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開那扇掉了漆的木門,腳下一軟,差點坐地上。
客廳里一個年輕女人正在給孩子喂飯。
桌上的菜已經涼了,電視放著泰國綜藝。
她看見我,愣了愣,喊了聲什么,我聽不懂。
可那孩子轉過臉來,我整個人像被雷劈了一樣。
那張臉,跟我兒子小時候一模一樣。
我張了張嘴,嗓子像被人掐住了。
十年了,我攢了五年的錢,賣了老黃牛,在曼谷街頭流浪了七天。
好不容易找到這個地址,開門的怎么會是一個陌生女人?
她懷里的孩子大概四五歲,虎頭虎腦,看見我就往沙發后面躲。
我手機里還存著那張照片。十年前兒子臨出門時拍的,那時候他才二十一歲,笑得眼睛瞇成一條縫。
那扇門后面,到底藏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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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叫馬玉琴,五十三歲,山東人。
說起來不怕你笑話,我這輩子最遠去過縣城。連省城長啥樣都不知道,更別提坐飛機了。
可就在去年冬天,我坐了。
從昆明飛到曼谷,七個多鐘頭。
飛機上我緊張得手心全是汗,旁邊坐了個嫁到中國來的泰國女人,看我拿著護照發抖,幫我填了入境卡。
我連一句“謝謝”都說不利索,心里一直在想:建國,你等著媽,媽來了。
建國是我兒子,趙建國。
他十二歲那年,他爹下礦出了事。
礦上給了一點撫恤金,人沒了。
我一個人種地、養雞、給鎮上飯店洗碗,硬是把他拉扯大。
這孩子爭氣,考上了縣里重點高中。
可家里實在拿不出學費,高二那年他死活不肯去了,說要出去打工。
我跟他吵,打他,罵他。他跪在地上給我磕頭,說:“媽,我不想你一個人這么累。”
那是2013年夏天的事。
建國跟著鄰村一個叫祥叔的人出國了,說是去泰國做廚師。
走的那天早上,我給他煮了一鍋雞蛋,又往他破書包里塞了兩千塊錢。
那是我干了大半年攢下的。
建國說:“媽,等我掙了錢,回來給你蓋新房。”
前三年,他常打電話回來。
說在曼谷一家中餐館洗碗,一個月掙三千塊,攢了不少錢,再過一兩年就能回來。
我每次接電話都哭,他在那頭也哭,說媽你別哭,我很快就回了。
可第四年開始,電話打不通了。
我打了一遍又一遍,永遠是那個冰冷的聲音:您撥打的號碼已停機。
我寄出去的信也石沉大海。
我找那個祥叔問。祥叔支支吾吾,說建國“自己跑了”,他也找不著。我急了,問他跑哪兒去了,他說不清楚。后來我再找他,他電話也換了。
村里人開始嚼舌根。
有人說建國肯定是死在外面了。
有人說他是沒出息,不敢回來。
鄰居李大娘每次看見我都要念叨一句:“玉琴啊,你就別找了,人都沒了你還折騰啥?”
我不信。
我兒子什么樣的人我能不知道嗎?他就算死,也會托人給我捎句話。
我公公癱在床上,天天念叨孫子。老頭兒糊涂了,有時候半夜喊建國的名字,喊著喊著就哭。我蹲在院子里,眼淚往肚子里咽。
那幾年,我整宿整宿睡不著覺。
后來我打聽到,縣里有個老娘們兒也是兒子失蹤了,她坐飛機去國外找,還真找著了。
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開始打聽怎么辦護照,怎么買機票。
村里人都說我瘋了。
李大娘直接罵我:“馬玉琴你醒醒吧,你那兒子要是活著,十年了能不給你打電話?你去了也是白去!”
我不聽。
我偷偷攢錢。開小賣部掙的,賣雞蛋攢的,連襪子破了都舍不得買新的。一塊、兩塊、五塊,我全塞在一個鐵餅干盒里。
這么攢了三年,存了八千塊。
可辦護照要錢,買機票要錢。八千塊哪夠?
我想來想去,把家里那頭養了三年的老黃牛賣了。那牛是我男人的時候就養的,我舍不得。可沒辦法,我得去找兒子。
賣牛那天,牛一直在叫。我摸著它的頭,眼淚止不住地流。
賣了八千。
又跟娘家弟弟借了兩千。弟弟問我干啥,我沒說實話。他要是知道我出國,肯定攔著。
湊了一萬五,我心里有底了。
村支書看我可憐,幫我在鎮上辦了護照。
辦護照的時候,人家說我身份證是十年前的老證,照片跟本人對不上,又折騰了半個月。
我急得嘴上都起了泡。
公公看我天天往外跑,起了疑心,問我是不是要去找人。
我騙他:“爹,我去縣城看病。腰疼,老毛病了。”
公公沒說什么,可他的眼神讓我心酸。我知道他想說:去找建國吧,別管我了。
可我說不出口。
臨走那天,我把公公托付給李大娘,說去縣城住幾天。李大娘看著我,嘆了口氣,沒再說什么。
我背著一個破蛇皮袋,里面裝著幾件換洗衣服、一包饅頭、那盒餅干錢,還有一個信封。
信封里是十年前建國寄回來的信的舊地址。上面的字跡已經模糊了,可我一直留著。
我在火車站買了去昆明的票。綠皮火車,坐了一天一夜。
車廂里擠滿了人,有打工的,有做生意的。我縮在座位上,抱著蛇皮袋,心里一直在想:建國,媽來了。
02
飛機落地的時候,我整個人都是懵的。
曼谷機場比我們整個縣城都大。到處都是我不認識的文字,那些彎彎曲曲的字母,看著跟蝌蚪似的。廣播里說的話我也一句聽不懂,嘰里咕嚕的。
我舉著那個信封到處找人問。
“請問,這個地址怎么走?”
可沒人理我。
有的人擺擺手,有的人直接繞開我走。
有個穿制服的保安走過來,嘰里咕嚕說了一通話,我一句沒聽懂。
他看我傻站著,指了指外面,意思是讓我出去。
我拖著蛇皮袋往外走。
出了機場,一股熱浪撲面而來。泰國熱得要命,十二月份了還穿短袖。我穿著棉襖,熱得渾身冒汗,可我不敢脫,怕里面藏錢的兜被人盯上。
站在機場外面,我傻了。
這個地方我完全陌生。到處是高架橋,到處是車,到處是人。那些人說的不是中國話,看的也不是中國字。我像掉進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
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找了個中國旅客幫我寫了一張紙條:麻煩送我去這個地方。
坐出租車花了我三百多塊錢。
在車上我看著窗外,心里又害怕又期待。建國會在這個地方等我嗎?他還認得出我嗎?我老了,頭發白了,臉上的皺紋也多了。
車開了快一個小時,停在一條破舊的巷子口。
我下了車,看著周圍。
這里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
巷子很窄,兩邊都是老舊的居民樓,墻上畫滿了涂鴉。
電線像蜘蛛網一樣纏在頭頂。
路面上坑坑洼洼的,下過雨的地方還積著水。
我舉著信封,挨家挨戶地問。
“請問趙建國住在這兒嗎?”
沒人聽得懂。
我比劃了半天,有人擺擺手,有人直接關上門。我就像個傻子一樣,在那條巷子里來回走了好幾趟。
后來一個掃地的老太太看了我的信封,指著巷子盡頭,說了一串泰語。我一個字沒聽懂,可我看懂了她的手勢。
我順著她指的方向走過去,看見一棟樓。
那棟樓看起來年代很久了,墻皮都掉了,露出里面的紅磚。一樓是家小賣部,門口坐著一個胖女人在嗑瓜子。
我走過去,把信封遞給她看。她看了半天,搖了搖頭,然后指著墻上貼的一張紙,嘰里咕嚕說了一大堆。
我順著她指的方向看過去。
墻上貼著一張通知,上面寫著:本樓即將拆遷,請住戶于2019年8月前搬離。
2019年8月。
現在是2023年。
我整個人像被抽空了一樣,腿一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這棟樓四年前就拆了。
那建國呢?建國去哪兒了?
胖女人看我坐在地上,趕緊過來扶我。她嘴里嘰里咕嚕說著什么,我聽不懂,可她的眼神我能看懂。
她在可憐我。
我蹲在路邊,哭了。
哭著哭著,我又站了起來。不能哭,我還沒找到兒子呢。
我在這附近找了一家中國面館。
老板是個五十多歲的男人,聽口音是福建那邊的。
我跟他比劃了半天,他說他也幫不上忙,不過可以讓我在店里打個地鋪,別在外面流浪。
我在那家面館住了兩天。
白天我就拿著信封在附近轉悠,見人就問。可沒有人認識趙建國。
第三天,面館老板對我說:“大姐,你這樣找不是辦法。這里以前是華人聚居區,可后來都搬走了。你要真想找人,得去大使館。”
我去了中國駐泰國大使館。
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是個年輕的姑娘,聽我說完情況,查了一下電腦,對我說:“大姐,您兒子的出境記錄我們查不到。他可能是通過黑中介過來的,沒有辦理正規簽證。這種人太多了,根本查不到。”
我急了:“那怎么辦?我兒子找不到了?”
姑娘看著我,有些不忍心:“要不您去移民局試試?
我去了移民局。
移民局的人告訴我,要查一個外國人的記錄,需要提供護照號碼。可建國走的時候,護照是祥叔幫著辦的,我根本不知道號碼。
我坐在移民局門口,看著來來往往的人,心里像壓了一塊大石頭。
03
在曼谷找了三天,我一無所獲。
身上的錢花了一半,住最便宜的小旅館,一天五塊錢那種。沒有窗戶,只有一張床,墻上爬滿了蟑螂。我睡不著,整夜整夜地盯著天花板。
建國,你到底在哪兒?
第四天,我在街上遇到了一個人。
那是個戴眼鏡的中年男人,穿著一件白襯衫,看著像個老師。我在路邊啃饅頭,他走過來,看了我一眼,用中國話問:“大姐,你是中國來的?”
我點頭,眼淚差點掉下來。
他叫宋國梁,山東人,在曼谷開了一家小面館。
他聽我說完情況,嘆了口氣:“大姐,你找的人我可能幫不上忙。不過我可以幫你查查,看看能不能找到線索。”
他又問:“你兒子那個祥叔,你還記得他長什么樣嗎?”
我想了想,大概說了一下。
老宋說:“人販子。這種事在泰國太多了。很多中國年輕人被老鄉騙過來,說好工作,其實都是干見不得人的事。跑不了,打不過,就只能干下去。有的人一輩子就被困在這兒了。”
我聽了,心揪得緊緊的。建國不會被祥叔賣了吧?
老宋幫我查了三天。
他打了十幾個電話,問了以前在芭提雅做生意的一個老鄉。
那個人告訴他,確實見過一個叫趙建國的山東小伙子,在芭提雅那邊待過幾年,可后來不見了。
“不見了是什么意思?”我急了。
“就是失蹤了。沒人知道他去了哪兒。有人說他被抓去干非法勾當了,有人說他得罪了人,被人打斷了腿,扔在哪兒等死呢。”
我手里的饅頭掉了。
“你說什么?”
“大姐,你別急,我只是聽說。也不一定是真的。”
我當天就買了去芭提雅的大巴票。
大巴開了四個多小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著窗外飛馳而過的風景,手一直在抖。
建國,你一定不能有事。
到了芭提雅,我傻眼了。
這是個完全陌生的城市。到處都是霓虹燈,到處都是外國人。路上走著各種各樣的人,黃頭發的、黑皮膚的,說各種我聽不懂的話。
我拿著老宋給我寫的紙條,上面是芭提雅那個老鄉的地址。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個老舊的居民區。
那個老鄉是個五十多歲的廣東女人,姓陳。她聽我說完情況,搖搖頭:“趙建國我知道。他跟我一個老鄉住過,后來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他跟人打架,被打斷了腿。后來就不見了。有人說他死了,有人說他被一個中國女人救了。具體情況我也不知道。”
我快要癱了。
陳大姐看我這樣,心軟了:“要不你在這邊住幾天,我幫你打聽打聽。這邊中國人多,說不定能問到。”
我在芭提雅住了五天。
每天我都出去轉悠,在唐人街那塊兒問人。可十天過去了,一點消息都沒有。
我快放棄了。
第六天,陳大姐帶來一個消息:“聽說你兒子沒死。他住在貧民窟那邊,一個女人照顧著他。那個女人好像是他以前的女朋友,從中國辭了工作跑過來的。”
我愣住了。
女朋友?什么女朋友?建國從來沒跟我說過他有女朋友。
陳大姐又說:“那個女人叫什么來著……好像姓盧,叫盧什么涵……對,盧思涵。”
盧思涵。
這個名字我從來沒聽過。
可那個人說得有鼻子有眼的。
我決定去找她說的那個貧民窟。
04
芭提雅的貧民窟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
那是個窩棚區,到處都是鐵皮搭的棚子,門口堆滿了垃圾。巷子很窄,兩個人走都要側著身子。空氣里飄著一股說不清的味道。
我走在里頭,感覺腳下踩著什么軟軟的東西,低頭一看是塑料袋。
我挨家挨戶地問。
“請問這里有個姓趙的中國人嗎?”
沒人理我。
有的人看我是中國人,眼神里充滿戒備,直接關門。有的人伸手要錢,說給了錢才告訴我。我給了,可什么也沒問出來。
在貧民窟轉了兩天,我幾乎要放棄了。
第三天,一個緬甸女人看我在巷子里轉悠,用生硬的中文問我:“中國人?找誰?”
我說:“找一個姓趙的中國男人,斷了腿的。”
她想了想:“有個中國男人,腿瘸的,在巷子最里面住。
我的心跳加速了。
“真的?他姓什么?”
“不知道。他老婆會說中文,人都叫她盧女士。”
盧女士。
我的眼淚一下子就涌了出來。
我順著緬甸女人指的方向跑過去。巷子盡頭有一棟破舊的二層小樓,鐵皮屋頂,墻上的白灰都脫落了,露出一塊塊紅磚。
我站在門口,手抖得厲害。
門上貼著一副紅色的春聯,紙已經褪色了,可還能看出那上面寫的是“平安如意”和“吉祥如意”。
這春聯是中國人的習慣。
我深吸一口氣,推開了門。
客廳不大,只有十幾平米。墻上貼著一張泛黃的世界地圖,地上擺著一張舊沙發,茶幾上放著一碗吃剩下的面條。
一個年輕女人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她抱著一碗飯,正在喂旁邊一個三四歲的小孩。
那小孩長得虎頭虎腦的,圓圓的臉,大大的眼睛。
我一眼看過去,整個人像被雷劈了一樣。
那孩子跟我兒子小時候長得一模一樣。
圓圓的臉,大大的眼睛,笑起來眼睛瞇成一條縫。連那顆小虎牙的位置都一模一樣。
我腿一軟,差點坐在地上。
那女人轉過頭來,看見我,先是一愣,接著喊了一聲什么。
我聽不懂。
可她看我的眼神,讓我心里一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