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點十四分,手機屏幕幽藍的光刺得我眼睛生疼。我把手機翻了個面,扣在床頭柜上,盯著黑暗中天花板的輪廓,聽著自己胸腔里沉重又急促的心跳聲,那已經是我連續失眠的第四十幾天了。
三十五歲的年紀,像是被卡在了一個不上不下的齒輪里。公司業務調整,我所在的部門面臨著被邊緣化的風險,每天上班如同走鋼絲;房貸每個月雷打不動地從銀行卡里扣除,看著余額一點點變少,那種恐慌感就像慢性的毒藥。
白天我得強撐著精神在領導和同事面前裝出游刃有余的樣子,可一到晚上,當整個城市安靜下來,那些焦慮、委屈、算計和擔憂,就像潮水一樣從四面八方涌過來,把我淹沒在床上。
我試過很多辦法。喝熱牛奶、泡腳、聽白噪音,甚至吃褪黑素。一開始還有點用,后來身體似乎產生了抗體,哪怕我困得連睜眼的力氣都沒有,腦子里依然像是在開一場沒有盡頭的辯論會。各種念頭走馬燈似的轉,越想睡,越清醒,越清醒,越絕望。
早上七點,鬧鐘準時響起,像是一把電鋸在我的神經上切割。我頂著如同灌了鉛的腦袋爬起來,去洗手間看著鏡子里那個眼袋浮腫、面色蠟黃的人,覺得無比陌生。
因為實在沒有胃口吃早飯,我提前下了樓,打算去小區外面的早點攤買杯豆漿對付一下。剛走到小區樓下的小花園,就看到趙大娘正在侍弄她種在泡沫箱里的小蔥。
趙大娘今年七十八歲了,是我們這棟樓的老住戶。她是個獨居老太太,老伴走得早,一雙兒女都在外地安了家。平時大家見面也就是點點頭打個招呼,我對她的印象就是一個總是穿著干凈整潔的老式布衫,精神頭很好的和藹老人。
“小李啊,去上班吶?”趙大娘直起腰,手里還拿著個小花鋤,笑瞇瞇地看著我。
我勉強擠出一個笑容:“是啊,大娘,弄您的菜呢。”
她盯著我看了兩秒鐘,原本帶笑的眉頭微微皺了起來:“你這后生,怎么臉色這么差?眼窩子都摳進去了,這黑眼圈快掉到下巴上了。昨晚又沒睡好?”
我本來想敷衍過去,可不知道為什么,面對這位老人的目光,我突然覺得一種難以名狀的委屈涌了上來,連日來的疲憊讓我卸下了防備。“不是昨晚沒睡好,是我總是失眠。晚上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就是睡不著,感覺這人都要廢了。”
趙大娘把花鋤放下,拍了拍手上的泥土,指了指旁邊供人休息的木長椅:“時間來得及不?來得及的話,過來坐幾分鐘。大娘跟你說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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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看表,離打卡時間還早,便走了過去,在她身邊坐下。深秋的早晨有些涼意,但趙大娘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肥皂香和陽光曬過的味道,讓人覺得很踏實。
“你們這些年輕人啊,就是心里頭裝的事情太多,把腦子給撐得轉不動了。”趙大娘嘆了口氣,聲音很輕,卻很清晰,“你別看大娘現在每天吃得香睡得著,四十多年前,我也是個整宿整宿熬鷹的人。”
趙大娘看著遠處隨風落下的梧桐葉,眼神忽然變得有些深遠。“那時候我老伴剛因為意外走了,留下兩個孩子,一個七歲,一個才四歲。廠里效益不好,工資發不出來,每個月就靠著一點撫恤金和打零工過日子。
到了晚上,孩子們睡了,我就坐在床頭哭。不敢出聲,怕吵醒他們。腦子里全是怎么弄明天的口糧,下個月的學費在哪。一躺下,覺得天都要塌了,心跳得像打鼓,哪能睡得著啊。”
我靜靜地聽著,突然覺得自己現在的這點困難,在一個曾經面臨生存絕境的母親面前,似乎顯得單薄了許多。
“那后來您是怎么熬過來的?”我輕聲問。
趙大娘轉過頭,看著我笑了笑:“后來我發現,不睡覺,第二天更沒有力氣去干活,孩子們還得跟著我受罪。人啊,得學會放過自己。后來,我自己琢磨出三個辦法,從那以后,不管天大的事,只要我躺在床上,就能睡得著。我看你這孩子人挺實在的,大娘今天把這三個法子教給你,你今晚回去試試。”
我原本對這種所謂的偏方是不抱什么希望的,畢竟我連網上的專業睡眠課程都聽過不少。但看著趙大娘真摯的眼神,我還是認真地點了點頭。
“這第一步啊,叫‘交權’。”趙大娘豎起一根干枯卻有力的手指。
“交權?交給誰?”我不解。
“交給床,交給地,交給老天爺。”趙大娘用手比劃著,“你是不是一躺在床上,就覺得脖子梗著,肩膀繃著,就連腳趾頭都暗暗用著勁兒?你總覺得是你自己在支撐著你的身體。其實不對。你躺下以后,要在心里默默地告訴自己,我現在把我的身體完完全全交給這張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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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從頭頂開始想,想著你的頭骨不再用力了,全部重量都砸在枕頭上;然后是肩膀,想象你的肩膀像冰塊一樣化了,陷進床墊里;接著是后背、大腿、小腿,一直到腳后跟。”
她頓了頓,繼續說:“你得在心里對自己說,我現在把這百十來斤的肉體凡胎,全部交出去了,床塌了有地托著,地陷了有老天爺頂著。你什么都不用管了,哪怕明天世界末日,你現在也是安全的。這叫把身體里的‘弦’給松開。”
我仔細回味著她的話,這聽起來有點像心理學里的身體掃描放松法,但趙大娘說得更接地氣,那種“交權”的比喻,莫名地讓人感到一種釋然。
“那第二步呢?”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