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在這個擁擠而忙碌的城市里，生存的壓力總是在不經意間把人逼到墻角。那年我三十二歲，在一家互聯網公司的運營部門做一個不上不下的主管。房東為了把房子賣掉，單方面撕毀了租房合同，只留給我半個月的時間搬家。連續看了幾天房，高昂的租金和破敗的居住環境讓我心力交瘁。
在那個焦頭爛額的下午，蘇琴端著咖啡杯走到了我的工位旁。蘇琴是公司財務部的出納，比我大三歲。我們在公司共事了四年，點頭之交，連微信都沒有加過。
關于她的事情，大多是茶水間里的閑言碎語。我知道她結過婚，但三年前丈夫因為一場意外的車禍去世了。她沒有孩子，一個人守著一套兩居室的房子，還有每個月雷打不動的六千塊錢房貸。
她拉開我旁邊的椅子坐下，聲音壓得很低，開門見山地說聽說你在找房子，我那套房子空著一個次臥，如果你不介意，我們可以合租。
我有些詫異地看著她。在我的印象里，蘇琴是個十分寡言且注重邊界感的人，每天穿著黑白灰三色的職業裝，準點上班，準點下班，幾乎從不參與同事間的聚餐。
她看出了我的疑慮，平靜地補充道，我最近手頭有些緊，房貸壓力有點大。你是熟人，知根知底，比在外面找陌生人合租安全。租金按市價的七成算，但我有兩個條件。
那天下班后，我們在公司樓下的便利店里敲定了所謂的“搭伙協議”。蘇琴的條件很明確：第一，親兄弟明算賬，房租按月交，水電煤氣物業費甚至買菜的錢，全部AA制，精確到毛；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大家只是搭伙過日子的室友，私下里互不干涉對方的生活，不打聽隱私，絕對不能把感情牽扯進來。
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也三十二歲了，經歷過兩段無疾而終的感情，早就過了那個容易沖動的年紀。比起風花雪月，我更需要一個安穩且性價比高的棲身之所。
搬進去的第一個月，我們把“契約精神”發揮到了極致。
蘇琴的家收拾得很干凈，甚至干凈得有些冷清。客廳的電視柜上，倒扣著一個相框，我懂規矩，從來沒有去翻看過。我們白天在公司裝作普通的同事，除了工作需要，絕不多說一句話。到了晚上，我們各自回到那個兩居室，像兩個精密的齒輪，在同一個空間里運轉卻互不干擾。
起初，我們各自買菜各自做飯。但我下班往往比她晚，等我回去時，廚房已經被她清理得一塵不染，我再起鍋燒油，顯得既麻煩又浪費。半個月后，我主動提出把伙食費合并，兩個人輪流做飯。
那一晚，我做了一道青椒肉絲和一鍋排骨湯。蘇琴坐在餐桌對面，吃得很慢。飯后，我的微信彈出了轉賬提示，那是她算好的一半食材費用，外加十五塊錢的“人工費”。我看著屏幕上的數字，有些哭笑不得，但還是點了接收。這就是我們的相處模式，冰冷，機械，但讓人感到安全。
日子就這樣在平淡中滑過，入冬之后，北方的天氣變得陰冷刺骨。我的胃不太好，冬天喝冷水容易痙攣。
有一天周末，我加完班回到家，習慣性地去拿礦泉水，卻發現茶幾上多了一個保溫壺。里面裝滿了熱水。蘇琴正坐在沙發上折疊衣服，頭也沒抬地說，水燒多了，順手倒在里面的，別浪費了。
我喝著溫熱的水，胃里暖烘烘的，沒有說謝謝，只是在第二天去超市時，默默地把她常提的那種大桶礦泉水換成了小桶，并且主動承擔了所有搬運重物的工作。她家浴室的水管漏水，我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買配件修好；我不愛吃香菜，后來餐桌上的菜里，再也沒有出現過綠色的點綴。
我們依然在微信上精確地轉賬，依然不說多余的話，但空氣中那種生硬的冷漠感正在慢慢消退。這座原本像冰窖一樣的房子，開始有了活人的煙火氣。
那年的臘月二十八，因為疫情和工作的原因，那年春節我們都沒有回老家。除夕夜，窗外零星地響著爆竹聲。按照原本的計劃，我們應該各自在房間里看春晚或者打游戲。但下午的時候，蘇琴敲開了我的房門，手里拿著一瓶紅酒。
她說，過年了，總得吃頓年夜飯，我包了餃子，出來一起吃吧。
餐桌上擺著豐盛的四個菜，還有一個熱氣騰騰的火鍋。蘇琴今天沒有穿她標志性的黑白灰，而是一件柔軟的米色毛衣，頭發隨意地挽在腦后，看起來比平時溫柔了許多。
幾杯酒下肚后，蘇琴的眼眶開始發紅。她看著客廳角落里那個倒扣的相框，突然輕聲說，他走的第一年，我一個人坐在這個餐桌旁，經常吃著吃著就吐了，滿屋子都是安靜的，安靜得讓人發瘋。
我沒有說話，只是靜靜地給她倒了一杯溫水。我知道她現在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一個傾聽者。
“我以為我這輩子就這樣了，”蘇琴轉過頭看著我，眼神里有一種我從未見過的光芒，在燈光下閃爍，“可是你來了。這大半年來，廚房里有了切菜的聲音，衛生間里有了水流的聲音，門口有了皮鞋走動的聲音。林晨，你讓我覺得，我好像又回到了人間。”
她沒有叫我林主管，而是叫了我的名字。
接著，她伸出手，輕輕地覆在了我放在桌面的手背上。她的手有些涼，但在接觸的那一瞬間，我感覺像是被火燙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