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關系是中國外交的重點與難點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郁龍余】

一、我對印度語言文化的研究

1965年，我到北京大學季羨林先生門下，開始學習印度語言文化。1984年，因工作調動，我離開了學習、工作十九年的燕園，來到新建一年的深圳大學。和樂黛云、胡經之、章必功、張衛東等一起創辦了中文系，至今已有六十年。

從印地語專業到中文專業，是個大改行。但是，我并不膽怯。因有季羨林、金克木、劉安武等的學歷和業績，給了我底氣。我需要的是勇氣和不斷砥礪的意志。結果，功夫不負有心人。大改行的我，成了中文系繼樂黛云、胡經之、章必功之后的第四位系主任。深大1997年實行學院制，我又被推舉、任命為文學院首任院長。

2016年12月1日，印度文化關系委員會（ICCR）在印度總統府舉行儀式，總統慕克吉親自出席，并向郁龍余教授頒授年度“杰出印度學家”獎。 深圳商報

2016年12月1日，印度文化關系委員會（ICCR）在總統府舉行了隆重儀式，由慕克吉總統給我頒授“杰出印度學家”獎。ICCR主席洛克希·金德爾在頒獎典禮致辭中說：“郁教授充實了中印兩國之間偉大的價值交流活動。在這些價值之中，心靈是一束神圣的亮光。他令我想起了手持蓮花、觀照世界的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慈悲使世界美好，如同晨曦之于白晝。”我成了中國首位、世界第二位獲此殊榮者。

世界萬事萬物皆有因。在《獲獎感言》中，我對這個原因作了如下表白：

中國古代圣人孟子有一句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我將它改造成了自己的座右銘：“成事為重，名次之，利益為輕”。我用半個世紀的時間，將印度語言文化研究，從專業變成了職業，又從職業變成了終身的事業。 事實證明，這個座右銘對我是行之有效的。當然，一切成績無論大小，都離不開環境——天時、地利、人和的支持。對我今天取得“杰出印度學家”獎，我認為，這份榮譽屬于我的母校北京大學，屬于我的師尊季羨林先生。 我在那里求學、任教十九年，是北京大學給了我智慧與力量。 這份榮譽，屬于我服務了三十多年的深圳大學，她給了我平臺和機會，我在深圳大學創建了中國南方第一個印度研究中心，并且培養了一批優秀學生。 這份榮譽，屬于中國、印度和世界各國的印度學家。我的成績是在他們的學術基礎上研究獲得的。

二、中印關系是對外關系中的重點與難點

十年后的今天，我要對以上表白增加一條：之所以能讓我2007年退休后，又當了八年“全職義工”，至今雖已是耄耋之年，但仍在為學習、研究印度文化而努力，是因為中印關系，是我國對外關系中的重點和難點。

說到中印關系是對外關系中的重點，這不難理解。印度歷史文化悠久，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是中世紀世界“三大文化中心”之一，還是世界“四大詩國”之一。當代印度人口已超過14億，在世界各個領域擁有巨大話語權。這位千年友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為什么說中印關系，是對外關系中的難點？說得直白一點，是我們對印度不夠了解。當然，印度對我們的了解也非常不夠。兩個互相不是知根知底的人，要成為知心朋友，是很難的。個人是這樣，國家也是這樣。

近代之前，我們是世界上最了解印度的國家。西方和印度自己的相關知識，很大部分來自中國的文獻。當然，我們從印度，在文化交流中也獲益良多。所以，梁啟超認為，印度佛教東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可歸納為五大項：（一）國語實質的擴大，（二）語法及文體的變化，（三）文學情趣的發展，（四）歌舞劇的傳人，（五）字母的仿造。胡適將印度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歸為三大貢獻：（一）佛寺禪門成為白話文、白話詩的重要發源地，（二）中國浪漫主義文學（指《封神榜》《西游記》等小說）是印度文學影響的產兒，（三）對中國文學體裁的巨大影響。魯迅說得十分概括，且頗帶感情色彩：“印度則交通自古，貽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藝文無不蒙貺，雖兄弟眷屬，何以加之。”

除了中國，印度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民族最眾多，文化最紛繁的國家。對印度文化的了解研究，除了當下的，還要了解、研究過去的。這樣才能知往鑒來。我們除了研究印度的廣義文化、狹義文化，還要重視“深義文化”，即靈魂深處的東西。

十年前，我曾寫過《關于印度的基本判斷》一文。其中寫到印度文化的八個特點。今日翻閱，覺得內容依然正確可用。

（1）人種繁多：堪稱人種博物館

印度被稱為人類的基因庫、人類學的樂園、人種民族博物館。

（2）語言復雜：國語與通用語并存

1961年，印度政府調查人口時登記了1652種語言。1971年普查時，千人以下講的方言不計，就有語言700種。印度的主要語言有18種，各邦有自己的官方語言。在印度的一張紙幣盧比上，印著15種文字。

目前，無論是教育、科技、新聞、出版、行政唯一通用的是英語，英語是實際上的國語，印地語只是憲法規定的國語。英語像一道墻，將印度隔成兩個世界，一個是英語世界，一個是不懂英語的本土世界；知識精英、領導階層，在墻的這一邊，廣大人民特別是勞苦大眾在墻的那一邊；印度傳統文化，一方面因插上英語的翅膀而在世界飛翔，另一方面又在被英語的概念、譯文所誤讀、取代和吞噬。所以可以說，英語既是英國人送給印度的天使，又是送給印度的魔鬼。

（3）分多合少：王國林立大一統難

歷史上，印度境內大小王國林立，多到難以勝計。印度古代的這種政治形態，在現代政治生活中依然有所表達：中央政府相對較弱，地方有較大自治權；世界上最冗長的憲法，為印度各民族、各地方力量、宗教派別提供了一個富有彈性的政治框架。而這些又都和現代西方政治的中央和地方分權、權力平衡、利益分享、多元文化、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等等相吻合。加上西方一直對印度有“同種同文”之親，送上一頂“最大民主國家”的政治桂冠，是自然之事。

資料圖

（4）神權主權：種姓制度千年不變

神權和王權的結合，婆羅門和剎帝利的聯盟，在印度推行了幾千年的種姓制度，造成兩大低等種姓吠舍、首陀羅以及種姓外“賤民”長期受壓迫、受剝削。這種不合理的種姓制度，在古代印度則完全是光明正大、順理成章的“達磨政治”。低等種姓不但心悅誠服地侍奉高等種姓，而且在自己種姓內也分出許多級別，完全實行高級別歧視、壓迫低級別的制度。

印度獨立以后，建立了世俗政權，廢除種姓制度。但是，世俗化進程遇到了重重困難，20世紀90年代，隨著民族主義的興起，世俗化進入了更加錯綜復雜的階段。

當代印度政治面臨兩大困境；第一，傳統的宗教觀念包括種姓制度根深蒂固，直接沖擊世俗化進程。第二，政教分離遭遇空前挑戰。有的政黨為了票源，專吃宗教飯、教派飯。第三，印度教原先具有寬容、溫和、多元文化特性，近年來原教旨主義異軍突起，大有“劫持”印度教的架勢。徹底鏟除種姓制度的影響，依然是印度政治今后的艱難任務。

（5）信仰自由：宗教繁盛支派復雜

印度人自古宗教信仰自由。在古代，一個宗教不干涉另一個宗教，也不存在同化或吃掉別的宗教的思想。尼赫魯指出：“印度，亞利安人的原則是避免用強力來抑制任何信仰，或破壞任何主張”。

經過幾千年的宗教自由競爭，印度宗教雖然種類眾多，但從信眾人數和影響力來分析，主次還是分明的。由吠陀教—婆羅門教一路發展下來的新婆羅門教即印度教，占有主導地位，教民占國民總數83%左右。

歷史上作為婆羅門教反對派的佛教，雖然一度非常興盛，幾乎成為國教，但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或與印度教合流，或外出弘法，到13世紀左右，佛教在印度境內幾乎絕跡。

信徒人數占第二位的是伊斯蘭教，占總人數的12%左右。基督教、錫克教、耆那教還有其他一些宗教人數都不多。

（6）口耳相傳：教體文體音聲為主

正是在印度語言崇拜——聲常駐思想的影響下，印度的文字書寫始終得不到應有的發展。一切經典，從吠陀、梵書、森林書、奧義書、兩大史詩、法論、法經、往世書、五卷書、故事海，乃至劇本、語法、科技、醫學類著，統統口耳相傳，難覓寫本蹤影。在現代之前，印度文化是典型的口傳文化，浮動文化。因此，西方人曾對它們確實存在產生懷疑。

在尼泊爾境內發現的寫在貝葉經上的梵文（11世紀）資料圖

印度教及其各種文學作品乃至其他各類著作的主要載體不是文字，不是寫本或印本典籍，而是語言，是音聲。印度其他各宗教的情況，也基本如此。以口耳相傳作為印度宗教和文化經典的主要傳播形式，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傳播形式本身。這對重視文字幾近文字至上的中國學者來說，應該給予特別關注。

（7）聞其雅頌：自古尋求了解中國

蘭密施在《致我的中國讀者信》中說：“長期以來，我們之間的語言和政治差異一直阻礙著我們的互相了解。”“直到今天，印度人還不是通過中國人自己的聲音，而是通過英語的信息來源去了解中國。”印度關注中國是自古就有的傳統。正是這種關注，將支那（中國）介紹給了全世界。

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稱中國為China，或者是它的近音，如法文的Chine，意大利文的Cina，它們都源自拉丁文Sina，最早為Thin。而這個Thin來自梵文Cina。

戒日王說：“嘗聞摩訶至那國有秦王天子，少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競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輿大慈悲，拯濟含識，平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于茲久矣。盛德之譽，誠有之乎？大唐國者，豈此是耶？”

著名歷史學家高善必說：“亞洲文化和文明的兩個主要源泉，就是中國和印度。棉織品和糖是印度對人們日常生活所做的特殊貢獻。正像造紙、茶葉、陶器和絲綢是中國的重要貢獻一樣。”

印度中國工商會副會長拉馬昌德拉說：“印度過去政治上學美國，經濟上走蘇聯發展道路，結果政治經濟都不能穩定發展。印度從1992年進行改革……開始學習中國，建立經濟特區，吸引投資。”他認為中印“合作對雙方都有利”。

（8）天地中央：婆羅多人的中心觀

印度也有自己民族的中心觀。所謂民族中心觀，就是“我族中心主義”。這是一種信念，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比其他民族高級，是人類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典范。民族中心主義不是某個民族的專利，它幾乎是每一個民族、每一個人的本質。

阿彌陀經佛訓圖會(1864年)迦陵頻伽和共命鳥 資料圖

印度有一則著名的《共命鳥》的故事，講一只名叫婆倫多的鳥有兩個頭。一天，一個頭找到了甘露，另一個頭也爭著要。第一個頭不給，第二個頭就故意找毒藥吃，結果這只鳥就一命嗚呼了。中國和印度就是只當今世界的共命鳥，有了甘露應該分享，而不要去吃殖民政治或冷戰政治的毒藥。這就是古代智慧給我們的應有的啟示。

三、當下如何發展好中印兩國關系

當今世界變亂交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加速演進。但是，總體上是向中國有利的方向發展。這是因為中國一直起著國際秩序穩定器的作用。

中印關系，也是向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兩國剛獨立、解放時，經濟體量大體相同。如今，中國的經濟總量已是印度的四倍多。這證明，中國的發展道路，是完全正確的。

中印關系應該是平等互利的，有利長遠發展的。我個人認為，雙方可在以下方面加強合作：

（1）利用中國先進的光電技術，幫助印度建立“清涼工程”。

印度人生的一大苦難，是氣候炎熱。中文里的“苦修”“修煉”“苦行”，是梵文Tapas的漢譯，原意是忍受酷熱。現在，用中國光電技術，給印度平民百姓制造清涼舒適的工作、生活環境，必將永駐中印友好史冊。

（2）將滿地垃圾變成電力能源。

大家對印度的環境評價是遍地垃圾，污染嚴重。如何改變現狀？一個妙招就是學習中國的成功經驗，將垃圾通過焚燒變成電力。這對印度來說，是變廢為寶的最佳方法。對中國而言，是綠色發展的科技成果，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指導下，完全可以與世界各國共享這項成果。在當下，在合理條件下，中國可以幫助印度將垃圾變成寶貴電力。不僅能幫助印度解決難題，而且對世界各國具有示范意義。

（3）拍攝電影《譚云山》，打開兩國影視合作大門。

譚云山 資料圖

譚云山是中印現代關系的友誼之橋。他旅印55年，在泰戈爾支持下，創立國際大學中國學院，至今仍是印度中國學研究重鎮。電影文學劇本《譚云山》發表于新加坡《新世紀文藝》（2010年8月第五期）。

這部電影的外景主要是泰戈爾創辦的國際大學，劇中人物大量是印度人。所以，中印合作拍攝《譚云山》，是一件非常好的交流合作項目。

《譚云山》合作拍攝成功，中印文學交流可以順利地從文學作品走向影視、網絡，可以打開中印影視合作的大門。之后，還可以合作拍攝中印現代四座友誼金橋——泰戈爾、柯棣華、譚云山、季羨林。以及《玄奘》《白馬寺》《鳩摩羅什》《達摩》等歷史題材可以進一步挖掘。

（4）合建“飛回殿”——泰戈爾文學館。

泰戈爾對中國有著特殊感情，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影響巨大。他對中國抗戰的立場，引導印度人民同情支持中國的反侵略戰爭。中國政府也在極困難的情況下，支持泰戈爾的事業，在國際大學成立中國學院。八十年過去了，中國學院樓依然是國際大學最壯觀的建筑之一。隨著漢語教育需求的高漲，作為印度中國學重鎮的中國學院，師生們非常希望建造一座“飛回殿”（與杭州靈隱寺旁“飛來峰”相呼應），和中國學院樓相配套，作為中印文學交流的專用場所。

這是一個很積極的建議，值得認真考慮。不過，我認為“飛回殿”作為昵稱非常好，真正的大名還是叫“泰戈爾文學館”更響亮。建設費用，主要應該來自電影《譚云山》的票房收入。

中印關系，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重點與難點。所以，能為兩國關系發展，繼承我們“親仁善鄰”的優良傳統，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就是造福當代，功在千秋。

發展中印關系，可做的項目很多。以上四項若能做好，其意義就非常大。因為這四項工作，都具有引領示范性，都可以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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