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張學良口述歷史》唐德剛著、《張學良口述歷史》錄音資料、王海晨郭俊勝《張學良"槍殺楊常事件"評析》、《奉系軍閥元老——楊宇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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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月25日,臺北市北投區,冬天還沒過去。
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帶著錄音設備,走進了張學良在北投的居所。
這是兩人正式開展口述歷史訪談的第一天,此后唐德剛陸續登門,從1990年1月到5月,先后錄下了11盤錄音帶,留存至今,后經整理出版,即《張學良口述歷史》。
坐在唐德剛面前的,是已經九十歲的張學良。
從1936年12月26日抵達南京隨即遭到軟禁,到1990年終于解除管束重獲自由,他用了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從壯年到耄耋,從東北軍副司令到一個在臺北小樓里讀書信教的老人。
在某一次談話里,張學良從貼身口袋里慢慢掏出一枚陳舊的銀元,放在掌心翻看。
他告訴唐德剛,這是六十年前,他在沈陽帥府里反復拋了三次的那枚硬幣。
三次,都是同一面朝上。
他說了一句話,語氣里帶著某種說不清楚的東西:"我早年從不迷信,但殺了他之后,我不得不信了。"
他口中的"他",是楊宇霆。
楊宇霆在奉系軍中的分量,以及他在1929年1月10日深夜被槍決于沈陽帥府"老虎廳"的經過,是民國史里一個被反復提起的話題。
但張學良晚年在多次訪談中,對這件事的回憶越來越多,措辭也越來越具體——
他談到了楊宇霆死后東北軍高層的人心變化,談到了那些從此再也沒人敢說出口的話,談到了一連串后來發生的事情。
那枚銀元被他貼身保存了整整六十年,從未丟棄,也從未拿出來給旁人看過——
直到那天,唐德剛把錄音機擺在桌上,張學良把銀元擱在旁邊,而錄音帶開始轉動,記錄下了那些原本可能永遠埋進歷史深處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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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法庫縣蛇山溝走出的人
1885年農歷七月二十日,遼寧省法庫縣蛇山溝村,楊家添了一個男孩,取名楊宇霆,字鄰葛。
他祖父楊正榮,當年是從關內逃荒出來、落腳東北的,在法庫縣靠開大車店維持生計。
父親楊永昌這一代,家境稍有改觀,算得上溫飽,但骨子里是靠勞動起家的那種人,認為讀書沒多大用處,起初并不愿意讓兒子去念書。
后來被人勸說,才勉強送進了私塾。
這一送,改變了后來很多事情的走向。
私塾的啟蒙老師高先生很快發現,這孩子不一般——過目成誦,思維活絡,對什么事情都能舉一反三,有一種天生的快速理解力。
高先生擔心耽誤了他,把他推薦到鐵嶺縣的張秀才那里繼續深造。
16歲,楊宇霆考中了秀才。
科舉隨后廢除,楊宇霆沒有就此停下來。
他由堂兄資助,東渡日本,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八期炮兵科就讀。
這所學校,在那個年代幾乎是中國軍事留學生的大本營——何應欽、蔣百里、閻錫山,都曾在這里接受過訓練。
楊宇霆在日本留學期間,與于珍、邢士廉、熙洽等人往來密切,談兵論政,視野大開。
回國之后,他從長春第二十三鎮一名基層哨官做起。
憑著在日本學到的軍事管理經驗和過人的實務能力,他在奉天軍界的晉升速度相當快。
從排長、連長,到奉天軍械局局長,再到奉天督軍署參謀長,一步一步往上爬,每一步都留下了具體的政績,不是靠熬資歷混出來的。
彼時東北的主人,是張作霖。
這個靠著一股草莽氣從土匪起家、最終坐穩東北王位置的人,打天下靠的是膽氣和人脈,但他心里清楚,光靠這兩樣東西,在越來越復雜的政治局面里是撐不長久的。
他需要能幫他出謀劃策、起草電文、周旋列強的真正懂事的人。
楊宇霆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被推薦到了張作霖面前,隨即得到重用。
此后他歷任奉軍參謀長、東北陸軍訓練總監、東三省兵工廠總辦,在奉系軍政體系里積累了極深的人脈和資歷,被外界送了個外號:"小諸葛"。
這個稱呼并不是客套話。
楊宇霆對奉系的實際貢獻,是具體擺在那里的:他主持修筑了一批繞開日本管轄線路的戰備公路,打破了東北軍運輸對南滿鐵路的依賴;
他督辦奉天兵工廠,推動了東北軍武器裝備的本土生產能力;
他參與創建東北海軍的初步框架;
他推動了農業田賦改革,為東北經濟注入了一些真正的活力。
在軍閥割據、弱肉強食的年代,這些事情做成任何一件都不容易,他都做了。
但楊宇霆也有一個人盡皆知的毛?。菏巡虐廖铮宰永镉幸还奢p視旁人的氣焰,對于他認為能力不如自己的人,從不掩飾。
這種性格在有張作霖這樣強勢主君壓著的時候,還能收斂幾分;等到張作霖不在了,這股氣焰便成了最危險的東西。
張學良后來在口述歷史里談及楊宇霆,說他有兩個問題:一是跋扈,二是在任兵工廠督辦期間財務上有問題。
但他也承認,以自己當時的處境,楊宇霆的死,有著比這兩條更復雜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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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皇姑屯之后,一盤沒人收拾干凈的棋
1928年6月4日凌晨5時許,沈陽皇姑屯附近,京奉、南滿兩鐵路交叉處,一聲爆炸徹底打斷了黎明前的寂靜。
張作霖的專列,在這里被日本關東軍預先埋設的炸彈炸毀。
張作霖身受重傷,當天上午不治,撒手而去。
這個消息,在東北軍內部被秘密壓制了將近兩個月,直到1928年8月才正式對外公布。
在這段秘密期間,張學良做了一件很多人沒料到他能做到的事:把失父的悲痛按下去,不動聲色地穩住局面,同時悄悄部署接班事宜。
1928年7月4日,張學良正式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全面接管東北軍政大權。
這一年,他二十七歲。
接班的過程在表面上比較順利。
東北元老張作相主動推舉張學良,自居副職,這一表態穩住了軍心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但所有人都知道,順利的背面,是一大鍋正在沸騰的水——
日本人在南滿鐵路沿線虎視眈眈,關內各路軍閥在蠢蠢欲動,東北內部的一批老派將領,帶著若有若無的試探勁兒,等著看這個年輕少帥到底有幾斤幾兩。
其中,態度最曖昧、分量最重的,正是楊宇霆。
張作霖在世的時候,楊宇霆是骨干,是左膀右臂,缺了他很多事情轉不動。
但張作霖一死,楊宇霆的角色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
他在奉系舊部里的威望,讓他在事實上處于一個沒有正式職銜卻又影響力四通八達的位置。
黑龍江省省長常蔭槐是他的心腹,與常蔭槐的頻繁往來和秘密軍械運送,讓兩人實際上形成了一個獨立運轉的小圈子。
更麻煩的是,很多舊部在向張學良表忠心的同時,私下里說的話,還是要先過一遍楊宇霆這里。
張學良對這些,心里是清楚的,比旁人想象的更清楚。
但他沒有立即動手,選擇先穩局面,先觀察。
真正激化矛盾的,是東北易幟這件事。
1928年下半年,南京國民政府持續向張學良施壓,希望東北正式宣布服從,以完成全國名義上的統一。
對于張學良來說,這道選擇題有它的吸引力:借助中央名義可以壓制內部異己,也能在外交上形成一種新的格局。
但日本方面明確反對,東北內部的老一輩將領也大多持保留態度。
楊宇霆的態度,是里面最旗幟鮮明的反對聲之一。
他的理由不是空洞的情緒,而是有具體邏輯支撐的:東北若易幟,名義上并入南京體系,日本人的借口會更多,而南京方面真正能給東北提供的軍事和外交支撐極為有限;
更關鍵的是,他認為蔣介石這個人靠不住,東北一旦投靠過去,就等于把主動權拱手相讓,遲早被逐步蠶食。
他的主張,是聯合西南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保持東北獨立自主的政治格局,在各方之間維持周旋空間。
這個判斷放在當時,有其現實依據,但也埋了一個隱患。
1928年8月25日和10月7日,楊宇霆兩次背著張學良,與駐扎在冀東一帶的白崇禧秘密會見。
白崇禧在會面中甚至向楊宇霆表示,愿意支持他取代張學良出任東北主帥。
蔣介石獲悉這一情報后,立即密告張學良,措辭里帶著"先下手為強"的意思。
這一消息傳到張學良那里,是一塊新的砝碼,壓在了那根本已繃緊的弦上。
楊宇霆或許從未真正動過取代張學良的心思。
他更多是在尋找一個制衡蔣介石的政治盟友,而非準備直接篡位。
但他的行為方式,已經不允許張學良這樣去解讀了。
一個下屬,背著主帥去和外部勢力密談,不管動機是什么,這件事本身就已經越過了軍政場里的基本邊界。
與此同時,日本方面也在趁機撥弄。
大川周明送給張學良一本《日本外史》,用紅筆將豐臣秀賴被權臣德川家康架空取代的一段歷史勾畫出來,暗示楊宇霆就是那個德川家康。
關東軍還設法偽造了一批楊宇霆與日方密謀聯絡、圖謀奪權的情報,送到張學良面前。
日方的這些手段,目的是激化張、楊矛盾,讓兩人內耗。
張學良事后也在口述歷史里承認,他知道日方在其中做了手腳。
但他同時說,楊宇霆的問題是真實存在的,不是被日本人無中生有捏造出來的。
1928年12月29日,東北正式易幟,張學良通電全國,服從南京國民政府。
就職典禮當天,南京方面同時任命楊宇霆為國民政府和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
楊宇霆當場拒絕接受,起身拂袖離去,讓張學良在眾多賓客面前顏面盡失。
隨后,1929年1月7日,楊宇霆在沈陽青云寺私邸為父祝壽。
壽宴當天,東北各路官員紛紛登門,南京方面和日方武官都派了代表來祝賀,閻錫山、白崇禧也各有使者到場,場面之盛,據當時記載是"沈陽前所未有"。
張學良攜夫人于鳳至親往道賀,到場時高呼"總司令到",在場賓客的反應卻十分冷淡;
等楊宇霆從內室走出,楊家侍衛一聲"總參議到",滿堂賓客齊刷刷起立,有人高聲恭維,讓張學良坐在次席,難堪到了極點。
張學良當天全程手托腮幫,神情凝重,中途便提前離席。
這場壽宴,三天之后,就是1929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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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虎廳的那一夜
1929年1月10日下午,楊宇霆與常蔭槐聯袂來到沈陽帥府求見張學良。
兩人此來,目的是推動設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
理由是中東鐵路一向不接受東北交通委員會的指揮,專門設立督辦公署可以將其納入管轄,由常蔭槐出任督辦。
為了表示決心,兩人不僅當面說明了來意,還帶來了事先擬好的完整文件,直接遞到張學良面前,催著他當場簽字,聲稱簽了就立即公布。
張學良表示,此事涉及對蘇外交,須慎重從長計議,應先報南京再說。
楊宇霆和常蔭槐根本沒把這套推托當回事,堅持即刻決定,不留余地。
張學良按下性子,說吃過晚飯再商量。
楊、常兩人說家里已備了飯,改為飯后再來聽結果,便起身離去。
兩人前腳走,張學良就關上了門。
據他本人晚年口述,那段獨坐時間,他拿出一枚銀元,反復拋了三次,三次都是同一面朝上。他說,就在那一刻,他才最終下了決心。
當天黃昏,張學良秘密召見警務處長高紀毅,安排部署,命令他率六名心腹衛士在老虎廳埋伏待命。
另派侍衛副官譚海協助執行,府內外警衛由劉多荃負責——劉多荃只知道今夜有大事,并不知道具體要發生什么。
老虎廳,位于帥府西樓,因墻上懸掛兩只剝制虎首而得名,平時用于接見賓客。
這里地處帥府內部,隔音好,位置隱蔽。
那天夜里,楊宇霆和常蔭槐按約定再度駕車來到帥府,進入老虎廳就座,等待張學良來談結果。
張學良進入廳中,與兩人坐下寒暄了片刻,隨即借口去取哈密瓜,起身離開了老虎廳。
約一分鐘后,高紀毅率六名衛士持槍入內,當場宣布:奉命處決,罪名是"阻撓國家統一,破壞新政"。
槍聲隨即響起。
楊宇霆和常蔭槐,當場斃命于老虎廳內。
兩人的遺體隨后被地毯包裹,運出帥府。
張學良隨即命外交處長赴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通報處決一事,聲明此事不影響對日外交。
同時向南京方面發電報告,稱楊、常二人"妨礙統一、阻撓新政,已予正法"。
事后,張家向楊宇霆和常蔭槐兩家各送去一萬元撫恤金(一說兩萬大洋),并專員監督處理后事。
張學良還親自致信當時正在法國留學的楊宇霆長子楊春元,告知其父已故,請其安心學業。
1929年1月11日凌晨,消息傳出帥府,沈陽城內隨即嘩然。
這件事在全國各界引發了強烈震動,各方反應不一:有人驚愕,有人沉默,也有人認為此舉是張學良站穩腳跟的必要之舉。
東北軍高層則無一例外地陷入震動——沒有人預料到張學良會以這種方式、在這么短的時間內處決一個如此分量的人物。
從那天起,東北軍內部再沒有人敢公開與他抗衡。
但代價,也在同一時刻開始累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