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錢學森傳》（涂元季著）、《我的父親錢學森》（錢永剛著）、《蠶絲：錢學森傳》（張純如著）、《愛的詠嘆調——蔣英傳》、蔣英晚年口述采訪記錄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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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31日，錢學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
舉國哀悼。
數千名各界人士自發趕到八寶山革命公墓，從早上開始就站著，站了很久，沒有散開。
追悼會上，蔣英坐在前排，神情平靜得讓周圍的人都有些不安——不是那種失神的平靜，而是一種已經想通了所有事情的平靜。
外人看這對夫妻，永遠是一幅完整的圖景。
錢學森是舉國敬仰的"兩彈一星"功勛，是被稱為"中國航天之父""中國導彈之父"的那個名字；
蔣英是享譽中外的女高音歌唱家，是中央音樂學院教了整整45年的聲樂教授，是被歐洲樂壇稱為"歐洲古典藝術歌曲權威"的女人。
兩個人青梅竹馬，1947年在上海沙遜大廈成婚，此后相伴62年，幾乎是那個年代被提起最多的伉儷典范。
然而，就在錢學森辭世前后，蔣英在一次采訪中說出了一句讓所有人都愣住的話："我很可憐他。"
62年，從帕薩迪納到中關村，從特米諾島外焦急守候的那個傍晚，到西北戈壁那數不清個一去數月的消失——走到最后，她說的是"我很可憐他"。
蔣英當時給出了解釋。
她說，錢學森這輩子喜歡美食，也做得了一手好菜，出去到一個新地方總要品嘗當地特色，但她自己不會做飯，錢學森回國之后又長年奔波、沒有時間自己下廚，兩個人加在一塊兒，結果是這個兩彈元勛幾十年里難得吃上幾頓稱心的飯。
"我很可憐他，因為我不會做美食。"
很多人聽了覺得是老夫老妻之間的玩笑話，笑一笑就過去了。
但凡認真翻過這62年的人，都會知道，這五個字背后壓著的，遠不止一碗飯的遺憾。
【一】一個少年的轉向，和他用一生去兌現的選擇
1911年12月11日，錢學森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仁和，是錢均夫的獨生子。
錢家在杭州有根基，錢均夫是教育家，博學而嚴謹，對獨子的培養極為用心。
錢學森從小在北京長大，中學期間成績優異，數理方面展現出罕見的天賦。
1929年，18歲的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學，最初讀的是鐵道機械工程專業。
那個年代，像他這樣的有志青年走"實業救國"的路子是順理成章的事——學好工程，替國家造鐵路、造機器，這是一代人共同的想象。
但有一件事改變了他的方向。
1930年代，日本軍機頻繁出現在中國城市上空，上海的天空出現了一次又一次讓人驚懼的轟鳴。
年輕的錢學森抬頭看著那些帶著"膏藥"涂裝的機翼俯沖而下，心里生出一個判斷：中國必須擁有自己的航空工業。
從那以后，他把目光從鐵路轉向了天空。
1934年，錢學森從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畢業，當年即考取庚子賠款公費留學資格。
1935年9月，他從上海出發，乘"杰克遜總統號"輪船赴美，進入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系。
只用了一年，就拿到了航空工程碩士學位。
1936年秋，他轉入加州理工學院，拜在世界力學大師馮·卡門門下。
這位匈牙利裔猶太人被稱為"超音速之父"，是20世紀最頂尖的空氣動力學家之一。
馮·卡門對這個中國學生的評價極高，認為錢學森的天賦在他見過的所有學生中名列前茅。
兩人合作發表了多篇在國際學界產生深遠影響的論文，共同建立的"卡門-錢學森公式"至今仍是空氣動力學領域的重要基礎理論。
1939年，錢學森獲得加州理工學院航空學和數學雙學科博士學位，那年他28歲，已經是國際航空界公認的頂尖學者。
此后他在加州理工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之間輾轉任職，1947年被聘為麻省理工學院正教授，是該校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之一。
同年，他主持加州理工學院古根海姆噴氣推進研究中心，執掌美國最頂尖的火箭推進研究機構。
二戰結束后，他還以美國陸軍航空兵上校身份赴德，參與審訊德國火箭科學家，親眼接觸了"V-2火箭"的技術細節。
那趟德國之行，他見到了"V-2火箭之父"馮·布勞恩。
彼時的美國軍方對他的評價，流傳極廣的一句是：錢學森無論走到哪里，所掌握的知識都相當于五個海軍陸戰師。
這話后來被反復引用，卻很少有人注意到，這句話說出來的那一刻，不是贊美，而是一道鎖鏈的開始。
【二】兩家世交，一段從幼年就開始的緣分
錢學森和蔣英的故事，比大多數人知道的要早很多。
錢學森的父親錢均夫，和蔣英的父親蔣百里，是杭州求是學堂——即今浙江大學前身——的同窗好友，后來又一同東渡日本，一個攻讀教育，一個鉆研軍事。
兩人回國后都留在北京工作，兩家往來甚密，情同手足。
蔣百里有五個女兒，錢均夫只有錢學森一個獨子。
兩家人曾約定：把蔣家一個女兒送到錢家做干女兒，將來如果做不成干女兒，長大了就嫁給錢學森。
蔣英于是幼年被送至錢家，由錢均夫收做干女兒，還專門取名"錢學英"。
兩個孩子在同一屋檐下一起成長，一起念書，一起在院子里玩耍。
兩家聚會時，年幼的錢學森和蔣英一起合唱過一首學堂歌曲《燕雙飛》——那時候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唱，竟預兆了他們相伴一生。
后來蔣英因思念親生父母，回到了蔣家。
兩個孩子各自踏上了截然不同的成長軌跡。
蔣英的天賦在音樂上極為突出。
1936年她隨父親蔣百里赴歐洲考察，1937年進入德國柏林音樂大學聲樂系，1941年畢業后獲柏林德國大戲院聘用，多次登臺演唱，并與德國"德律風根"唱片公司簽訂了長達十年的出版合同。
后來她又轉赴瑞士路桑音樂學院深造，1944年畢業，1946年12月回國。
回國后次年，1947年5月，她在上海蘭心大劇院舉辦歸國首場個人獨唱音樂會，引起廣泛關注。
也就在這前后，錢學森回國探親，在上海再度遇見了蔣英。
兩家父親的舊約定，就這樣在1947年的上海兌現了。
婚禮定在1947年9月17日下午6點，地點是上海沙遜大廈，即今天的和平飯店。
錢均夫親自主持，宣讀手寫婚書"鴛鴦譜"，彈《婚禮進行曲》的是蔣英的鄰居、當時才17歲的鋼琴家周廣仁。
蔣英囑咐用門德爾松版本，不要瓦格納的。
進場時，別家新娘小碎步款款而來，蔣英大踏步走了進來。
伴郎是錢學森的好友范緒箕，連結婚禮服都是他幫忙租的。
婚后錢學森先行返美，蔣英隨后跟去。
就在她出發前，意大利一家大型歌劇院向她發來演出邀請。
為了錢學森，她回絕了。
那是她后來為他放棄的很多事里，最早的一次。
【三】帕薩迪納的平靜，和1950年夏天那場改變一切的風暴
在美國的頭幾年，日子過得還算充實。
兩人住在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家里陳設簡單，但有一架錢學森專門為蔣英買的斯坦威大三角鋼琴，擺在客廳最顯眼的地方。
1948年，兒子錢永剛出生；1950年6月26日，女兒錢永真在帕薩迪納出生。
兩個孩子的到來，讓這個異國小家有了真正的煙火氣。
錢學森在業余時間喜歡聽音樂，常去聽洛杉磯交響樂團的演出，自己也懂樂理。
蔣英后來回憶，那段日子兩人都喜歡哲理性強的音樂，錢學森還喜歡畫水彩，筆觸頗為細膩。
工作之余，家里有鋼琴，有繪畫，有孩子——那是他后來數十年再也沒有重復過的日子。
1950年夏天，這一切戛然而止。
麥卡錫主義橫掃美國，聯邦政府大力推行"忠誠—安全審查"。
錢學森因為早年參加過朋友威因鮑姆家里舉辦的社交聚會，這些聚會后來被聯邦調查局認定與共產黨外圍組織有關，而被列為審查對象。
1950年5月18日，美國三軍人事安全局召開秘密會議專門討論"錢學森案"；
6月6日正式吊銷他的涉密研究許可證。
許可證沒了，等于科研路被切斷。
錢學森當即向加州理工學院提出辭職，著手準備回國，雇了搬家公司打包了家里的鋼琴、書籍、床上用品、乃至一臺洗碗機，準備用船托運回中國。
貨物在海關被截下來了。
打包運走的文件里，有幾箱標注了"機密"或"絕密"字樣的技術資料。美國海關據此申請了搜查令，移民局隨即發出逮捕令。
1950年9月7日，移民局兩名特工敲開了錢家的門。
開門的是蔣英，她手里抱著剛滿三個月的女兒錢永真。
錢學森神情平靜，跟著特工出了門。
他被押送到距洛杉磯數十里之外的特米諾島拘留所。
那是蔣英和錢學森分開的第一夜，她不知道他被關在哪里，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手里還抱著一個三個月大的孩子，身邊還有一個兩歲的兒子。
【四】特米諾島的15天，和蔣英接回來的那個他
蔣英此后多次在采訪中描述過那15天的細節。
那間牢房是單獨關押的，陰暗潮濕，鐵欄窗戶。
24小時都有探照燈直射進來，不分白天黑夜。
守衛每隔10分鐘打開一次沉重的鐵門，伸頭進來查看，鐵門聲音極重又刺耳，一夜要響上百次。
白天被輪番審訊，夜里無法睡眠。
和他關在一起的大多是說西班牙語的墨西哥越境者，語言完全不通，15天里他幾乎沒有和任何人說上一句話。
就連導師馮·卡門從巴黎專程打來的電話，他也不被允許接聽。
被關押第10天，蔣英才被獲準上島探視一次。
她后來說，進入那座島時，看到四周圍墻高聳，鐵絲網通著電，里里外外警衛森嚴，氣氛壓抑。
見到錢學森，她旁邊有衛兵盯著，只能輕聲說一句："該辦的事情都辦妥了，還有兩三天就可以接你回家了。"
保釋金是1.5萬美元。
這筆錢放在當時不是小數目——相比之下，保釋一個普通犯人也不過2000美元，這筆錢是對錢學森的有意刁難。
蔣英四處奔走，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李·杜布里奇和馮·卡門教授倡議募捐，師生們湊齊了這筆錢，錢學森才得以被釋放出來。
1950年9月22日，蔣英去特米諾島把他接了回來。
回到家里，錢學森一言不發。蔣英問他什么，他只是點點頭，或者搖搖頭。
蔣英明白了——他失聲了。
15天，他的體重掉了整整15公斤。
后來他緩過來，才將那15天里的遭遇告訴了蔣英：探照燈24小時直射，每隔10分鐘士兵打開鐵門檢查，不準和任何人交談，白天不間斷審訊，夜晚完全無法入睡。
那段時間里，他甚至出現了短暫的幻聽癥狀。
保釋之后，美國司法部并未就此了結，隨即啟動了四次正式聽證會，從1950年11月25日到1951年4月16日，歷時近半年。
假釋期間，錢學森每月必須親自前往洛杉磯移民局登記報到，信件和電話受到全面監控。
他實際上處于行動受限的狀態，既無法從事涉密科研，也無法離開美國。
就是在這種處境下，他寫完了《工程控制論》。
書稿完成，在國際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
他后來說："當時并沒有想到建立新學科，而是為避開美國方面的追蹤和迫害。那時我還很年輕，雖然痛苦，精力還很充沛，我不能消沉。我必須積累知識，隨時準備返回祖國。"
這五年里，蔣英撐起了整個家。
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一次次應對特工的登門，獨自處理家里所有事務。
他們租住的房子每次都只簽一年合同，隨時準備離開；那些被扣押的八箱資料，他們再沒有打開過，就那么放著，等有一天能帶走。
有時候，兩個人會用吉他和竹簫合奏——那架斯坦威鋼琴已經被沒收了——用音樂疏解那些壓在心里無處安放的東西。
1955年6月，被困五年的錢學森想到了一個極其隱秘的傳信辦法。
他寫了一封信，寫在一張香煙紙的背面，信封上的地址，是蔣英用左手模仿孩童筆跡寫的，寄給了蔣英遠在比利時的妹妹蔣華。
信上寫："被美國政府扣留，今已五年，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
這封信輾轉送到了國內，最終成為推動外交談判的重要證據。
1955年8月4日，美國司法部正式簽署同意錢學森回國的通知。
1955年10月8日，錢學森一家四口——他和蔣英，6歲的兒子錢永剛，5歲的女兒錢永真——乘坐"克里夫蘭總統號"輪船回到國土。
從羅湖下船到過海關大門之間，有一段300米的大橋。
蔣英在那段路上，做好了不惜一切代價保護丈夫的準備。
那架被沒收的斯坦威鋼琴，是蔣英在出發前據理力爭一直交涉到最后時刻，才讓它跟著一起帶了回來。
而美國沒收的那八箱資料，終究沒有還回來。
那些東西，從此只存在于錢學森的腦子里。
回國之后，那個舉世仰望的錢學森，開始了此生最漫長的一段燃燒。
而從那一天起，蔣英看著他，看了整整五十年，也在心里替他承受了整整五十年，直到錢學森去世那天，外界才第一次知道，這五十年里，一些從來沒有公開說過的事情，在這對夫妻之間到底意味著什么——
而那些事，也是蔣英晚年那五個字真正說不盡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