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睿評｜任性毀韌性、沃土變危地：美以伊戰爭制造中東五大矛盾困境

當地時間8月1日，美國國務院向中東地區美國公民發出廣泛安全警告，建議其考慮撤離或做好迅速撤離準備。據美方消息，美以正計劃對伊朗能源設施發動“迄今最猛烈的轟炸”。不過，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天晚些時候又在社交媒體發文稱伊朗和其他中東國家要求美國“暫緩攻擊”，他因而同意取消對伊朗的打擊。但伊朗軍方官員此后回應稱，所謂“伊朗要求停止攻擊”是“一個新的謊言”。

特朗普又一次摁下了“暫停鍵”，并且他還在8月2日表示，美國與伊朗將于3日進行談判。但過去一段時間的事態表明，局勢升級的陰影不會輕易消散。自2月28日美以伊戰爭爆發以來，戰爭時斷時續、跌宕起伏，并呈現出打打談談、戰和兩難的特征。2月28日至4月7日，是戰爭的高烈度沖突階段；4月8日至4月22日，是為期兩周的臨時停火階段；4月23日至6月17日，是邊打邊談、戰和兩難的階段；6月18日至7月12日是美伊達成諒解備忘錄，并圍繞其內容進行短暫談判的階段，但談判很快因戰火重燃而破產；7月13日以來是美伊談判失敗并再度發生大規模沖突的階段。

從加沙戰爭到美以伊戰爭的復合性沖突可以統稱為“第六次中東戰爭”（筆者曾在自己的專欄中對此進行專門論述），它也是冷戰后繼海灣戰爭（1991）、“9.11”事件、伊拉克戰爭（2003）、“阿拉伯之春”（2011）之后，中東地區歷史發展的又一具有分水嶺性質的重大歷史事件，同時也構成了當前世界歷史大變局深入發展的加速器。

美以伊戰爭的性質和根源異常復雜，是中東地區諸多歷史與現實矛盾疊加的產物，是國際格局和中東地區格局深刻互動的結果，同時也折射出中東地區難以破解的復雜矛盾困境。

當地時間2026年7月18日，伊朗霍爾木茲甘省，一座橋梁遭襲后部分損毀，一輛汽車翻倒在橋面。視覺中國 資料圖

一、戰爭沖突與和平發展之間的根本矛盾

從本質上來說，美以伊戰爭使中東地區2011年以來出現的發展潮流、2021年以來出現的短暫和解潮流發生歷史性逆轉，其實質是戰爭沖突對近年來中東地區微弱的和平與發展潮流的阻斷，亦即戰爭沖突與和平發展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并使中東地區和次地區、主要行為體、地區格局、地區秩序陷入深刻的矛盾困境。

美以與伊朗領導的“抵抗陣線”之間的全面沖突對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來中東地區轉型發展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尤其使作為中東地區發展引擎的海灣地區發展勢頭遭到嚴重阻遏，同時也使2021年以來的中東地區和解潮遭到嚴重破壞并有徹底被阻斷的危險。當前沙特、阿聯酋、巴林、科威特介入對伊朗及其支持者目標的打擊，使得海灣地區呈現出從被動卷入沖突到主動介入沖突的明顯變化，進而使傳統沖突集中的東地中海地區和新的沖突核心海灣地區沖突連成一片，使中東地區面臨沖突全覆蓋的嚴重風險，這在二戰以后尚屬首次。

總之，巴以沖突、黎以沖突、胡塞武裝與以色列的沖突、伊以沖突、美伊沖突使過去相對隔離的東地中海地區沖突與海灣地區沖突對抗密切聯動，嚴重惡化了中東地區的安全環境，甚至有可能使中東地區尤其是海灣各國的諸多發展“愿景”變成“2026夢魘”。

二、美國霸權韌性與“特朗普任性”之間的矛盾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霸權便呈現出總體相對衰落的趨勢，但其自我調節和自我修復功能使美國霸權具有深厚的歷史韌性，并因收獲冷戰紅利和贏得海灣戰爭勝利，使美國霸權在海灣戰爭后達到巔峰。

2003年伊拉克戰爭后，美國呈現出霸權總體衰落的疲態。因此，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延續和重塑日趨衰落的霸權構成了奧巴馬、拜登和特朗普政府的戰略共識，其在中東的具體表現即戰略收縮為主，有限干預為輔，這也是長期以來美國霸權自我修復機制的體現。

盡管美國歷屆政府中東政策的手段不同，但戰略收縮的總體態勢成為近二十年來美國中東政策的基本特征。特朗普當政以來，盡管美國在巴以問題、伊朗核問題上采取激進政策，對地區反美力量果斷出手進行軍事打擊，但仍基于戰略收縮政策的結構性制約而呈現快打快收、快進快出的特點，其典型案例是2025年閃擊伊朗的“十二日戰爭”，以及打擊胡塞武裝的淺嘗輒止。其根本目的在于避免使美國在中東再度陷入戰爭泥潭。

但是，在今年已持續五個月的美以伊戰爭中，在快速更迭伊朗政權的目標化為泡影后，美國陷入了與伊朗的長期性非對稱消耗戰爭，且并不占優勢。在此過程中，美國不僅未能實現對伊政策的傳統目標（解決核問題、導彈問題、地區代理人問題），反而在新近產生的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上與伊朗陷入封鎖與反封鎖的拉鋸戰。

幾個月來，伊朗日益成為考驗美國霸權和戰略能力的難啃的骨頭，亦即戰和兩難的矛盾困境，其本質是維系美國霸權韌性與“特朗普任性”之間的矛盾。具體來說，商人風格的特朗普并不想使美國因發動大規模戰爭陷入戰爭黑洞，甚至重蹈英國、蘇聯霸權在中東被埋葬的歷史覆轍，但好大喜功的特朗普又不甘心接受“不勝”，尤其是難以接受伊朗控制霍爾木茲海峽的局面。

目前，進退維谷的特朗普仍在戰和之間躑躅不前、左顧右盼，并尋求捕捉新的機會。但殘酷的現實是特朗普的軟硬兼施都無法令伊朗妥協，以致陷入了深刻的戰略和政策困境，并在話語上陷入語無倫次、前后矛盾、自我否定的尷尬。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7月29日報道，有消息人士披露，特朗普上周在一次與國家高層安全官員的會晤中“大發雷霆”，并在會上“大聲咒罵”，以表達他對局勢遲遲沒有進展感到失望。有分析指出，盡管特朗普政府在這場沖突中取得了“一系列戰術上的勝利”，但如今美方正“面臨一場戰略上的失敗，且缺乏明確的指導方針或決斷”。

盡管當前特朗普尚未喪失戰略理性，仍在極力維護戰略底線，但一旦美伊沖突出現令雙方難以接受的惡性事件，進而使美國逐步被動走向大規模戰爭，特朗普不僅會為自身的任性付出沉重代價，也將傷及美國霸權的韌性，甚至危及美國霸權的命運。

三、伊朗國際和地區影響力擴大與國家發展嚴重受阻的矛盾

在此次戰爭中，伊朗盡管在物質、人員、精神等層面遭受嚴重的損失和挫折，但伊朗無疑在各方面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顯示了國家韌性，擴大了地區和國際影響。在政治上，伊朗挫敗美國政權更迭圖謀，并實現政權過渡；在民族精神方面，伊朗通過戰爭動員凝聚了波斯民族反抗強敵外侮的民族精神；在軍事上，伊朗通過消耗戰成功抗衡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軍事霸權，在地區盟友網絡遭到嚴重打擊的情況下，仍艱難維系“抵抗陣線”的完整和戰略互動；在核心利益層面，伊朗不僅堅持在核問題、導彈問題、地區代理人問題等傳統問題上不讓步，而且憑借霍爾木茲海峽的武器化使美國霸權面臨嚴峻考驗。

但是，此次戰爭不僅使伊朗付出沉重的代價，而且也使其國家發展陷入更加深刻的困境。在對外層面，伊朗與美以從暗戰走向全面沖突、代理人網絡受損嚴重、與海灣阿拉伯國家陷入對抗，無疑使伊朗陷入了深刻的安全和外交困境，甚至有可能重回1979年革命后的地區孤立；對內層面，革命衛隊權力集中導致的保守化、意識形態與國家發展矛盾張力擴大、改革派與保守派矛盾痼疾加重、積重難返的經濟和民生困難……，都使伊朗的國家治理陷入了嚴重的困境。

四、以色列地區霸權擴張與嚴重安全和外交危機之間的矛盾

在安全層面，以色列陷入安全空間不斷拓展與安全困境持續加深的矛盾困境。自2023年“第六次中東戰爭”爆發以來，以色列相繼對巴勒斯坦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以及敘利亞發起了一系列的掃蕩式的重拳打擊，并且在黎巴嫩、敘利亞、巴勒斯坦加沙地區極力建立安全緩沖空間，直至裹挾美國對其地區勁敵伊朗兩次發動戰爭，企圖全面瓦解伊朗政權以及“抵抗陣線”對以色列的安全威脅。在此過程中，盡管伊朗和“抵抗陣線”在軍事上遭到重創，以色列在其周邊的安全緩沖空間得到極大拓展，但政權依舊穩固的伊朗、體系依舊完整的“抵抗陣線”，無疑將更加仇視以色列，進而進一步固化和深化其愈擴張、愈不安全的困境。

在外交層面，以色列陷入了軍事強勢擴張與外交危機加劇、國家軟實力受損嚴重的矛盾困境。“第六次中東戰爭”爆發以來，以色列在軍事和安全層面的激進政策程度，達到了冷戰后前所未有的程度，盡顯“中東小霸王”打擊敵人無所不用其極的殘酷。但其政策也遭到了國際社會強烈譴責，包括美國和西方社會內部乃至海外猶太人對以色列的負面認知也呈不斷上升態勢，歐洲更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承認和支持巴勒斯坦國的潮流。因此，以色列不僅陷入了嚴重的外交孤立，其基于猶太文明和科技創新能力的國家軟實力，因歷史苦難而獲得的國際同情，都因以色列的暴力極端政策而不斷流失。

五、海灣地區安全和發展之間矛盾空前加深

在歷史上，海灣地區始終存在不同的安全威脅，但更多是一種潛在的威脅，而不是嚴重的現實威脅。在冷戰時期，盡管美蘇爭霸和五次中東戰爭都對海灣地區有一定的影響，但更多是潛在的、心理的威脅，并未轉化成嚴重的現實安全威脅，海灣國家通過“石油換安全”的方式，在美國的安全庇護下安享石油福利。即使是1979伊朗輸出“伊斯蘭革命”和兩伊戰爭，海灣國家也未曾經歷本土遭嚴重打擊的厄運，兩伊之間的油輪戰的威脅也相對有限。

冷戰結束后，除科威特曾經歷伊拉克入侵的威脅外，海灣國家未經歷過集體性的國土安全威脅。無論是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期間，還是“阿拉伯之春”和“伊斯蘭國”泛濫期間，海灣國家所受到的威脅也都是具體的局部威脅。因伊朗革命和兩伊戰爭建立的海灣合作委員會，也更多著眼于維護海灣國家的政權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未曾經歷嚴峻的安全挑戰。因此，在過去，在海灣國家的安全觀中，美國的安全保障也被視為遮風擋雨的絕對的保護傘。

但是，在兩次美以伊戰爭中，海灣國家本土集體性地因伊朗報復美國而成為伊朗打擊的對象，受打擊目標也從最初的軍事目標擴展至能源基礎設施、海水淡化設施、美國投資的企業等民事目標，進而使海灣國家陷入了其巨大發展潛力、強烈發展愿景與嚴重的政治、安全瓶頸之間的矛盾，并且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更加充滿諷刺的是，長期作為海灣安全保障的美國軍事基地，竟然成為海灣國家“被牽連”而遭伊朗報復性打擊的原因。

在此次戰爭前，海灣國家普遍發展勢頭強勁，無論是從石油經濟向多元經濟轉型，還是大力推進國家發展愿景和高新科技發展，海灣都成為世界矚目的投資熱土。但是，在此次戰爭中，海灣國家本土頻遭打擊，石油出口受阻，國際投資銳減，國家戰略被迫從發展優先轉向安全優先，都嚴重破壞了海灣地區的發展。

從更廣大的阿拉伯世界的角度看，其前景更加堪憂，其突出表現是東地中海地區（黎凡特地區）和海灣地區的阿拉伯國家，都成為美以與伊朗沖突的戰場。東地中海地區的黎巴嫩、敘利亞、巴勒斯坦成為以色列肆意發動軍事打擊的對象；海灣阿拉伯國家、約旦則成為伊朗為報復美以而進行打擊的對象。這同樣嚴重破壞了本就困難重重的阿拉伯國家的轉型發展。

總之，在美以伊這場地區性戰爭的沖擊下，不僅美以伊三方作為沖突的當事方各自陷入了嚴重的危機和困境之中，而且使阿拉伯國家尤其是原本是發展沃土的海灣地區深受其害，整個中東地區也陷入了激烈的軍力競爭和安全競爭，地區失序日趨嚴重，地緣政治博弈錯綜復雜，中東地區的和平發展嚴重受阻。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