良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罵名，成為全國輿論最集中的靶子。
此后數年，張學良的處境每況愈下——1933年熱河抗戰失利，引咎辭職；此后多次與紅軍交戰，敗多勝少；部下心中的怨氣越積越深，東北軍官兵心念故土，抗日情緒日益高漲，而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方針卻讓他們只能繼續打內戰。
到了1936年，這根弦終于繃斷了。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與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扣押了蔣介石，隨即發出抗日救國八項主張。這便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后十三天，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變達成和平解決。
然后發生了一件讓所有人都沒有預料到的事——張學良沒有取得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眾多將領的同意，獨自決定親自陪同蔣介石飛回南京。
消息傳出，東北軍將領一片嘩然。
當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大為震驚，立即派人趕赴機場攔截，但飛機早已升空。
12月26日，飛機降落南京。張學良下機后，即遭軟禁。
六天后，南京國民政府軍事法庭開庭審判，李烈鈞任審判長，僅用一個小時便完成了對張學良的審判，判處十年徒刑，隨即以"特赦令"形式轉為"交軍委嚴加管束"，實為終身監禁。
從1936年到1988年蔣經國去世，張學良先后在大陸各處、臺灣新竹五峰、高雄西子灣、臺北北投等地被輾轉關押長達五十四年。
直到1990年九十大壽前后，他才逐步恢復人身自由。
五十四年。
這是整整一代人的時間。
當年那個在沈陽就職典禮上意氣風發、胸前掛滿勛章的少帥，就這樣一步步走進了那棟臺北山間的院子，然后是夏威夷，然后是2001年10月14日那個他再也沒有醒來的早晨。
在這漫長的五十四年里，在那些旁人看不見的歲月深處，有一件事張學良始終沒能放下——
那不是東北，不是西安，不是他拱手送出去的那些年華。
而是1929年1月10日那個夜晚，老虎廳里，那個他親手殺掉的人。
而當唐德剛追問他，那個人究竟在哪件事上讓你如此念念不忘時，張學良沉默了很久，才說出了一個讓在場所有人都為之一靜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