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那是一個悶熱的秋天下午，我正在金店柜臺后面給客戶打包首飾，透過玻璃門看到一輛黑色奧迪停在門口。
車門打開，曹輝從里面鉆出來，身后跟著兩個西裝革履的年輕人。
他比二十年前胖了不少，頭發也白了，但那種笑里藏刀的表情，我一眼就認了出來。
他把煙頭扔在地上踩滅，整了整領帶，推門進來。
貨柜的燈光照在他臉上，他沖我笑了笑：“老沈，好久不見。”我把手里的包裝盒放下，心里咯噔一下。
該來的，終究還是來了。
01
1998年那個夏天，我還在銀行信貸科上班。
說是信貸科，其實就是個跑腿的。
每天整理貸款材料，核對還款記錄，幫科長填表。
工資不高，福利還行，日子過得平平淡淡。
我老婆在孩子三歲那年跟我離了婚，嫌我沒出息，嫌我工資不如她表姐夫一半。
我沒爭辯，女兒跟我，我咬牙撐著。
那天下午五點多，廳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留下來對賬。
當月的還款記錄需要跟系統核對一遍，這是老規矩。
我打開電腦，調出個人賬戶那一頁，眼睛掃過去，突然愣住了。
余額那一欄，多了一個“1”和一串零。
我揉了揉眼睛，又數了一遍。
個、十、百、千、萬、十萬、百萬。
一百八十萬。
我腦子嗡的一下，手心開始冒汗。
我重新登錄了一遍系統，刷新頁面，那個數字還是穩穩地掛在那里。
我又打開其他菜單，查交易記錄，查流水明細。
什么都查不到，就像這筆錢是憑空冒出來的一樣。
我坐在椅子上，盯著屏幕看了足足十分鐘。
那會兒一百八十萬是什么概念？
我們那個小城市，一套市中心的房子也就三十多萬。
這筆錢能買五套房，還能剩點錢買輛桑塔納。
我一年的工資加獎金，滿打滿算不到兩萬塊錢。
一百八十萬，夠我不吃不喝干九十年。
我第一個念頭是打電話問會計室。
但撥了兩個號就停了。
我問了怎么說？
說經理，我賬上多了一百八十萬？
人家第一個反應就是懷疑我動了手腳。
銀行那個年代管的嚴，對內部職工尤其嚴。
去年有個同事就是因為賬上差了兩千塊說不清楚，直接被開除，后來還吃了官司。
我的手從電話上移開了。
那天晚上我沒有回家。
我坐在銀行門口的臺階上，一根接一根抽煙。
路燈亮起來的時候，我看著那些下班的人群騎著自行車從我面前穿過，車鈴聲叮叮當當的。
我心里翻來覆去就是一件事：這一百八十萬，到底是什么來路？
它為什么會跑到我賬上？
是誰轉進來的？
我想過一些可能性。
系統出錯，別家分行匯錯了賬戶，或者是有人故意往我賬上打錢。
但無論哪一種，我都說不清楚。
因為這筆錢現在就在我名下，白紙黑字，系統記錄得清清楚楚。
我抽完最后一根煙，把煙頭狠狠踩滅，站起來回了家。
到家的時候女兒已經睡了。
那年她八歲，上小學三年級。
我坐在她床邊，看著她熟睡的小臉，心里頭翻江倒海。
如果這筆錢被查出來，我的工作保不住，女兒怎么辦？
撫養費誰給？
要是真被當成“監守自盜”抓進去，她這輩子就毀了。
我越想越怕，越怕腦子越亂。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銀行，裝作若無其事地繼續對賬。
那個數字還在，一分沒少。
我打開電腦，想試著操作一下轉賬，看看能不能把錢轉走。
但我沒敢。
只要一點“確認”，系統就會留下操作記錄。
到時候就算我什么都沒做，也說不清了。
我關掉電腦，坐在位子上發呆。
大概十點多，有人敲我辦公室的門。
我抬頭一看，是副行長曹輝。
他那時候還不是行長，是信貸科的副科長，分管我們幾個小兵。
他手里夾著一份文件夾，臉上掛著那種很客氣的笑。
“沈永康，你過來一趟。”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還是站起來跟著他去了辦公室。
他關上門，把文件夾放在桌上，沒有馬上打開。
他先給自己倒了杯茶，又給我倒了一杯，推到我面前。
“喝口水。”
我端起杯子抿了一口，等著他開口。
他看了我一眼，把那文件夾打開，里面是一張打印出來的流水單。
他推到我面前，我低頭一看，整個人的血都涼了。
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列著我賬戶近一周的所有操作記錄，那條憑空多出的一百八十萬，被紅筆圈了出來。
“你知道這東西吧？”曹輝看著我，語氣很平靜。
我張了張嘴，想說不知道，但話卡在喉嚨里出不來。
曹輝喝了口茶，繼續說：“昨天下午系統自動生成的報表，我今天早上才看到。這筆錢從外地分行的賬戶匯過來的，戶名寫的是你的名字，但匯款單上的賬號是錯的。系統自動匹配到了你的賬戶。”他頓了頓，“說白了，就是系統出了個漏洞。”
我不知道該說什么，只看著他。
曹輝放下杯子，湊近了一點：“沈永康，這件事現在只有我知道。報表是我簽收的，別人還沒看過。”
02
我盯著曹輝的眼睛，等著他往下說。
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茶杯沿上輕輕敲了兩下：“你看，現在擺在你面前的有兩條路。第一條，我上報，把這件事捅到總行。你是經手人，這筆錢在你賬上掛了一天一夜，系統有操作記錄。就算你沒動過，你說得清嗎？總行那幫人是講證據的，不是講道理的。”
他說這話的時候，眼睛一直盯著我，像是在看我慌不慌。
我確實慌了。后背的汗已經濕透了襯衫。
“第二條呢？”我問。
曹輝笑了：“第二條，那就是咱倆都當這件事沒發生過。我把報表壓下來，你不說我不說，誰都不知道這筆錢還在系統里掛著。等過段時間，系統會自動對沖，這筆錢就消失了。你沒事，我也沒事。”
我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要我把這筆錢吞下來，跟他一起瞞著上面。
但我想不通的是，他為什么要幫我？他一個副科長，犯得著為了個小職員冒險嗎？
“曹科長，你這么做……”我試探著開口，“對你有什么好處？”
曹輝擺擺手：“好處談不上，我就是不想有人出事。你家里情況我知道，一個人帶個孩子不容易。要是因為系統出錯把你給坑了，我心里過意不去。”
他說得輕描淡寫，但我知道他不是那種人。
我在銀行干了這么多年，曹輝是什么樣的人我心里有數。
他心細，手狠，做事從不吃虧。
他幫我，一定有他的算盤。
但我沒有當場戳穿他。因為那個時候，我確實沒有別的路可以走。
“那我該怎么做？”我問。
曹輝想了想：“你現在什么都別做。這筆錢就在你賬上掛著，不要轉，不要取，就當它不存在。等系統自動調整。”
他說完，把那份報表收進文件夾，鎖進抽屜里。我站起來，道了聲謝，走出他辦公室的時候腿都是軟的。
回到工位上，我翻開抽屜，看到里面女兒的照片。她笑得特別開心，兩只小辮子翹著。我把照片翻過去，趴在桌上，半天沒起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把自己關在房間里，把存折翻出來看了又看。
那一百八十萬安安靜靜地躺在我賬戶里，像一頭沉睡的猛獸。
我知道，如果不處理掉，這頭猛獸遲早會醒過來，把我連骨帶肉吞下去。
我一個人想了三天三夜。
我想到去找行長坦白，把所有事情都說清楚。但曹輝的話像根刺一樣扎在我心里：“你說得清嗎？”
我想到把錢轉到別的賬戶，然后辭職跑路。但這個念頭剛一冒出來就被我掐了。我走了，女兒怎么辦？
我想到報警。但報警之前我得先解釋清楚這筆錢為什么會在我的賬戶上待了三天。警察會不會相信一個銀行職員說“我也不知道它怎么來的”？
到了第三天晚上，我終于做了一個決定。
我去了張仁華家。
張仁華是我父親的老朋友，在我們那個小城里做了大半輩子律師。
退休后不怎么接案子了，但腦筋還是很清楚。
我小的時候，家里有什么大事，我爸都會找他商量。
我爸走了以后，逢年過節我還會去看看他。
我到他家的時候已經快九點了。他正坐在客廳里看電視，見我一臉慌張地進門，把電視關了。
“小沈，怎么了？”
我把事情從頭到尾講了一遍。
從發現那筆錢，到曹輝找我談話，到我這三天的煎熬，一字不落。
張仁華聽完，沒有馬上說話。
他站起來，在客廳里來回走了幾圈，然后坐回沙發上。
“曹輝不是幫你，他是在害你。”張仁華說。
“為什么？”
“因為這筆錢最終一旦被查出來，他可以說自己不知情。而你，你在賬上掛了好幾天都沒上報，到時候你就是那個‘私吞公款’的人。他曹輝干干凈凈，最多是個領導責任。你沈永康，就得把牢底坐穿。”
我后背一陣發涼。張仁華這么一說，我才反應過來曹輝打的什么算盤。
“那我怎么辦？”我問。
張仁華沉思了一會兒：“你不能把這筆錢放在賬上，但也不能還給銀行。因為你還回去，曹輝就會知道是你捅出去的，他不會放過你。”
“那我該怎么做？”
張仁華看著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說：“買黃金。”
03
“買黃金？”我愣了一下。
“對。”張仁華站起來，從書架上抽出一張老舊的報紙，翻到財經版遞給我，“你看，現在金價跌到歷史低谷了。一克才七八十塊錢。你那筆錢拿出來，全部買成金條，把現金變成實物。這樣賬上就干凈了，曹輝就算查，也查不出什么。”
“可是……”我還是不放心，“我一次性取這么多錢買金條，銀行那邊肯定會有記錄。”
“那就不要一次性取。”張仁華坐下來，“你分幾天取，每次幾萬塊。不顯眼，不惹人注意。去不同的網點，不同的柜臺。金條也別在一家店買，多跑幾家。”
我聽著，腦子飛快地轉。這個主意聽起來好像可行，但真要干起來，風險還是很大。
“張叔，萬一這事到最后還是查出來怎么辦？”我問。
張仁華想了想：“所以你還得留一手。”
他從書桌上拿了一張紙和一支筆，在上面寫了幾個字：“待查債務還款合同。”
“你聽我說，”他把紙推到我面前，“你買完金條之后，來找我，我給你起草一份合同。合同上寫明，你沈永康把這些錢買成了金條，是替銀行保管，不是據為己有。等你將來弄清楚這筆錢的真實歸屬，你隨時配合歸還。然后，你讓銀行的一個領導在合同上簽字作證。”
“誰會愿意簽這個字？”我苦笑。
“曹輝不愿意，那就找愿意的人。”張仁華說，“你好好想想，你們銀行里，有沒有跟曹輝不對付的人？”
我仔細想了一遍。
還真有一個。
辦公室主任老趙，曹輝的老丈人。
老趙這人做事板正，但耳根子軟，而且他對曹輝這個女婿一直不太滿意。
有一次我親耳聽到老趙在走廊上罵曹輝“做事太滑，遲早出事”。
“趙主任行不行？”我問。
張仁華眼睛亮了：“可行。他雖然是曹輝的老丈人，但不一定跟曹輝一條心。你要是能說動他在合同上簽字，那就等于多了一重保險。”
那天晚上，我從張仁華家出來，心里頭有了點底。
但真要去做，還是怕。
我一個普普通通的小職員，哪來那么大的膽子？
但一想到那筆錢像定時炸彈一樣躺在我賬上，每天都有可能炸開，我就知道，我只能搏一把。
第二天開始，我按照張仁華說的，分批次取錢。
每天早上我提前一個小時出門，去離家遠一點的網點，取個三五萬。
中午休息時間，再去另一個網點。
下班后再去一個。
每次取的錢都不多，買了那種普通的黑色塑料袋裝著，放到我租的一個小倉庫里。
那幾天我整個人都是懸著的。走路不敢低頭看地，怕被人跟蹤。上班不敢跟同事多說話，怕說漏嘴。回到家不敢開燈，怕有人在外面偷看我。
就這么取了整整一個星期。
一百八十萬，分成了四十多筆，我跑了十幾家網點。到最后手都在抖，每次把取出來的錢塞進塑料袋里，我都覺得那是在把自己往火坑里推。
錢取完了，接下來是買金條。
那時候金價確實便宜，一克七十六塊錢。
我算了一筆賬，一百八十萬，能買將近兩萬三千多克的金條，合下來差不多二十多公斤。
我把金條分三批買，每次去不同的金店。
今天去城南，明天去城東，后天去城西。
每次都是現金交易，不留姓名，不要發票。
半個月之后，那些金條被我整整齊齊地碼在一個小保險柜里，鎖好，塞進倉庫最里面，外面堆了幾箱雜物擋著。
那個保險柜，是我從一個倒閉當鋪那里淘來的二手貨，花了我兩千多塊。
晚上我一個人坐在倉庫里，看著那個保險柜發愣。
金條在手上了，賬上空了，那筆錢好像消失了。
但我知道它沒消失，只是換了一種存在方式。
只要我還活著，這件事就永遠不可能在我心里消失。
接下來，就該去辦公室找老趙了。
但還沒等到我去找老趙，曹輝先找了我。
04
那天下午三點多，我正在整理貸款材料，電話響了。是曹輝打來的，語氣很重：“沈永康，你來我辦公室一趟。”
我放下電話，心里打鼓。難道他發現了？我去的那十幾家網點，有沒有可能被監控拍到？他是不是查了我的取款記錄？
我推開門進去的時候，曹輝正站在窗邊。他聽到腳步聲，轉過身看著我，臉上的表情是我從沒見過的：“賬上的錢，你動了？”
我心里一緊，但面子上還是盡量穩住：“什么錢？”
“別跟我裝糊涂！”曹輝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那一百八十萬！你把錢取走了！對不對？”
我還沒開口，他已經繞到辦公桌后面，把一份打印出來的流水單拍在桌上：“我今天讓系統重新查了一下，你那筆賬上的余額變成了零。分四十多筆，在一周之內全部取完！你怎么做到的？”
我盯著那份流水單，知道自己瞞不住了。
“曹科長，”我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靜，“錢取出來了，但我沒花。”
“沒花？那錢呢？”曹輝死死盯著我。
“買了金條。”我說。
曹輝愣了一下，像是沒反應過來：“金條？”
“對。金條。全部買了金條。”我重復了一遍，“我找了律師咨詢過，這筆錢我不能碰，但也不能還回去，因為還不清楚是誰的。所以我把它買成了實物，等將來查清楚了，我可以隨時還。”
曹輝的臉漲得通紅：“你瘋了！你知不知道這么做是違法的？私自處置銀行資金，這是挪用公款！”
“曹科長，”我盯著他的眼睛，“這筆錢是你讓我‘保管’的。你說等系統自動調整。現在我把‘保管’的方式從貨幣換成了實物，本質上沒有區別。只要將來查清了歸屬，我可以把金條原封不動地還回去。”
曹輝張了張嘴，一時間不知道說什么。
他大概沒想到我會這么干。
他原本的算盤是讓我把賬上的錢養著，等到風頭一過，他就有辦法把這筆錢慢慢洗出來。
但現在錢被我取走買了金條，他的如意算盤徹底打翻了。
“沈永康，你是不是在跟我玩心眼？”曹輝的聲音突然低下來，帶著一股危險性。
“我沒那個膽子。”我說，“我就是不想出事。”
曹輝看著我，沉默了很久。最后他擺擺手：“你先出去，這件事我再想想。”
我從他辦公室出來的時候，腿都在發軟。但我沒有回頭。因為我知道，從那天開始，我跟曹輝之間就再也不可能回到從前了。
當天晚上，我去了老趙家。
老趙住在一個老小區里，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凈凈。
我敲門的時候，他正在陽臺上澆花。
開門看到是我，有些意外：“小沈？這么晚了，有什么事嗎？”
“趙主任，我有點事想麻煩您。”我站在門口，手心全是汗。
老趙打量了我一眼，側身讓我進了門。
我把那份張仁華起草的合同從口袋里掏出來，展開放在茶幾上。
合同上的字不多，但每一條都寫得清清楚楚。
我把自己怎么發現那筆錢，怎么買了金條，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當然，我把曹輝威脅我的那些話略過了，只說自己想搞清楚這筆錢的歸屬再決定怎么處理。
老趙聽完，臉色很復雜。他拿起合同看了兩遍，末了嘆口氣：“小沈，你這一步走得……太險了。”
“趙主任，我知道。但我真的沒辦法。這筆錢放在我賬上，我睡不著覺。現在變成金條，我心里踏實一點。但要是有個見證人，我能更踏實。”
老趙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合同。
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后從抽屜里拿出自己的印章，在見證人那一欄蓋了上去：“我簽字按手印。但有一句話我要說在前頭，小沈。這合同只能說明你當時不是存心要吞這筆錢，將來真要打官司，最多幫你減輕一點責任。真到那一步，誰也幫不了你。”
“我明白。”我說。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把合同鎖進了保險柜，跟金條放在一起。
關上保險柜門的那一刻，我感覺自己像一個站在懸崖邊上的人，終于找到了一根繩子把自己拴在了一棵樹上。
但這根繩子能撐多久，我心里沒底。
05
那之后的二十年，我離開了銀行。
辭職是我自己提的。
曹輝的態度變了，他不再跟我說話，也不再給我安排工作。
我在信貸科坐了三個月的冷板凳，每天就是整理檔案、倒水擦桌子。
那些以前跟我稱兄道弟的同事也開始躲著我，好像我身上帶了什么傳染病似的。
我遞交辭職信那天，曹輝沒有挽留。他只是在上面簽了個字，連頭都沒抬。
我用積蓄在老城區租了個小門面，開了家金店。
說是金店，其實就是個金銀加工的鋪子。
主要做來料加工、首飾清洗、換款式這些零碎活。
偶爾收點舊金，賺個差價。
剛開業那兩年，生意冷清得很，一個月下來交完房租也就剩個買菜錢。
但我不急。我知道，只要手里那批金條還在，我就不算真正失敗。
那批金條被我換了個地方，鎖進銀行的保險箱里。
家里的舊保險柜太容易被人發現。
我每個月去銀行看一次，打開保險箱，摸摸那些金條的形狀，再關上。
就像是在確認一件東西還在。
2003年秋天，銀行改制。
我們那個支行并到了新系統里，原來的老員工要么買斷工齡走人，要么轉入新崗位重新考核。
曹輝沒走，他靠著他老丈人的人脈，不但留下來了，還升了職，從副科長變成了副行長。
也就在那一年，他第一次找人傳話給我。
來傳話的是我以前的一個同事老江。
老江買了一瓶好酒，提了兩只燒雞，跑到我店里來。
一進門就說：“老沈，咱兄弟多少年沒見了，今天我請你喝酒。”
我心里犯嘀咕。我知道，曹輝肯定找了他。
果然，酒過三巡，老江壓低聲音說：“老沈，你手里那批金條，還在吧？”
我沒接話，低頭夾菜。
“曹行長讓我給你帶句話，”老江的聲音更低了，“他說當年那筆錢，系統已經徹底清了，誰都查不出來。你要是愿意把那批金條還回去，他給你五十萬，咱們這事就算了了。”
五十萬。當年我用一百八十萬買的金條，現在金價漲了不少，那批金條的市場價格早就超過了三百萬。曹輝只給五十萬，這是想把我當傻子騙。
“回去告訴曹行長，”我給老江倒了杯酒，“金條我沒有。當年的事，我早就忘了。”
老江的臉色變了變，但沒再說什么。那天他吃完飯就走了，臨走的時候拍了拍我的肩膀：“老沈，你好自為之。”
我知道，這件事不可能就這么算了。
果然，過了不到一個禮拜，曹輝親自來了我店里。
他穿了一身嶄新的西裝，頭發梳得锃亮，站在我那張破柜臺前面，顯得格格不入。
我正給一個老太太熔金戒指，看到是他進來，手里的焊槍差點沒拿穩。
“老沈，生意不錯啊。”他環顧了一圈，語氣很隨意。
“混口飯吃。”我說。
他笑了笑，湊近了一點：“剛才我說的事，考慮得怎么樣了？”
我沒有停下手里的活：“曹行長，我說了。沒有金條。”
“你蒙得了別人蒙不了我。”曹輝的臉沉下來，“那批金條的面額我一清二楚。你要是不給，我有辦法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我抬頭看了他一眼，沒有說話。
我們倆就那么僵持了一分鐘。最后還是曹輝先退了一步。他轉身走出店門的時候，冷冷地丟下一句話：“你好好想想。”
那之后，曹輝沒有再來找我。但他一直在暗中盯著我。我知道，他在等一個機會。
06
2008年是金價暴漲的一年。
那一年春天，國際金價從每盎司六七百美元一路沖到九百多美元。國內金價也水漲船高，我那批金條的市場價已經翻了將近四倍。
那段時間我經常晚上失眠，一個人坐在店里拿著計算器算賬。
二十多公斤金條，按照當時的行情，差不多值七百多萬了。
七百多萬。
我這輩子做夢都沒見過這么多錢。
那天晚上，女兒沈雨桐給我端了杯熱茶進來。她那年已經十八歲，高三了，學習成績不錯。
“爸，你最近怎么了？老睡不好。”她問我。
“沒事，就是店里生意忙，有點累。”我隨口扯了個謊。
她看了我一眼，沒有追問。她從小就知道，我這個當爸的不愛說心里話。
但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店里，差一點做了糊涂事。
我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那個號碼是我當年買金條的那家金店的老板，我們還有聯系。
我想問他，能不能把那批金條私下處理掉。
賣了以后先還銀行一部分錢，剩下的給女兒交大學學費。
電話快接通的那一刻，我猛地掛斷了。
我在干嘛？
我怎么能賣金條？
那批金條是我的“保命符”。
曹輝之所以不敢動我，就是因為那批金條還鎖在銀行的保險箱里。
如果我把它賣了，就等于我承認那筆錢是我的了。
到時候曹輝反手一紙訴狀，我就是“貪污公款、私自處置銀行資產”的罪名，跑都跑不掉。
我靠在椅背上，后背全是冷汗。
但那個念頭一旦冒出來，就像野草一樣在心里瘋長。
我開一輩子金店都賺不到那么多錢。
女兒要上大學，以后的學費、生活費、各種開銷，全都要錢。
我手里捏著那么大一筆財富卻不能動，這種滋味太煎熬了。
那天晚上我在店里坐到天亮，抽了整整一包煙。
最后我推開店門，去菜市場買了條魚，回家給女兒燉湯喝。看著她喝湯時滿足的樣子，我心里頭踏實了一點。
2015年夏天，沈雨桐考上了省城一所大學。
學費一年八千多，加上生活費和其他費用，第一年就要花掉將近兩萬塊。
那會兒金店的生意剛有起色，但我手里的現金不多。
加上前兩年店里裝修花了不少錢，賬上就剩不到三萬塊。
交完學費、買完生活用品、租完房子，手里就剩五千多塊錢。
我心里頭盤算著，這五千塊要撐到下個月的金店收入進賬，中間還有半個多月，得省著花。
就在那個時候，曹輝那邊又動作了。
這次來的人換了，換成了一個女人，說是曹輝新找的秘書。
她穿得很體面，說話也很客氣，約我在一家茶樓見面。
坐下來以后，她沒有談金條的事，而是先講了一個銀行內部的消息。
“沈先生，我跟您透個底，”她壓低聲音說，“總行那邊最近在查舊賬，您當年那筆錯賬，可能要被翻出來了。”
我心里一驚，但面子上還是穩住了：“翻出來又怎么樣？都過去十幾年了。”
“不一樣，”她搖搖頭，“聽說這次查得挺嚴的。如果真查出來當年那筆錢是從系統漏洞里流出去的，經辦人要負全責。當年經辦那筆賬的人是您，不是曹行長。”
我知道她是在嚇唬我。
但這話確實戳中了我的軟肋。
如果總行真的追查下來，我當年處理那筆錢的方式確實有問題。
私自取款、私自購買黃金，這些操作如果放到法庭上，很難解釋得清。
“你們想讓我做什么？”我問。
“很簡單，”她笑了，“把那批金條交出來，銀行會重新做賬，把當年的漏洞補上。您可以繼續好好做生意，這件事就當沒發生過。否則……”
她留下一個意味深長的停頓，站了起來：“沈先生，您好好想清楚。我過幾天再聯系您。”
她走了以后，我一個人坐在茶樓里，把那杯涼透的茶一口喝完。心里頭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樣，喘不過氣來。
那段時間我經常半夜驚醒，夢到曹輝帶著警察來抓我。醒來后看著女兒臥室的燈還亮著，聽到她在里面翻書寫字的聲音，心里頭才踏實一點。
我知道，我不能認輸。認輸了，我就什么都沒了。金條沒了，臉面沒了，女兒的學費也沒了。
一周后，那個秘書又來找我。我當著她面給張仁華打了個電話。老張那時候已經七十多歲了，但腦子還很清醒。
“合同還在嗎？”他問。
“在。”
“金條呢？”
“那就沒什么好怕的，”老張在電話里說，“讓他們來。到時候我帶上錄音帶，看誰先撐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