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主要參考史料：《新唐書·文苑傳》《舊唐書·張鎬傳》《唐才子傳》（元·辛文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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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叛軍一路南下，勢如破竹。
潼關失守之后，唐玄宗帶著貴妃和一批近臣倉皇出逃，長安城在沒有任何像樣抵抗的情況下易主。
帝國的政治中心就這樣在短短數月之內崩塌，整個官僚體系隨之四分五裂，地方官員有的棄城逃跑，有的開城投降，有的干脆消失不見，剩下少數還在堅守的人，則面對的是斷絕的糧道、潰散的軍隊和源源不斷涌來的難民。
消息傳到湖南，整個南方都亂了。
驛路斷絕，商路中斷，南北之間的通訊幾乎全部癱瘓。
各地的地方官收不到朝廷的任何指令，只能靠自己判斷局勢，或守或逃，各行其是。
王昌齡那時候正困在湖南龍標，擔著一個小小的縣尉職務。
龍標，就是今天湖南省懷化市洪江市黔城鎮一帶，在唐代屬于偏遠蠻荒之地，距離長安超過三千里，水路陸路都極為不便。
王昌齡在這里已經待了將近十年，是朝廷將他貶到這里的。
他年近六旬，兩鬢已白，遠離仕途中心，詩名雖然響徹大唐，實際處境卻是一個沒什么實權的末流小官，困在南方的山溝里，每天處理些雞毛蒜皮的地方事務。
戰亂爆發后，驛站停擺，他與家鄉之間的一切聯系全部中斷。
家里是否安全，親眷是否逃難，無從得知。
他在龍標等了一段時間，意識到繼續留在這里既等不來朝廷的消息，也幫不了家里的任何人，于是做了一個決定：北歸，回家。
這個決定，在當時有相當大的風險。
唐朝制度規定，地方官員離開任所必須經過上級批準，擅離職守屬于重罪。
但戰亂之下，皇帝自己都已經跑出了長安，朝廷的運轉機器幾近停擺，原本嚴格的官僚制度在這種局面下實際上已經形同虛設。
王昌齡大概判斷，此時回家不會有人追究，即便事后被問責，也只是一個小小縣尉的失職，論不上什么大罪。
他收拾了行囊，踏上了返鄉的路。
這條路走了很長時間。
從湖南往北，穿越武陵山區，渡過洞庭，進入中原，沿途都是燒毀的村莊和四處逃散的人群。
他一路走，一路停，途中經過江寧，在故地停留了一段時間，然后繼續北行，最終在公元756年進入亳州境內。
亳州，是他此行最后一站。
他再也沒能走出去。
【一】出身貧寒，三十及第
王昌齡，字少伯，籍貫在史料上有兩種說法，一為京兆長安（今陜西西安），一為河東晉陽（今山西太原），目前學界根據王昌齡自述詩文，傾向于京兆長安一說。
他生于約公元698年，是武則天執政的晚期，卒于公元756年，前后活了將近六十年，經歷了武周政權的落幕、開元盛世的全盛，以及安史之亂的爆發。
他出身貧寒。
這一點，無論哪種籍貫說法都是一致的——王昌齡早年沒有任何家世背景可以借力，靠耕種維生，讀書全憑自己。
在那個門閥士族尚有余威、科舉制度還在與世家勢力角力的時代，一個寒門子弟想要通過科舉改變命運，需要付出遠比貴族子弟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王昌齡年輕時曾在河東一帶求學，后來西行，漫游于西北邊地，在那里度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正是這段邊塞經歷，徹底塑造了他日后的詩歌風格。
邊塞不是一個適合文人游玩的地方。
大漠風沙，冬日酷寒，戰事隨時可能爆發，將士的傷亡是日常而非例外。
王昌齡在邊塞待的那些年，見過真實的軍營生活，見過戰爭的殘酷，也見過戍邊將士在漫漫長夜里對著月亮思念故鄉。
這些經歷讓他的邊塞詩寫得與眾不同——不是從書齋里想象出來的苦，而是真正感受過的那種苦，有血有肉，有具體的場景和情緒。
開元十五年（727年），王昌齡考中進士。
此時他大約二十八九歲，在唐代算是中等偏晚的入仕年紀。
進士及第之后，他在秘書省擔任校書郎，負責整理和校訂圖書文獻，這是一個清閑但沒什么前途的職位，很多進士在這個位置上一待就是好幾年，然后慢慢等機會往上走。
王昌齡沒有耐心慢慢等。
開元二十二年（734年），他參加了博學宏詞科的加試，成績出眾，被評為"超絕群倫"，因此得以轉任汜水縣尉，后來又調任江寧丞。
江寧，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當時是江南地區的重要城市，王昌齡在這里任職的時間較長，時人因此稱他"王江寧"，這個稱號一直跟了他很多年。
官職不算高，詩名卻越來越響。
在唐代，詩名的傳播速度有時候比官職升遷要快得多。
王昌齡的七言絕句，格律精嚴，語言凝練，情感充沛，又極易入樂，被教坊和歌妓廣泛傳唱。
他在江寧任職期間，作品已經在長安的酒肆歌樓里被反復演唱，成為當時最流行的文人作品之一。
當時詩壇流傳著一個稱號："詩家夫子王江寧"。
這個稱號最初出現在殷璠編選的《河岳英靈集》中，是對王昌齡詩歌成就的高度評價。
后來這個稱號在流傳過程中逐漸演變，又出現了"詩家天子"的說法。
無論哪個版本，意思都差不多——在同時代人眼里，王昌齡是當時七言絕句領域無可爭議的第一人。
這份榮譽，是他在科舉和仕途都走得磕磕絆絆的情況下，在詩歌這條路上一句一句積累起來的。
【二】兩度遭貶，困于蠻荒
在唐代，才華橫溢的詩人被貶謫是相當普遍的現象，但王昌齡的貶謫經歷，有一點與眾不同：他被貶，不是因為寫了什么犯忌諱的詩，也不是因為卷入什么政治派系之爭，而是因為史書上記載的那四個字——"不護細行"。
"不護細行"，意思是不注意生活小節，不拘禮法。
具體到王昌齡身上，這四個字大概涵蓋了以下幾種情形：性格直率，不善逢迎，不懂得在上司面前低頭；行事隨性，不太在乎官場禮儀；說話直接，容易得罪人。
這些特質放在一個有才華的文人身上，在盛世里或許還能被容忍，一旦政治風向變了，就很容易成為被人拿來攻擊的把柄。
王昌齡第一次被貶，是開元二十七年（739年）。
就在這一年，唐玄宗將開元盛世的奠基之臣張九齡貶出朝廷，改由李林甫出任宰相。
李林甫這個人，在歷史上以"口蜜腹劍"著稱，善于揣摩帝意，排斥異己，朝中大批與他政見不合或作風不同的官員，在這一時期相繼遭到打壓。
王昌齡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被貶往嶺南的，具體罪名史料記載不詳，但貶謫的時間與朝廷政治風向的轉變高度吻合。
嶺南，在唐代是著名的貶謫之地，氣候濕熱，瘴癘叢生，交通不便，距離權力中心遙遠。
被發配到嶺南，往往意味著仕途上的重大挫折，甚至有人一去就再也沒能回來。
王昌齡在嶺南待了將近兩年，直到開元二十九年（741年）遇到大赦，才得以北歸。
就在這次北歸途中，他繞道襄陽，去探望了一位老友——孟浩然。
孟浩然是當時與王昌齡齊名的大詩人，兩人此前多有往來。
王昌齡到訪時，孟浩然正臥病在床，患的是背疽，這是一種在古代相當危險的癰疽病癥，一旦發作，極難醫治，稍有不慎就會送命。
按照醫囑，孟浩然此時需要靜養，必須忌口，尤其不能食用魚蝦等發物。
然而，孟浩然見到老友，實在高興，不顧病情，執意設宴款待，席間吃了魚鮮。
結果，舊病復發，孟浩然就此不治，于當年夏天去世。
這件事，在史料上被明確記載為王昌齡來訪引發的連鎖反應。
孟浩然的死，對王昌齡而言是極大的打擊。
兩人交情深厚，老友因陪自己飲宴而喪命，這種遺憾無論如何都難以釋懷。
此后，王昌齡返回長安，繼續在官場沉浮。
他在江寧丞的職位上又待了幾年，期間詩名愈盛，但仕途始終沒有大的起色。
天寶七載（748年），王昌齡再度被貶，這一次貶往的地方是龍標。
龍標，也就是今天湖南省懷化市洪江市黔城鎮，在唐代屬于極偏遠的蠻荒之地，山高路遠，瘴氣重，距離長安超過三千里。
朝廷把官員發配到這種地方，通常就是想讓人從此消失在視野之外。
這一次貶謫，同樣是以"不護細行"為由，具體起因史料中語焉不詳。
王昌齡的好友李白聽說這件事，專門寫了一首詩送給他，開頭就是："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
五溪，指的是湖南西部的五條溪流，這里用"五溪"來形容龍標之偏遠，意思是連過了五條溪之后，才能到達那個地方。
以李白的性格，能寫出這種滿含關切的詩句，可見他對王昌齡處境的擔憂是真實的。
在龍標，王昌齡一待就是將近十年。
這段時間里，他寫了不少詩，也與當地的文人和官員有所往來，但整體而言，這十年是他人生中最沉寂的一段時光。
他遠離長安，遠離詩壇的喧囂，在南方的山溝里慢慢變老。
【三】旗亭畫壁，詩名遠播
在講述王昌齡最終命運之前，有一個故事不得不提，因為它在后世的流傳程度，甚至超過了王昌齡本人的許多詩作，讓人們對這位詩人留下了最為鮮明的印象。
這個故事，就是"旗亭畫壁"。
故事的出處，是唐人薛用弱所著的《集異記》。
據書中記載，開元年間某個冬天，王昌齡、高適、王之渙三位詩人在長安相遇，結伴去一家酒樓飲酒。
他們到達時，樓里正好有一班梨園樂伎在演出，幾位歌女輪番登臺，演唱當時流行的詩作。
三人心有靈犀，當場定了一個賭局：誰的詩被歌女唱得最多，誰就贏。
第一位歌女出場，唱的是"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王昌齡聽到，默默在墻上畫了一道；第二位歌女唱的是高適的詩，高適跟著畫了一道；第三位歌女唱的是"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又是王昌齡的，他再畫一道。
眼看王之渙一直沒有動靜，他不慌不忙，指著臺上最漂亮的一位歌女說：你們等著，她要是唱的不是我的詩，我就認輸。
那位歌女隨后開口，唱的正是王之渙那首《涼州詞》："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三個人當場大笑，故事就此流傳下來，成為唐代詩人交游史上最著名的軼事之一。
不過，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歷來存疑。
"旗亭畫壁"出自《集異記》，這本書本身就是收錄奇聞異事的筆記小說，并非正史，其中許多故事的可信度有限。
從時間線上來看，王昌齡、高適、王之渙三人的仕途軌跡也未必能在同一時間恰好都在長安，各方歷史學者對這個故事的史實性持保留態度。
但不管真假，"旗亭畫壁"所描繪的那個場景，在某種程度上是真實的——王昌齡的詩作在當時確實被大量傳唱，他的七言絕句在教坊和民間都極受歡迎，這一點有足夠多的史料可以印證。
《集異記》里的這個故事，與其說是在記錄一件確切發生過的事，不如說是在用一種文學化的方式，描述王昌齡在當時詩壇的真實地位。
在與王昌齡同時代的詩人中，他的七言絕句被認為是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
后來明代詩論家胡應麟在《詩藪》中直接寫道，王昌齡七言絕句的水平，"后來無能繼者"。
這份評價，放在整個唐代詩歌史的坐標系里，分量相當重。
王昌齡的邊塞詩和七絕之所以能達到這樣的高度，與他早年的邊塞經歷、仕途的反復挫折、以及多年在偏遠之地的沉淀密不可分。
他的詩里有真實的邊塞風沙，有貶謫歲月的壓抑與自省，有身處亂世的感懷，這些東西疊加在一起，讓他的詩有了一種同時代人普遍缺乏的厚度。
【四】亂世北歸，亳州蒙難
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
這場叛亂的烈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
安祿山的軍隊渡過黃河，迅速占領了洛陽，隨后直撲潼關。
天寶十五載（756年）六月，潼關失守，長安門戶洞開。
唐玄宗在得到消息后，連夜帶著楊貴妃和少數親信出逃，往西南方向撤退。
就在玄宗出逃的同一個月，軍隊行至馬嵬驛，將士嘩變。
楊國忠在混亂中被殺，隨后士兵要求誅殺楊貴妃，玄宗在無力回天的情況下，命高力士賜死了楊貴妃。
這件事發生在天寶十五載六月十四日，史稱"馬嵬之變"。
馬嵬之變之后，玄宗繼續西行入蜀，太子李亨則帶著部分軍隊北上，前往朔方。
同年七月，李亨在靈武即位，是為唐肅宗，遙尊玄宗為太上皇。
帝國的政治重心就此發生轉移，平叛戰爭在新皇帝的主持下繼續推進。
這一系列巨變，發生在公元756年的夏天，正是王昌齡北歸途中的時間段。
從龍標到中原，路途迢迢，王昌齡不可能對這些消息一無所知，但在戰亂導致驛路斷絕的情況下，他所能獲得的信息極為有限，往往只是道聽途說的片段，真假難辨。
他能做的，只是繼續往前走，盡快回到家鄉。
王昌齡具體的北歸路線，史料沒有完整記載，但根據當時的地理條件和戰局形勢，他大概率是沿著長江水路東行，經江寧（今南京）轉陸路北上，穿越淮河流域，向汴州方向行進，最終到達亳州。
亳州，在今天的安徽省，唐代屬于淮南道，是中原腹地的一個重要城市。
安史之亂爆發后，這一帶的戰局相當復雜。
叛軍的主力雖然在河北和中原，但其兵鋒的影響已經輻射到整個北方，很多地方的官府處于半癱瘓狀態，地方官員在沒有朝廷約束的情況下，權力實際上大幅擴張。
就在這樣的局面下，王昌齡踏入了亳州地界。
時任亳州刺史，正是閭丘曉。
關于閭丘曉為什么要殺王昌齡，史書上沒有留下任何明確的理由。
《唐才子傳》記載此事，只說閭丘曉"忌才害之"，意思是出于嫉妒才華而將其殺害。
但這個解釋過于籠統，在邏輯上也不夠充分——一個地方刺史，會無緣無故地對一個路過的落魄詩人動起殺機嗎？
后世研究者對此有多種推測。
一種說法認為，王昌齡在經過亳州時，可能與閭丘曉發生了某種言語沖突或意見摩擦，閭丘曉性格暴戾，一時激怒之下下了毒手。
另一種說法認為，亂世之中地方官員行事沒有顧忌，閭丘曉可能只是不想讓一個來路不明、沒有官文的人在自己的地盤上逗留，找了個借口就把人解決掉。
還有一種說法是，王昌齡此行沒有合法的通行憑證，擅離職守，被閭丘曉以"逃官"的罪名處置。
無論哪種說法，有一點是確定的：閭丘曉的這個決定，既不合法，也沒有任何道義上的依據。
一個手無寸鐵的老詩人，在亂世里獨自走在回家的路上，就這樣死在了一個地方官的手里。
史書對王昌齡之死的記載，措辭是"縊殺"。
縊，就是絞死的意思。
這說明閭丘曉對王昌齡施以了極為殘酷的處置，并非一時沖動的簡單暴力，而是有意為之的殺害。
王昌齡死于公元756年，卒年約五十八歲，距離他的家鄉，不過幾百里之遙。
【五】睢陽之戰，閭丘曉臨陣脫逃
王昌齡死后，閭丘曉繼續在亳州擔任刺史，仿佛什么都沒發生過。
此時的中原戰場，戰況正在進入最慘烈的階段。
安史之亂期間，叛軍對江淮地區的威脅，很大程度上被一場發生在睢陽的守城戰所阻斷。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睢陽之戰，主將是張巡。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今河南南陽）人，天寶末年任真源縣令。
安祿山起兵后，張巡起兵抵抗，先在雍丘堅守，后率部退守睢陽，與太守許遠合兵，共同防守這座位于江淮咽喉的城池。
睢陽一旦失守，叛軍就能長驅直入，直抵江淮，威脅唐朝最重要的財賦之地。
張巡深知這一點，因此即便在孤立無援、彈盡糧絕的情況下，也死守不退。
睢陽之戰從至德二載（757年）正月持續到當年十月，歷時將近一年。
城中兵力嚴重不足，糧食耗盡，守軍的處境極為艱難，史料記載中有發生以人充軍糧的慘烈記錄，是整個安史之亂中守城最為悲壯的戰役之一。
就在睢陽守軍最危急的時刻，駐扎在臨淮的唐軍主將賀蘭進明，遲遲不肯發兵救援。
張巡多次派人求援，都被以各種理由推諉。
而閭丘曉，此時已不再只是亳州刺史，他在戰時擔任譙郡太守，同樣駐扎在距離睢陽不遠的地方，手中有一定兵力，卻同樣按兵不動，拒絕出兵支援。
睢陽最終于至德二載（757年）十月陷落，張巡、許遠等守將壯烈殉國。
這座城池在被叛軍占領后，遭到了殘酷的屠殺和劫掠。
張巡死后，唐朝廷對睢陽保衛戰給予了高度評價。
張巡被追封為鄧州刺史，其守城之功，被認為是保住江南半壁的關鍵。
閭丘曉拒絕出兵一事，由此被置于極為嚴肅的追責程序之中。
此時，剛剛被任命為淮南節度使的張鎬，抵達淮南主持軍務。
張鎬在出任淮南節度使之前，曾任宰相，是當時朝廷中少數既有文才又有軍事經驗的官員。
張鎬到任之后，立即著手追查睢陽援兵遲遲未至的責任。
經過核查，閭丘曉按兵不動、拒不救援的事實證據確鑿。
張鎬依據軍法，對其下達了處死的命令。
面對死刑判決，閭丘曉開口求饒了。
他的理由，聽起來有幾分人之常情：家中有老母，無人奉養，請求從輕發落。
在中國古代，這是一種在法律和倫理層面都具有一定分量的求饒理由。
儒家倫理以孝道為本，歷代法律在處置死刑時，也往往會將"家有老人需要贍養"作為考量因素之一。
閭丘曉選擇這個理由，顯然是經過盤算的——他認為這是他能說出的最有力的求饒依據。
張鎬聽完，沉默了一下，然后說出了那句留存千年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