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議“大分流”：從制度邏輯到信任網絡

記者 宋馥李

過去25年來，“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是全球經濟史學界最具影響力的議題之一。圍繞大分流的研究和爭論，極大地推動了全球經濟史的數據建設。來自全球不同地區的學者開始系統構建跨區域的數據庫，涵蓋歷史GDP、實際工資、技能溢價、政府收入、貿易條件、人力資本、土地利用等指標，這些量化研究又持續不斷地引發新一輪的激烈討論。

何謂“大分流”？

長期致力于中國經濟史和環境史研究的美國歷史學家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在選取英國與中國江南兩個區域進行比較后發現：直到十八世紀中葉，兩地在人均預期壽命、農產品市場、勞動體系、土地利用、資本積累和技術等方面非常相似，歐洲并無明顯優勢。彭慕蘭在其著作《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中認為，造成東西方歷史分岔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陸的開發，西歐通過海外殖民掠奪擺脫本土的生態困境。二是英國煤礦優越的地理位置，易于開采和運輸，由此率先實現向近代工業社會的轉型。東西方歷史這一分道揚鑣的過程，被彭慕蘭稱之為“大分流”。

不過，“大分流”這一術語并非彭慕蘭的發明，但他讓這一議題在全球經濟史學界廣泛流行并引發持續至今的大論爭。這場論爭也促使經濟史學者超越歐洲經驗，將中國、印度、日本、東南亞、拉丁美洲、非洲等納入比較框架，真正實現了學科的“全球化”。這些論爭也告訴我們，中西方的“漸行漸遠”并非單一原因所致，而是制度演變、文化基因（信任網絡的構建方式）、地理稟賦以及關鍵歷史節點的政策選擇等多重因素在漫長歷史中交織、累積的結果。

《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 [美]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 | 著 史建云 | 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

2026年6月22日到24日，首屆“漓江雅集”國際學者來華交流活動在桂林舉辦，本次活動以“‘大分流’與全球史研究”為核心主題，可以視作這場全球“大分流”辯論的延續。來自25家海內外機構的三十余位中外學者，圍繞“‘大分流’與中國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大數據與量化歷史研究”三大板塊進行了深度研討。

本次交流活動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集團有限公司、廣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聯合主辦，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香港大學量化歷史研究中心協辦。廣西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黃文韜在致辭中談道：“大分流”議題雖發軔于西方學界，但唯有搭建東西方學者面對面研討的平等平臺，開展雙向對話，方能跳出單一視角的局限，形成更為客觀、完整的學術闡釋。

據了解，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以“大分流”所揭示的技術擴散、資源配置與全球不平等議題，采用全球化、多元化和橫向對比的視角加以考察，引進出版了一系列經濟學經典和學術圖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集團董事長黃軒莊也表示，期待通過這樣的交流活動，深化中國出版界同全球學術界的交流與合作，以優質的學術出版推動學術研究向全球維度縱深發展，從而實現弘揚學術、普及知識和傳遞價值的目標。

在交流活動中，經濟觀察報記者先后專訪了牛津大學經濟史教授、英國科學院院士斯蒂芬·布勞德伯利（Stephen Broadberry）和香港大學金融學系講席教授、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及數量歷史研究中心主任陳志武教授。兩位學者雖然切入點不同，但都強調了開放與創新對文明演進的決定性作用。

以下是對他們的專訪。

斯蒂芬·布勞德伯利：制度、地理與歷史的偶然

斯蒂芬·布勞德伯利教授的研究橫跨經濟史、全球史與發展經濟學，尤其關注長期經濟增長與發展、宏觀經濟史、工業革命、大分流以及歷史國民收入核算等問題。作為當代經濟史學界“量化轉向”的代表人物，其研究極大地推動了全球史研究與經濟學方法的融合。其代表作《British Economic Growth，1270-1870》被視為英國經濟增長研究的里程碑著作，由其主編的《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也是歐洲經濟史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

牛津大學經濟史教授、英國科學院院士斯蒂芬·布勞德伯利（Stephen Broadberry）

經濟觀察報：您通過量化數據表明，歐洲與中國的人均GDP出現重大分化的關鍵節點在1700（清朝康熙年間）前后。在您看來，造成這一大分流的最核心的制度性因素是什么？

斯蒂芬·布勞德伯利：在我看來，“大分流”的核心驅動因素是創新，而非資本深化。經濟學家普遍認為資本存在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單純積累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無法實現長期產出增長，真正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提升現有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創新。由此便衍生出一個核心問題：為何西北歐的創新能力遠勝于中國？要解釋這一差距，我們需要從制度與地理兩大維度展開分析。

制度層面分為兩大核心板塊：政府公共制度與民間私人秩序制度。首先，針對大分流的量化研究證實，在分流的關鍵節點，西北歐的人均政府財政收入持續快速上漲，而清代中國的人均財政收入卻不斷下滑。充足的財政收入讓歐洲政府得以大規模投入基建與公共品建設，這是當時中國不具備的優勢。

其次，民間私人秩序與市民社會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爾?麥克萊恩對英國工業革命的研究就佐證了這一點。西歐的市民社會孕育出體系化的科學技術發展模式，其根基是成熟的科學方法論：學者秉持懷疑式批判性思維，通過反復實驗驗證理論，研究重心落腳于能解決實際問題的實用知識，而非抽象理論推演。最重要的是，歐洲科學家與通過學徒制培養的工廠熟練工人保持緊密雙向互動，實現理論研究與工業實踐的融合。反觀中國，盡管宋代的科技曾領先世界，這一現象也被學界稱為“李約瑟難題”，但中國的科技發展后續走向衰落。儒家治學體系強調死記硬背，并不推崇批判性、實驗性的科學思維，這形成了阻礙技術持續創新的制度壁壘。

但僅靠制度無法完整解釋“大分流”，地理因素同樣至關重要，我們需要區分第一自然地理與第二自然地理。第一自然地理指先天自然資源稟賦，例如優質的煤炭儲量、適宜的氣候條件，這類條件為區域奠定了初始高生產率的基礎。第二自然地理是人為造就的地理結果，其中最關鍵的是集聚效應：人口密集的城市生產效率遠高于分散的鄉村。先天資源優越的地區會持續吸引勞動力與資本流入，進一步推高生產效率；而資源匱乏區域則會出現勞動力、資本外流，經濟發展持續落后。工業革命時期，蒸汽船的出現大幅降低了運輸成本，進一步放大了這種發展差距。運輸成本高昂時，工業生產必須分散布局在市場周邊；航運成本下降后，集中規模化生產成為可能，工業產業隨之向西方核心國家集聚，而中國、印度等邊緣地區則出現了去工業化現象。

這種不均衡的發展格局最早可追溯至十五世紀。歐洲人開辟了繞過非洲南端連接歐亞的全新海上貿易航線，他們原本計劃向西橫渡大西洋抵達中國，卻意外發現美洲大陸，由此構建起由歐洲商人主導的跨洋貿易體系。

《劍橋現代歐洲經濟史：1700-1870（第一卷）》 [英] 斯蒂芬·布勞德伯利 (Stephen Broadberry) 凱文·H·奧羅克 (Kevin H.O'Rourke) | 著 張敏 孔尚會 | 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年4月

經濟觀察報：您認為，越接近工業革命，決定古代經濟發展更重要的因素不是提高增長，而是“減少衰退”。從歷史進程來看，中國沒能“減少衰退”是一種必然，還是說是有改變的契機而錯失了？

斯蒂芬·布勞德伯利：這種衰退并非歷史必然，中國其實擁有多次扭轉發展軌跡的機遇，只是都因政策失誤與外部沖擊而錯失了。我認為其中一次不利因素是蒙古入侵，這并非中國自身的問題，屬于不可控的外部歷史事件。而游牧民族掌權后缺乏扶持科學發展的意愿，這也是中國科技逐步衰落的部分原因。

另一重關鍵機遇出現在十五世紀30年代（明朝宣德年間），朝廷停止下西洋、國家轉向內斂發展的階段，這次政策轉向是一次重大失誤，直接把海外發展機遇讓渡給了西方，這是中國錯失的一大機遇。除此之外，清代初期開始，中國國家治理能力持續弱化，政府無法足額征收賦稅，無力投入基礎建設，國內市場一體化程度不斷降低，由此長期陷入經濟蕭條。

經濟觀察報：就“大分流”來說，歐洲學者與中國學者的觀察視角會有哪些不同？

斯蒂芬·布勞德伯利：我認為如今雙方的研究分歧正在不斷縮小。但在我最初研究大分流相關議題時，中國國內針對中國經濟史的量化研究十分稀缺，而歐洲學者普遍依靠量化手段測算財政收入、產出水平與生產效率。如今中國學界已經涌現出大量中國經濟史量化研究的成果，雙方的分析方法逐漸趨同，這種研究范式的融合對學術發展而言是一件好事。

陳志武：超越血緣關系是“大分流”的關鍵

不同于歐洲和美國學者的分析角度，香港大學金融學系講席教授、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及量化歷史研究中心主任陳志武教授認為，中西方“大分流”的時間應該在春秋戰國時期、至少也是漢代以來。陳教授的研究領域涵蓋金融理論、金融社會學、經濟史、量化歷史、新興市場以及中國經濟和資本市場。其中文著作有《財富是如何創造的？》《中國人為何勤勞而不富裕》《金融的邏輯》《文明的邏輯》等。

香港大學金融學系講席教授、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及量化歷史研究中心主任陳志武教授

經濟觀察報：您認為，“大分流”的關鍵在于西方發展出了超越血緣的金融市場和法治體系。得出這個結論的分析方法是什么？

陳志武：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春秋戰國時期，鐵器技術的出現和普及，是推動大分流的技術因素。鐵器技術作為當時人類的最新技術，對人類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將歐亞大陸從歐洲到希臘再到西亞的文明串聯在一起。從土耳其到波斯、以色列，再到印度，最后到中國，貫穿歐亞大陸軸心時期的最主要的顛覆性技術，就是鐵器技術。

鐵器的出現，一方面提升了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另一方面更是導致了暴力升級和戰爭頻率大幅增加。鐵質武器對人的殺傷力遠遠超過原來的石器武器、木質武器和青銅武器。根據我們的考古統計研究，鐵制武器越多的地區，戰爭更為頻繁，戰勝他國的能力更強，也越容易出現思想家。因為那些王國的知識精英要反思暴力和戰爭的原因、要給出治國理政的新思想，以達到新技術條件下的國泰民安。因此，這一時期歐亞大陸出現大量哲人，奠定各文明的核心基礎。在中國就出現“諸子百家”，孔子和其他儒家哲人的最大愿望則是希望在新條件下恢復周禮，即回到西周時相對平和的社會生活狀態。

在春秋戰國時期，暴力戰爭帶來的挑戰達到了頂峰。這個挑戰也同時出現在軸心時期歐亞大陸的不同區域，各個區域的哲學家們開始反思并提出建議，儒家選擇了以血緣關系為切入點來建立人際互助的信任網絡，至少保證血緣網絡內能安全可靠地相互幫助、共享資源、共同分攤風險。歐洲社會起初也以血緣為主要考慮，后來羅馬帝國建立后，不久就出現了基督教，這使得西方不僅僅依賴血緣，更是基于共同信仰來構建人際互助的信任網絡，這就跟中國大為不同。

歐洲的哲學家包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尤其是基督教出現之后，他們共同為西方社會做出的選擇是：建立跨越血緣的資源共享和風險分攤信任網絡。基督教教友都相信耶穌是唯一的神，教友之間的信仰是出生后才接受的，不同信徒之間的信任使他們更能做到超越血緣的跨期合作，這是西方社會實現人際資源共享和風險分攤的重要基礎。

因此，大分流始于2000多年前，這樣的大分流帶來了東西方的不同發展方向，包括制度、文化、人際關系以及經濟發展潛力。在中國，漢朝時因為獨尊儒術，我們朝著基于血緣網絡的方向發展制度、倫理、道德和文化，而西方則是朝著超越血緣的方向發展這些。大分流從那時就開始了。

不同的文明形態，為人類社會的制度建構給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從孔子到孟子，再到漢代的董仲舒，以及宋明理學，他們的出發點都是強調血緣關系至高無上，基于血緣關系構建人與人的社會關系：風險分攤和資源共享，跨期進行互助合作。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選擇以血緣建立信任網絡，這非常自然。不僅東亞社會如此，非洲、古印度、古埃及，以及在鐵器技術出現之前的歐洲社會都是如此。你出生在誰家、誰是你的父母，出生之前無法選擇；既然如此，在無法選擇的血緣關系的基礎上發展互助合作體系，配以相應的文化與制度，這種信任成本和交易成本會很低。

我特別關注人類社會的發展演變。自古至今，人類都面對同樣的挑戰，即個體生存非常困難，必須與他人合作實現資源共享、風險分攤，否則難以生存。所以，我認為儒家首先是一套經濟體系，包括產權體系和收入分配體系。盡管表面上看我們都說儒家是一個文化體系，但實際上，儒家的倫理道德和其文化規范與偏好都是為其基于名分等級秩序的經濟體系而服務的，是為了確保其基于名分等級的產權和分配體系能夠運轉。也就是，通過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名分輩分、親疏遠近等等倫理道德，來確定誰擁有誰、誰擁有并控制什么、誰多得誰少得，以及人與人之間如何合作，如何確保跨期承諾，等等。在儒家的產權與收入分配體系中，輩分越高，享受到的分配也越高，對產權的支配也越大。輩分越低，就老老實實等待長輩們的分配。在這個合作體系下，個體會生活得更安全，可以應對很多風險，就能解決《論語》里談到的“不患貧而患不安”問題。當然，這個體系也延伸出許多觀念，比如“多子多福”就是圍繞經濟利益和風險分攤而形成的文化觀念。

我們也要看到，隨著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一代代儒家哲人也一直面對新挑戰和新問題，壓力之下他們也都做出了新的回應。到了宋代，儒家學者將抽象的宗族理念落實到了實操層面，例如推出了簡版族譜，使粗通文墨的人也能修族譜，把宗族從抽象轉變為具體的人際網絡；朱熹則進一步細化了祠堂的建設，還規定每個季度的中月要進行祭祖，所有族人穿上五服在祖先牌匾面前祭拜。這就將抽象的宗族組織具體化了，在族人的大腦里變成了客觀的存在。族譜則把祖先的名字和事跡具象化、顯性化，加深了族人的身份認同，強化宗族成員間的信任合作，尤其是跨期合作，使風險分攤、資源共享變得更為扎實。

《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 陳志武 |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22年3月

經濟觀察報：您如何看待史蒂芬教授的觀點，即“基于對人均GDP的估算，將公元1700年前后確定為大分流時期”？

陳志武：我認為這只是現象。從春秋戰國時，中國與西方已經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只是這種選擇差異所帶來的經濟結果以前沒有顯示出來，要等到技術和市場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才得到顯現。不同文化體系下的經濟差別要反映到人均收入層面，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我在《文明的邏輯》中進行了詳細研究。比如，大航海時期，長距離海洋貿易對融資規模、風險規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個場景就把中西方的差別凸顯出來，例如荷蘭在十六世紀末期出現了股份有限責任公司，而中國要到十九世紀后期才出現。在1780年開始的工業革命期間，技術研發需要大量資金，風險也極高，那就更是把中西早期做出的不同選擇的后果凸顯出來。

自基督教出現以來，西方社會經過了近兩千年的探索，建立了超越血緣的信任網絡和法治體系，使沒有血緣關系的人也可以信任，也可以與其跨期合作、簽約合作。在這種跨期合作中，基督教發揮了很大作用，經常參與禮拜等教會活動的教友，每周至少進行一次溝通，這使得互信可以維護，并且不斷鞏固。

因此，兩千多年來，中國和西方一直沿著不同的方向發展。只不過，直到長距離海洋貿易出現之前，歐洲這種超越血緣關系的信任網絡的潛力，沒有機會發揮出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歐洲國家要去美洲大陸、非洲和亞洲探險，以開拓新的市場，這就對資金籌集和風險分攤產生了全新的要求。組織者就必須依賴大社會，必須與廣泛的社會成員互助合作，而不只是跟族人或同鄉，以籌集海洋貿易所需要的資金、分攤海洋探險的風險，這時，“大分流”才逐漸顯現了出來。

經濟觀察報：研究“大分流”，對中國當前的經濟決策有哪些啟示性意義？

陳志武：“大分流”研究對中國的影響非常大。比如，跨越血緣建立現代金融體系以應對自然風險、人造風險，是“大分流”留給現代社會的重要啟示。它還啟示我們，決策層的政策選擇，一定要將“對外開放”視作一條永遠不可變更的國策，或說歷史教訓。從中國社會來看，在過去七千多年里，大變革背后的主要驅動力不外乎技術變革和對外開放。因此，任何導致閉關鎖國的政策選擇，都不會促進社會進步，都會讓中國社會開倒車。

經濟觀察報：近年來您一直在研究人類與風險的博弈，從當下來看，似乎劇烈變動的世界局勢使得人們要應對的風險越來越多，風險也越來越無法預知，您這么看這樣的局面？

陳志武：二十世紀之前，或者說一直到工業革命之前，人類面對的風險挑戰主要來自大自然，例如旱災、水災、地震和瘟疫等。經過二百多年的工業革命，包括生物醫藥領域的不斷突飛猛進，自然風險對人類帶來的生存威脅大大削弱了——當然并未完全消失。目前，氣候變暖和環境破壞也會帶來新的自然風險事件。

總的來講，傳統的災荒不再對人類社會構成即時生存挑戰。但是，人類在解決自然風險的同時，也帶來了全新的人造風險。自十八世紀后期，隨著技術革命的爆發，資金和風險規模不斷提升，到了今天更是登峰造極。最典型就是金融危機的風險，沒有金融市場就沒有金融危機風險。我們在研究中發現，唐朝牡丹花曾經出現過金融風險，因為楊貴妃喜歡牡丹花，洛陽和長安將牡丹花的價格炒作得非常高。那時候的泡沫風險對社會和經濟構成的破壞有限，但現代金融危機的破壞力就大多了。

回想十九世紀以來，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對人類的影響是深遠的，這些人造風險或許不會立即危及生命，但股市崩盤、失業、財富縮水等風險，也會導致人們無法正常生活，這就需要解決和消化。我想強調的是，我們可以想出更多的辦法去更好地應對風險，但人類生存的風險和挑戰永遠不會消失，總是會存在的。一般來說，解決好一種風險的同時，可能另一種風險又應運而生，盡管后者對人類生存的殺傷力可能低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